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愚公不修路而是移山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万丈。北山居住着一个愚公，他年纪将近90岁了。他家正对着两座大山，苦于大山阻塞了他家的出路，他召集全家来商量说：“我要和你们尽全力挖平险峻的大山，一直通到豫州的南部，到达汉水的南岸，可以吗？”大家纷纷地表示赞成他的意见。于是在愚公的率领下，三个能挑担子的儿孙，将敲凿的石头和挖掘的泥土用箕畚搬运到渤海的边上。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他们才能往返一趟。愚公移山的事情遭到了智叟的嘲笑：“以愚公这样的年纪和体力，怎么能搬得动这么多的山石土块？”愚公说：“我的子子孙孙是不断绝的，但是山却不会增高，因此一定能挖掉这两座山。”这样，愚公每天挖山不止。后来，天帝知道了这件事，被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就命夸娥氏的儿子搬走了两座山，从此愚公的家门前路途平坦。
愚公移山的精神为毛主席所称道，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愚公移山绝对不是精明的经济学选择。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来说，挖山的成本过高，需要子子孙孙无数代的付出，收益仅仅是方便了愚公后代的出行。与搬家相比，移山显然是成本高、收益低。
当然，作为一种精神，“愚公移山”代表着执著与坚持，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和经济学不能混为一谈。
经济学中，做出任何选择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经济学家讲实际，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表现什么精神，而是要获得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个人的、群体的，也可以是整个社会的。要获得利益就必须进行成本收益计算。那种收益小于成本的事，无论体现了多么重要的精神也不会做。愚公移山只是为了出行方便，但为了出行方便而世世代代去挖太行和王屋这两座山值不值得呢？挖山是有成本的，且不说为了挖山所需要的镐、筐等需要花多少钱，仅就愚公一家人不从事任何有酬劳动，放弃的收入该有多少啊！如果天帝并没有将山移走，那愚公的后代可能直到现在还在挖山！这就是愚公移山的预期成本。但是“愚公移山”的预期收益是方便出行。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很明显是成本过高而收益过小。
其实除了移山之外，愚公他们家还有另外几种选择：第一，全家搬家，到交通方便的地方，不用非得住在山窝里。第二，购买毛驴之类的交通工具，骑毛驴外出爬山也是一种选择。虽然有购买毛驴、走山路这些成本，但总比移山成本要小。第三，修路。尽管修路也不易，但总比挖整座山容易。如果真把方便出行当件事做，肯定还可以想出其他替代的办法。“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各种可行的方案中应该选择达到既定目的成本最小的方法。
《圣经》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有关继承权的故事：
在西方，长子拥有继承家族一切权力的资格，这就是长子权。犹太族长以撒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两兄弟长大后，以扫好动，常外出打猎；雅各有心机，常在家里帮助料理家务。
有一天傍晚，以扫打猎回来，又饥又渴，看见弟弟雅各在熬红豆汤，就对他说：“我饿极了，给我喝点红豆汤吧！”雅各说：“你要喝汤，就把你的长子权给我。”以扫说：“我都要饿死了，要这长子权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便按雅各的要求，对天起誓，把长子权给了雅各，换来饼和红豆汤。以扫吃饱喝足后，起身走了。
以扫哪里想到，为了这碗红豆汤，他的后裔便注定要服侍雅各的后裔。
红豆汤代表眼前的小利益，而继承权才是长远的大利益。庸俗的人容易为了眼前的小利益而丢掉长远的大利益。因此，人们在做事时不应该只停留在眼前的利益上，而要有长远的打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为红豆汤放弃继承权的故事不胜枚举。某教授曾经举例说，山西某市以几千万的价格卖掉价值2个多亿的国有企业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他认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卖掉中小国企是正确的，随着经济发展，由企业或个人获得或使用国有资源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政府仅仅为了得到些许收入而低价卖掉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那就是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人民的长子权。
关于红豆汤与继承权的关系，很多人并不是不清楚。作为理性经济人，任何人都会选择继承权而不是红豆汤，因为继承权的重要性和价值远远高于红豆汤。但是，当红豆汤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被红豆汤的美味所吸引，此时对于自己而言的大利益“继承权”早已经抛至九霄云外。
换一个角度说，也并不能认为选择红豆汤就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理论，其实这就是人的有限理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扫十分口渴和饥饿，要红豆汤就是他的理性选择。但是从长远看，这样的理性选择无疑是不理性的。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既要看到短期利益，更要看到长期利益，必须经过理性思维，做出自己的选择。为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无论怎样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为什么生活中只有霍布斯选择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所有人买我的马或者租我的马，价格绝对便宜，并且你们可以随便挑选。霍布森的马圈很大，马匹很多，然而马圈只有一个小门。高头大马出不去，能出来的都是瘦马、赖马、小马，来买马的左挑右选，不是瘦的，就是赖的。霍布森只允许人们在马圈的出口处选。大家挑来挑去，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是一个低级的决策结果，其实质是小选择、假选择、形式主义的选择。
