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出卖与告密，世界上谁能找出比这更肮脏、更卑鄙、更令人恶心的字眼？
有的人出卖亲人，有的人出卖祖国，有的人出卖信仰与真理……它永远是人类洗刷不尽的耻辱！
不过，叛卖者和告密者，也是有着他们自己的痛苦的。那便是心灵上的痛苦。一个人，当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亲人、祖国和真理的时候，同时，他也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得到的可能是高官显爵、财富与尊荣，然而，他却丧失了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灵魂的安宁。
出卖灵魂的人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也是折磨人的。
这一向，袁世凯就正处在这样一种被折磨的痛苦之中。
在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特等官座包厢里，他一个人坐着，心中非常烦闷，不停地喝着烈性的酒。他好像得了幻听症似的，谭嗣同、徐仁铸、还有赛金花、秦小玉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轰响，使他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变法维新是时代的潮流，万民的心愿，能够阻挡吗？皇上的密诏，君父之命，能够违抗吗？康有为、谭嗣同都是强学会的同志，热心爱国的志士，是应该协助他们呢，还是应该同他们分道扬镳甚至落井下石，陷他们于死地呢？……一连串的问题，搅得他心烦意乱，不到半个时辰，已经摔碎了两只茶杯。几个亲随马弁也都莫名其妙，只是远远地躲在侍从室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口。
他曾反复想过，谭嗣同的办法也未尝不是英雄之举：领五千新练精兵，突然飙起，占天津，诛荣禄，入京勤王，助皇上推行新政，使国家得以富强，黎民得以安乐，实为英雄之事业，亦将留芳于后世，大丈夫生当如此，有何不可？但是他反复剖析形势，比较利弊，又深深感到这样做风险太大，很难有成功的希望。他知道，宫廷的所有禁卫力量都掌握在老佛爷手里；京畿一带的驻兵，又全都掌握在荣禄手中。自己只有五七千新兵，粮饷无源，弹药不足，要和数倍于己之军队作战，胜负是很难料的。荣禄既已将聂士成的军队调到天津，将董福祥的军队调到北京，显然是早已有了准备的。自己如果要起事，要带兵入京，不仅要和荣禄的亲兵作战，还要和聂士成、董福祥的两支劲旅作战，重重险阻，要突破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京津两地，王公大臣、宗室觉罗极多，守旧势力庞大，新党人士十分孤立，贸然起事，凶多吉少，很难有成功之望。特别是太后的威严更令人畏惧。皇上为太后养子，有母子的名份。万一起事之后，太后震怒，出面干预，皇上又将如何自处？逆母后，杀大臣，又将何以服群官百僚之心？所以他思考再三，权衡得失，还是决定以不采纳谭嗣同的建议为好。
可是，在作出了这个内心的决定之后，他的心灵仍然得不到安宁。
这次皇上单独召见，骤然提升，不会增加太后、荣禄辈对自已的怀疑吗？从种种迹象来看，荣禄不是已经在怀疑自己了吗？特别是谭嗣同深夜造访，行动隐秘，京城耳目众多，万一被荣禄等知道了，自己岂不是有附逆之嫌、灭门之罪吗？谭嗣同等都是敢作敢为之人，自己既已答应他们起事，如果回小站后，久不行动，彼等必然疑恨在心，又不知将要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了；万一他们在列强的支持下，策动董福祥起事成功，自己岂不反成了他们的仇敌和罪人？这样一想，他的心又战栗起来了。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一次不按康、谭等维新党人的意志行事，那末，他今后就一定会成为他们最痛恨的人。他们也会像现在要除掉荣禄一样，想尽办法来除掉他的。因此，他决定还是先下手为强，回天津后，马上告密，把谭嗣同、康有为等的图谋全部报告给荣禄和太后。这样，太后和荣禄等就一定会向康有为等早下毒手，把维新党人一网打尽；而他自己也就可以在太后和荣禄面前立一大功，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进身之道了。
是的，这样做的确是两全的。然而，它却还需要经过最后的一道关卡——道德和良心的裁择。
向荣禄那家伙告发谭嗣同，这是应该的、道德的吗？
在这内心的关隘上，他踌躇起来了。
他完全知道，只要把谭嗣同来访的情形，向荣禄一告密，康有为、谭嗣同的性命也就很难保全了。他们不都是满腔热忱、忧国爱民的优秀人才吗？他们不都曾经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吗？怎么能够通过自己的嘴去杀害自己的同志和朋友，摧残国家的有用之才呢？
