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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避席畏闻文字狱(2)

明朝初期,许多士子们不肯与新朝合作,也是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重要原因。士子们留恋旧朝,又看不起农民出身的皇帝,对新朝的前途缺乏信心,故此,大多数人都不愿出仕。所以,明初征辟士子,往往由地方官押解上路,如同囚徒。而一些武将自以为出生入死打下天下,见到文人被重用,心存嫉恨,屡屡中伤。有人在太祖面前说,文人善于讥讪:张士诚的名字是请身边文人起的雅名,却不知《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也”,其实是在借机骂他。太祖一查,果然如此,因此非常注意从臣子的文字中寻找“讥讪”字句,屡兴文字狱。著名诗人高启,应苏州知府之请,为其新宅写了《上梁文》,结果因文中有“龙蟠虎踞”一词被腰斩。状元出身的翰林院修撰张信,是皇子们的教师,有一次,他教皇子们写字,随手写了杜甫的一句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贴,碰巧给前来巡视的朱元璋看见了,认定张信是借古讽今,嫌朝廷寒酸,怒骂道:“堂堂天朝,讥诮如此!”随即下令将张信腰斩。

对读书人如此,对僧人也是一样。有一次,朱元璋请了一位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和尚来宫中吃饭。这位和尚一见皇帝请自己吃饭,非常高兴,在酒宴上即兴赋诗一首献给朱元璋。其中有这么一句:“金盘苏合来殊域。”意思是:金盘子里装的苏合香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朱元璋抓住“殊”字做开了文章。他认为“殊”字左边是一个“歹”字,“歹”字的本义是“死”,后引申为“坏”、“恶”的意思;右边的“朱”,指朱元璋自己或朱明王朝,“殊”就是“歹朱”、“死朱”、“坏朱”的意思。他认为这个和尚有意用“殊”字骂他,于是下令将这个和尚杀了。

万马齐喑究可哀——清朝文字狱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清朝为何实行文字狱?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年间,主要为了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排除朝廷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治。

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被革职,交刑部论罪。同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五年,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康熙皇帝在文化方面颇有贡献,开博学、鸿儒科选仕,以振起文运。但康熙皇帝在文字方面也非常敏感,康熙年间较著名的文字狱案有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朱方旦案等。

庄氏明史案。康熙年间,浙江乌程(今吴兴)富商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传》,邀集许多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已经去世,其父庄允城将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都被处死。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康熙画像

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年间,方孝标曾经到云南在吴三桂部下做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而免除一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倾向明朝的口气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到黑龙江。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雍正皇帝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不料年羹尧开始居功自傲,久而久之,雍正皇帝就想除之而后快,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雍正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雍正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雍正时期比较著名的文字狱还有吕留良、曾静案,这也是清朝唯一一件和谋反还搭点边的文字狱。据记载,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弟子教书,后来他落发为僧,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吕留良死后,湖南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打听他遗留的文稿。张熙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4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并商量怎样推翻清王朝。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颇受重用。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匡复明朝就大有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在威逼张熙交代同谋不成之下,假装答应,张熙于是将他们的计划、主谋人员一一交代。岳钟琪马上上奏雍正,报告这起谋反事件。雍正帝将他们严加查办,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乾隆时的文字狱,达到顶峰,比较著名的是王锡候字贯案。相传,江西举人王锡候历时17年,编写了一本简明实用的字典《字贯》。想不到,这部普通的字典,却招来了一场大祸。祸起于该字典一篇王锡候写的“自序”。王锡候认为《康熙字典》所收46万字,查阅时往往“查此遗彼,举一漏十”。而《康熙字典》却是康熙皇帝“御制”的,这样无疑是贬损了康熙皇帝。王锡候本家有个光棍无赖王泷南,为了报复王锡候过去曾告发过自己,向官府告发王锡候的《字贯》有“狂妄悖逆”之罪。乾隆御览了《字贯》以后,勃然大怒,认为该书在“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于是断定“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这样《字贯》一案,突然升级为钦办特大逆案。案发这年十一月,王锡候即被执行死刑,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21人株连判罪,连未满周岁的小儿子也判为功官家奴。查没家产时,把家用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通计算在内,官府估价不过六十几两银子。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由于乾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100多年的文字狱,在乾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