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着有限的选择，无论你如何思考、评估与甄别，最终得到的还是一匹劣马。后来，管理学家西蒙把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讥讽为“霍布森选择”。霍布森选择是一个小选择，是一个假选择。
“霍布森选择”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虽然从理论上说你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选择，但因某些限制的存在，减少了你选择的范围，甚至只允许你有一种选择。所谓的“自由选择”总是或多或少受到限制和约束，这使得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一个“自由”的大学生来说，他毕业后可以工作，可以攻读研究生，可以出国留学，甚至可以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真实的选择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囊中羞涩，出国留学的选择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因为英语基础差，通过考研英语分数线的可能性很低，这无疑又使读研成为弃选项；因为家里强烈反对他做自由职业者，于是必须得放弃这种选择……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给选择套上的枷锁，因此他必须在毕业后找寻一份正式的工作。
受到限制的选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现代商品经济下，生产资料日益丰富，走进超市面对各种品牌的同类商品往往会使人有点无从下手，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哪个，很担心自己的选择会选中了质量差的产品。谁能保证自己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呢？而如果只有一种商品可供选择，人们对该商品的认知已经很清晰，不再有这些担心，人们至少可以选择买或不买。此外，如果只有一种选择，也可节省选择的机会成本。
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多的选择机会总是令人身心愉悦。因此，我们理应利用自己的智慧之眼，洞悉所谓的“霍布森”选择，为自己创造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
一个老者携孙子去集市卖驴。路上，开始时是孙子骑在驴背上，爷爷在地上牵着毛驴走，有人指责孙子不孝。听到人们的指责后，爷孙二人立刻调换了位置。调换位置后的爷孙俩，又听到有人指责，说老头虐待孩子。于是爷孙两人都骑上了驴。一位老太太看到后又为驴鸣不平，说他们不顾驴的死活。最后，爷孙二人都从驴背上下来了，徒步跟驴走，不久又听到有人讥笑：“看！一定是两个傻瓜，不然为什么放着现成的驴不骑呢？”爷爷听罢，叹口气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咱俩抬着驴走，可这样一来，岂不更让人笑掉大牙？”
每个人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认知，在经济生活中也是如此。面对一件相同的商品，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做选择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来看，比如人们选择一项投资，总是选择投入最少、收益最大的。有人做出选择是从物品的使用价值角度来实现的，例如人们在沙漠中对水的珍视就比其他物品要高。还有人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方面来做出选择，如有人喜欢集邮，花费千金也要集齐一套完整的邮票。但是，非得要说谁做出的决策或者选择是最优的，恐怕谁也不能说服谁。
因此，最佳选择是对自己而言，而非对他人而言。在别人看来并非是最佳选择，但对自己而言是最佳选择，这就够了。比如，小李和小黄都拥有100万元资本准备投资，小李对塑料刷颇有研究，小黄对装潢设计十分在行。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小李将资本投入装潢设计行业，小黄将资本投入塑料刷业，恐怕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最佳选择。
其实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往往追求最佳，但是自己却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选择时，认真思考之后并不一定能做出最佳选择，在短时间内做出来的往往能是现存的最佳选择。
有一个古老的命题：当你的母亲、妻子、孩子都掉进水中时，你先去救谁？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众说纷纭。
这一次，一位农民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村庄被洪水冲没，他从水中救出了他的妻子，而孩子和母亲都被洪水冲跑了！
事后，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救对了，有的说救错了。
当有人问农民当时是怎么想的，农民说：“我什么也没想。洪水来的时候妻子正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高处游，当我返回时，母亲和孩子找不到了。”
如果这个农民在当时还仔细思考哪个选择才是最佳选择，到最后必然是没得选择。因此，当面对需要付出差不多的机会成本的选择时，我们不用多犹豫，就选择那个离我们最近、最容易实现的目标。这就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