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自然形式直接成为劳动的社会形式。今天，几乎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懂得，在市场经济下，或者说，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下，每个人、每个企业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是否具有社会性，主要看他的劳动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转换成货币，成为别人或别的企业的有用物品。只有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出去，转换成货币而花费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否则，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转换不成货币，即使花费的劳动再多，也是私人劳动，也是对社会没有用的劳动，当然，也就不具备社会性。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你是人民公社社员、工厂工人、政府机关职员或干部，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事什么劳动，不管你生产的产品是否卖出去，是否转化为货币，你都会无忧无虑地领到一份工资或分到一份实物。个人没有失业的忧患，企业没有破产的危险。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产品直接成为社会的产品，企业也直接成为社会的企业，这种劳动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多么具有自然经济的模式！
在计划经济下，存在大规模的联合和协作，但这种联合和协作以直接命令为基础，注重的是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马克思于1851年8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联合。他写道：“按照自我牺牲法则建立的联合，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性的行为，是一种毫无积极意义的超自然的同盟，是一种神话。不能把联合同必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性基础上发展的新的关系混为一谈。联合使缔约者处于同等地位，是他们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使他们丧失个性。”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特别强调和推行马克思在这里严厉批判的按照自我牺牲法则建立的大联合，为了联合而进行的联合，只对能力弱和懒惰的人有好处的联合，使联合者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使他们丧失个性的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并没有产生出好的结果，甚至是有害的。这些事情，都是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无需用事实加以证明。因为这种联合具有自然经济下联合的弊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仅仅被看成是劳动者，没有被看成是追求自我利益的经济人。生产资料仅仅被看成是生产工具，没有被看做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土地仅仅被看做劳动的对象，没有当做能产生地租的资本。到这里，我们才能清楚认识到，计划经济是一个没有虚拟经济与之配合的单纯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是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而货币和信用是经济社会的血液。正如马克思引用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的话所说的那样：“资本的不断预付和不断流回，就是人们称之为货币流通的东西。这种有用的和有成效的流通，赋予社会的一切劳动以生气，维持政治机体的运动和生命。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流通比作动物躯体内的血液循环。”难道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不像一个白血病患者吗？难道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起来却缺乏生气，不是因为货币供给不足、交换不够、信用不发达、资本不流动所引起的吗？难道计划经济和自身造血功能有问题、供血经常不足的白血病人不相似吗？毋庸置疑，这种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计划经济是一种落后经济。
倒卖批文惹的祸——寻租
和珅被誉为历史上的“贪污之王”，他的财产相当于当时清朝15到20年的财政收入，在他的巨额财产中，绝大部分的份额是他的贪污受贿所得。
和珅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经常索贿受贿。有一年，有个叫孙士毅的总督，从安南（今越南）回京述职。在前往金銮殿的宫门之外偶遇和珅，和珅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一个用珠子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和珅一见，便爱不释手，口中连连称赞，把玩了一会，就对孙士毅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送给在下呀？孙士毅说是用来进献皇帝的。和珅没想到孙士毅竟然拒绝了他，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掩饰说，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几天之后，孙士毅又在军机处见到和珅，和珅手拿一个鼻烟壶，正是他进献给皇上的那个。和珅得意地笑道：此物乃是皇上所赐的。
大多数人不像孙士毅那样不懂“世故人情”，而是积极向和珅“送好处”，为自己谋得利益。据说，江苏吴县有一个大珠宝商，将特大珍珠藏在金制的圆盒里面，外面配有精致的小木箱，一个要卖二万金。尽管价格不菲，但是一些官员还是争相购买，还唯恐买不到。有的人问这些官员：你们买如此昂贵的珠子，有什么用途啊？这些官员回答说：献给和中堂。
其实和珅的贪污行为可以用一个经济学词汇来归结：寻租。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寻租”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寻租是指通过国家的保护所产生的财富的转移，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这种努力把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了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降低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寻租者通过特殊的地位或者垄断权力将本应该属于别人或者公众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寻租则是把权力商品化，或曰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像物质形态的土地、产业、资本那样，在这里，权力也被物化了，转化为商品货币，进入消费和财富等环节。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
寻租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97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首次公开发表了《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深入研究和探讨了由于政府对外贸易的管制而产生的对租金的争夺活动。这篇文章因此成了现代寻租理论的里程碑，克鲁格因此也被视为寻租理论的鼻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寻租活动呢？因为社会有设租的存在。许多行业都规定了特殊的经营群体，这样由于进入的限制，人们为了进入这些领域，就需要开展寻租活动，争夺经营权；由于特殊行业的管理者拥有绝对的审批权力，是人们公认的“肥缺”，所以很多官员就开展寻租活动，争夺这个权力以及权利。