他像一头受伤的狼，在飞驰着的火车专用包厢里，焦躁地来回走动着，心潮翻腾，一直在经历着灵魂的剧烈搏斗。
突然，他的眼光触到了行装架上搁着的那口新买的皮箱，在那闪闪发光的镀银锁搭上停住了。这是昨天庆王爷送给他的。他知道，这新式的硕大皮箱内，装着的全是他这次来京后从李鸿章、刚毅、杨崇伊等朝廷大臣和庆、礼二王那儿收到的珍贵礼品。这种闪电似的一飞而过的思绪突然增添了他对生活的欲望。然后，他的眼光又落到了包厢中的那张大沙发床上，眼前顿时浮起了上次进京来时，与赛金花同宿一夜的甜蜜景象。那可是荣禄悄悄地送来的啊！想到这里，一股灼热的暖流迅速地流遍了他的全身。他感到，眼前的形势真是富贵扑人来呵！飞黄腾达的青云之路既已展现在自己的面前，那末又何必硬要把它推开呢？平时他是最爱看那些稗官野史的。对三国时曹孟德的机诈和谋略，他在内心里是很钦佩的。“宁可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这早已成了他个人生活的准则。因此，他闭上了眼睛，终于在内心里作出了那最后的抉择。
当他重新睁开眼来时，他的眼睛是通红的。他的眼光是迷惘的，闪烁着凶狠的光芒。他突然嗥叫了一声：“来人哪！”
屏息坐在侍从室中的四个亲随马弁，听到他的叫喊，都面面相觑，不敢动弹。
袁世凯又怒喊了一声，他们才轻声地推选了一个年纪最轻的马弁，前去回应。
这马弁，名叫郭俊，年纪才十八九岁，长得清秀伶俐，平时是最逗袁世凯喜爱的。所以，每逢袁世凯烦躁盛怒之时，他们总是推出他来，让他去应付应付，消一消老爷的火气。
郭俊硬着头皮，走到特等包厢门口，通报了一声，才推门进去，只见袁大人两眼恶狠狠的，正站在包厢中发愣。他不敢发问，只得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等候老爷的吩咐。
袁世凯两眼红红的，说了一声：“我的儿，你过来！”
郭俊提心吊胆地走上前去，站在老爷的面前，整个身子都在瑟瑟地发抖。
袁世凯抓起案上的酒瓶，仰着脖子，咕哝咕哝猛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酒瓶，抓住郭俊的双肩，使劲地摇撼着，问道：“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郭俊胀红了脸，结结巴巴地答道：“老……老……老爷，是……是……是最大的、好……好……好人！”
袁世凯突然满面溅朱，两眼火星直冒，抓起酒瓶，就往地板上一摔；同时，伸开五指，朝着郭俊的脸上，叭叭就是两记耳光，一面还狠狠地骂道：“你胡说！狗崽子！我是坏人！坏人！坏人！”
袁世凯伸开右臂，叉开五指，还要再打第三下。可是，他的直愣愣的眼光，突然在郭俊的眼角上停住了。一颗黄豆大的泪珠，正在那年轻孩子的眼角里颤动着，眼看就要奔涌出来。他蓦地停住了手，就像僵住了的尸体似的停了一会儿。接着，他又突然张开双手抱住了郭俊痛哭起来，并且喃喃地道：“你打我！你快打我！我……我……是坏人！”
郭俊知道他喝醉了，连忙扶住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那肥胖的身躯，搀扶到沙发床上去。
郭俊把老爷扶到沙发床上。他见老爷躺在床上，面容苍白，双目紧闭，就像死人一样，吓得不知所措，急忙去把另外三个同伴找来，商量照应。他们也都急慌了，不知如何是好。这些纯朴的年轻的小兵们，哪里知道，他们的主帅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灵魂的搏斗和蜕变！
72
荣禄是一个阴谋家的典型。
他表面上道貌岸然，不露声色，不随便讲话，也不轻易露面，然而内心里却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往上爬。他生活的惟一目的和乐趣，就是要不断地取得更多的权势和更高的地位。他的手法是简单的、明确的，这就是极力巴结好一位有力的主子，同时千方百计地攻击和陷害那些妨碍他往上爬的人。早年，他一心一意地巴结醇亲王，钻到神机营去办事，得任步兵统领，因此开始发迹！后来，醇亲王失势，他降为西安将军后，又摇身一变，巴结上了执掌朝政的恭亲王，并且回过头来，反噬醇王，以取得恭王的宠信，被提升为兵部尚书。恭亲王死后，他又赶快巴结上了慈禧太后，并耍弄各种阴谋，离间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攻讦和中伤光绪帝。其实，从政见上讲，他同光绪帝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的。他也主张维新，主张兼采西法，同意推行一些新政。他对刚毅、徐桐等顽固守旧的大臣倒是看不起的。他知道光绪帝变法之举，符合世界潮流，受到列国支持，确是一条富国强兵之道。可是，他却坚决反对光绪帝。因为他知道光绪帝为醇王之事，对他是很不满的。不搞掉光绪帝，不但他自己再没有进一步晋升的可能；而且，老佛爷去世后，他还有可能遭到杀头或贬斥的危险。所以，这些年来，他便处心积虑地一心要搞掉光绪帝这个半傀儡的皇上。他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他一生惯用的老手法，这就是巴结上一位强有力的主子，极力攻击和陷害那阻挡他前进的人。
