有一天，我打开更衣室的门，看见一个陌生人在更衣室的门里向我招手，我吓得险些惊叫出声，而那个陌生人竟然就是前几天那起凶杀案的……
一位诚实的旅行者，如果他曾经看到类似海蛇一样的奇异生物，就不应该害怕提到这件事。如果他有了一些奇怪的预感、冲动、幻想、梦境或其他一些显著的脑部印象，那么在他说出这些事情之前，他已好好地考虑了。而对于一些人的沉默寡言，我把它们归结为与这些主题有关的含混不清。在进行客观创作的时候，我们不习惯交流对这些主观事物的经历。
不管怎样，在我所要叙述的事情中，我并不打算创立、反对或支持任何一种理论。我了解柏林图书出版商的历史，我曾经研究过大卫·布鲁斯特先生最近创作的那本《皇家天文学家》中妻子的案例，而且我还对我的朋友圈中出现的更为奇怪的想法进行过详细研究。
说到这里有我必要声明一点，受害人（一位夫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一部分，而这是毫无根据的，它与我的任何怪癖无关，也与我先前的任何经历无关，更与我此后的经历无关。
这件凶案刚被发现的时候没有任何嫌疑人，或者可以这么说——没有人认为那个随后被送上法庭的人会有重大嫌疑。因为在报纸上没有出现过任何对他的报道，由此可知，报纸也就不可能对他作出任何描述。我们必须记住这个事实。
吃早餐时，我打开晨报，继续关注着有关那件凶案的消息。我把那篇文章读了两遍，如果不是三遍的话。报纸上称事件是在一间卧室里发生的。当我放下报纸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我找不到一个词来描述我的状态——我经过自己房间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那间卧室，就像是一幅图画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奔腾的河流上。尽管这一刻转瞬即逝，它还是相当清晰的，以至于我清楚地观察到床上并没有死尸。
在一点儿也不浪漫的地方，我也出现过这种古怪的感觉，那是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房间里，距离圣詹姆斯大街的拐角很近。当时我正坐在摇椅里，伴随着奇怪感觉而来的一阵颤抖，椅子开始晃动起来。（要说明的是，通过小轮可以轻易晃动摇椅。）
我走到一扇窗户前（房间在二楼，房间里有两扇窗户），看着楼下皮卡迪利大街上移动的物体，想让自己的眼睛放松一下。
那是一个明媚的秋日清晨，大街上欢快的人群川流不息。风很大，当我向外观望的时候，从公园那边吹来了几片落叶，一阵狂风卷着它们，打着旋。当风稍小些的时候，树叶就散落一地。我看到马路对面的两个男人，正从西侧走向东侧，他们一个紧跟在另一个身后。
前面的那个男人频频回头张望，第二个男人跟在他身后大约30步的距离，威胁性地举着右手。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个威胁性手势的奇异和始终如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他们在其他行人中穿梭前行，就我所能看到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他们让路，和他们接触。
经过我的窗口时，他们都抬头注视着我。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两张脸，我确信，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能再认出他们。走在前面的那个男人看上去愁眉苦脸的，跟在身后的那个男人脸色像不纯净的石蜡。
我是一个单身汉，我的男仆和他的妻子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在一家银行上班，并希望自己作为部门主管的责任能像它们通常被认为的那样轻松。那个秋天，我被留在镇子上，那段时间我处于变化之中。我没有生病，但是自我感觉不好。我的工作快让我的疲倦感达到了顶点，并让我对单调的生活产生了压抑的感觉，另外我还有一些“轻微的消化不良”。我那颇有名望的医生向我保证说，我那时候的健康状态完全没有问题，我引用他诊断书中的话回答了自己的提问。
随着连环谋杀案的案情逐渐明朗化，其对公众情绪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身处对此问题的普遍关注之中，我尽可能让自己少了解其中的情况以免受到影响。但是我知道，警方已经对谋杀嫌疑犯提出了蓄意谋杀的罪名，而且已经将他送进监狱关押了。我还知道，以一般性偏见和准备辩护所需时间为由，他的审判已经被推迟到下一轮中央刑事法庭开庭。我可能还知道，但我认为自己并不知道，何时或大约何时，延期的审判将开始进行。