所以，寻租理论认为，寻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行政干预越多，管制越多，寻租的机会就越多，社会资源的浪费就越严重，负面的效益就越大。图洛克把寻租看成是“负总和的游戏”。所谓“负总和”，就是说财富根本没有任何增加，只是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而财富在过手的过程中还要损失一定的交易成本。寻租活动就整个社会效益来说它创造的是一个负值，社会的财富减少了。
王得归曾任某县原县委书记，2006年，因受贿200多万余元，被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入狱之前，王得归为自己算了一笔贪污账，结果他很是后悔。因为他的贪污成本竟也是如此巨大。王得归说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仅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在社会上产生恶劣的影响，也给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带来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压力，造成了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精神上严重创伤的悲惨结果。
为能让自己得到宽大处理，王得归彻底坦白交代了他的全部犯罪事实。为了退还赃款，两家的兄弟姐妹倾尽全力为他筹退了150万元。通过财产清算，最后他仅剩85平方米的住房得以避风雨。王得归懊悔自己的行为，想到服刑期间及释放后的生活，想到一家人要全靠妻子每月千元的工资，他悔恨不已。王得归懊悔地说：“假若我不犯罪的话，我还可以工作10年，退休后再活10年，这20年工资、退休金可达65万元。这样看来经济上损失惨重。其实更为悲惨的是对亲人精神上带来的创伤。”
就是这些掌握社会权力的官员们，将国家赋予的权力当成一种可以出租获利的物品，对外出租，获得租金。寻租包括两个方面：官员手中有了可以出租的权力，他要寻找到租用他权力的人才能收到租金，所以他要寻找租用的一方；另外，社会上的一些能够接近这些掌握国家垄断权力的人，也要寻找拥有对外出租权力的垄断人物，他要寻找到出租的一方。
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那么如何来控制官员手中的权力呢？
首先，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那些政府中不受权力约束的官员是寻租活动的根源，因为政府也是由人支配的，政府官员也是理性有限的经济人，要限制寻租活动，首先就要通过制度建设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权力，制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要尽可能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也就是说要减少人为“设租”的可能性。
最后还要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公众对政府的决策、审批有合法的知情权。
在可能的情况下，当内部的阻力足够大的时候，借助外在力量的推动来减少寻租活动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因为自己的刀有时候削不了自己的把。比如国家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大量削减行政审批，向国际接轨，这就是借助外力推动的最好证明。
对于贪污腐败来说，总要有一个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贪官们在进行贪污时，也会作为一个经济人来权衡这两方面。当成本大于收益时，贪官就会放弃腐败；反之，就会助长腐败行为的发生。
低成本、高收益，听起来利润非常大的一项经济活动必然同时伴随高风险。贪污就是这样一种交易活动。贪污的成本非常少，但是由于贪污带来的收益却可以让贪官们一下置办几处豪宅，可谓收益巨大。但是贪污本身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贪官在贪污的时候要警惕被国家司法机构查处身败名裂的风险。但与这种风险相比来说，贪污带来的高利润真正成了“贪污的诱饵”。
“挖坑”能带动经济发展——政府干预
大家都是理性经济人的时候，便会出现“理性合成谬误”的状况。因为，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但人人理性也会发生集体的“理性合成谬误”，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政府干预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大家知道，自斯密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人们普遍接受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观点，即在自由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只扮演一个极其简单的被动的角色——“守夜人”。然而，自由主义经济随着20世纪的一场大萧条而受到严峻挑战。1929～1933年期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就是自由经济主义弊症爆发的结果。因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者浮出水面，他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再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成为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必须平衡以及调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就是政府干预理论。
政府干预理论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本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中有一则著名的经济学寓言“挖坑”。
乌托邦国处于一片混乱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完全瘫痪的境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们束手无策。这个时候，政府决定兴建公共工程，雇佣200人挖了很大的坑。雇200人挖坑时，需要发200个铁锹；发铁锹时，生产铁锹的企业开工了，生产钢铁的企业也开始工作了；发铁锹时还得给工人发工资，这时食品消费也都有了。通过挖坑，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大坑终于挖好了，政府再雇200人把这个大坑填好，这样又需要200把铁锹……这样，萧条的市场终于一点点复苏了。经济恢复后，政府通过税收，偿还了挖坑时发行的债券，一切又恢复如常了。
也就是说，当一国经济萧条时，政府应该出来做事，用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投资及调控的方式进行公共设施建设，把经济拉动起来，让经济从萧条中摆脱出来。凯恩斯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频频挥舞，带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经济危机的泥沼中走出来，并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滞胀”的状态，无论政府如何挥舞那只“看得见的手”，经济总是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在不断地上涨。这便是“政府失灵”的状况。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人们普遍寄希望于“两只手”的配合运用，以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政府干预的积极方面及其局限性。
灯塔为什么只能由政府来兴建——公共产品
早期的英国，灯塔设施的建造与管理是由私人提供的。由于海上航行经常出事故，为了满足航海者对灯塔服务的需要，一些临海人家自己出钱建设了灯塔，然后根据过往船只的大小和次数向船只收费，以此作为维护灯塔日常开展的费用并获取一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