半年来，他已向颐和园中的西太后送去过无数次密信了。他收集和捏造了各种证据，说明皇上正在勾结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和欧美各国洋人，妄图危害太后。使他不安的是，慈禧太后对他的忠心虽然一再表示赏识，宠信有加；但是太后对皇上的许多维新之举，却并未予以制止。这使他很担心。特别是最近日本前首相伊藤侯爵的来访和袁世凯被召进京陛见这两件事，更令他感到疑神疑鬼，胆战心惊。清朝末年的大臣们都是很怕洋人的。甲午战后，清廷的王公大臣对日本更是畏之如虎。这次伊藤来访，使荣禄感到了极大的危机。他感到，如果皇上和伊藤会见后，商定密约，取得日本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支持，那末，皇上和维新党人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守旧党人们也就一切都完蛋了。他知道，甲午战后，国防力量已经濒于崩溃状态的中国，是无法与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相抗衡的。而且，还有个袁世凯的问题。袁世凯早年倾向维新，与康有为有来往，这是他早已十分清楚的。他觉得不久前徐仁铸到小站，现在皇上又突然召见袁世凯，其中一定有原因。万一袁世凯被皇上拉了过去，要袁世凯带兵入朝，拱卫新政，作一个中国的西乡和板垣，那问题就麻烦了。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全用新法训练，一色西式装备，其精锐程度，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都是无法与之匹敌的。只要袁世凯奉命入京，名正言顺，谁敢阻挡？加上，这次伊藤的来华，看上去对袁世凯也是很欣赏的。伊藤的属员森泰次郎就曾多次设法想与袁世凯接近，并在筵席上公然向袁世凯赠诗，以示笼络。这些都是很可疑的。万一皇上和伊藤、袁世凯等结合起来，内有康有为、谭嗣同、袁世凯等文武辅弼，外有日本帝国伊藤首相等大力支持，皇上的维新大业显然就会成功无疑了，而自己和太后等后党势力也眼看就要惨遭覆灭。想到这些，真令他不寒而栗。
自从伊藤一行路过天津和袁世凯进京以后，这一向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几晚都没有睡好觉。他每天都和几个心腹幕僚王菀生、应午桥等在密室中商量。一面派人向老佛爷告密，请老佛爷继续监视皇上和伊藤的行动，防止皇上与伊藤单独会见，一面派人进京，了解皇上接见袁世凯的情况；同时，又专门拿出大宗银子，送天津名妓赛金花陪袁世凯去北京，以收买袁世凯，获取袁世凯的欢心。当他开始采纳应午桥的计策，准备密送赛金花到袁世凯的专车包厢中去时，他的心情还是忐忐忑忑，感到没有把握的。他觉得袁世凯是个硬汉子，过去对酒色二字尚不怎样迷恋，这次也许不会上当，甚至还有把赛金花轰下车来的可能；传扬出去，自己这个制军大人的脸面岂不就太难看了吗？所以，他也曾几番犹豫，总是拿不定主意。直到后来，听人回报说，袁世凯已与赛金花同宿，一同上京去了，他那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现在，他就更高兴了。
今天午后，他到袁世凯寓中去探访。袁世凯将他引入密室之中，把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策动他起兵勤王，杀荣禄，除旧党等事，全部向他告了密，使他听后，感到又惊又恨又喜，心窝里就像搅翻了五味瓶一般。他惊的是康有为、谭嗣同等计谋高强，自己还未下手，他们倒先抢到前面去了。如果袁世凯听了他们的主意，整个大局真将不堪设想。恨的是维新党人竟想挖他的墙脚，夺他的兵权，害他的性命，更加激起了他对新党的仇恨。喜的是这一向的功夫到底没有白费，终于把袁世凯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挽救了他的性命，也挽救了整个后党和满朝王公大臣的命运。
听完袁世凯的告密后，他吓得面容失色，咬牙切齿，恨恨地道：“这些新党，说我反对皇上，抗拒新政，竟想诛我，真是冤枉。慰庭是深知我心者，我岂是那等犯上之人？既然他们来者不善，我荣禄也不是好惹的，定要杀尽这些维新党，方解我心头之恨！”
那时，袁世凯也面色苍白，突然双膝跪倒在地，说道：“此事与皇上无干，都是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主使的。如因此累及皇上，我袁世凯就只有仰药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