我的起居室、卧室和更衣室都在同一层楼，更衣室与卧室相连。事实上，更衣室有一扇门通往楼梯，不过那扇门早已被钉死了。
一天晚上，我站在自己的卧室里，在我的男仆临睡前对他做了一些指示。我的脸正对着唯一可以通往更衣室的那扇门，当时门是关着的，而我的仆人背对着那扇门。在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很诚挚而又神秘地对我招手。那个人就是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两个男人中的后面那一个，也就是那个脸色像不纯净的石蜡的男人。
过了一会儿，那人向后退去，关上了那扇门。我毫不迟疑地穿过房间，打开了更衣室的门，向里看去。我的手上举着一支点着的蜡烛，但心里并没有指望能在更衣室看到刚才那个人，况且我确实没有看到他。
我知道我的仆人站在那里感到很迷惑，我转过身对他说：“德里克，你相信吗，在我很镇定的情况下，我想我看到了一个……”正当我把手放在他胸口的时候，他突然开始不停颤抖，说：“哦，上帝呀，是的，先生！一个在招手的死人！”
当我碰到他的手的时候，他的变化如此令人吃惊，让我完全相信他在那一刻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我这里证实了我的所见。
我让德里克拿来一些白兰地，并为他斟了一杯，同时也给自己倒了一点儿。我把那人刚才在门口招手的表情和当时我站在窗口时他盯着我看的表情比较了一番，最后得出了结论：首先，他试图把他自己绑在我的记忆中；其次，他确保自己能够被立即回想起来。
第二天白天，我好好地睡了一觉，约翰·德里克在床边叫醒了我，手中拿着一张纸条。表面看上去，这张纸条在送信人和我的仆人之间经历了一番争夺。那是一张传票，要求我在即将开庭的中央刑事法庭当陪审员。
德里克知道，我以前从未被要求出席这样的陪审团，他认为那种级别的陪审团成员应当在比我等级低的工作行业中挑选，所以一开始他拒绝接受这张传票。送来传票的人非常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他说，我的出席或缺席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于是，这张传票就到了我面前，我应当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
在大约一两天的时间里，我都无法决定是回应这一传召，还是将它置之不理。不管怎样，我都没有意识到最细微的神秘的偏见、影响或是吸引力。最后，就当是打破我单调的生活，我决定出席陪审团。
预约的那个早晨是11月份中一个普通的清晨。皮卡迪利大街上弥漫着浓浓的棕色雾气，它逐渐变成黑色，在圣殿酒吧的东面颜色最重。我借着煤油灯的光亮找到了法院的走廊和楼梯，法庭上也点着煤油灯。
直到我被法警领着走进法庭，看到拥挤的人群前，我都不知道今天就是判决谋杀犯的日子。在我费力地挤进法庭前，我都不清楚应该参加两个法庭中的哪一个陪审团。只是这绝对不能作为一种肯定的断言，因为我对自己头脑中的任何一个想法都不满意。
我在陪审员等候的地方坐下了，我环视着法庭，感觉现场气氛沉重。我注意到高大的窗户外面凝结着一层窗帘一样的黑色水蒸气，我还注意到街道中车轮压在废弃稻草上那令人窒息的声响，还有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发出的嗡嗡声，人群中不时发出一声尖锐的口哨或对其他人打招呼的声音。
随后，两名法官走进来并坐下，法庭上的嗡嗡声立即停止了，谋杀犯被带到审判席上。他出现的那一瞬间，我认出他就是皮卡迪利大街上那两个男人当中走在前面的那一个。
如果有人那时候叫我的名字，我可能怀疑我是不是答应了。不过，在我的名字被点了6次或8次之后，我回过神来，答了一声：“到！”当我走上陪审席的时候，犯人开始骚动起来，向他的辩护律师招手示意。犯人反对我的意愿是如此明显，引起了一阵暂停，在这期间，辩护律师靠在被告席旁，和他的客户耳语一番，并且摇着头。
随后我从那位绅士那里得知了犯人说的话，这些话实在令人惊讶：“反对那个人做陪审员！”但是由于他提不出任何理由，并且也承认在我的名字被提起之前他从未听说过我，所以，他的反对也就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