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静之谓性，得乎性而无累於欲焉之谓学。学在於人，而於性未尝加；不学在於人，而於性未尝损。学有纯正偏驳，而於性未尝杂，性本不学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学。性之动於欲也，学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顾戕夫性，学之失其原也。盖人之性也，即天之命也，於穆不显，命之本体，而四时五行，万化出焉；至静无感，性之本体，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体藏於寂，妙用通於感，运之於心，为思虑，发之於身，为貌言视听；施之於家，为父子昆弟；措之於国与天下，为君臣上下、礼乐刑政。以性为有内也，何性非物也？以性为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体，则意可诚，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齐，国治而天下平也。据此之谓德，履此之谓道，学此之谓学，勉之为贤，安之为圣。尧曰“执中”，明其体之无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体之无所杂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诚”，孟子曰“尽心”，圣学相传，千古一脉，一性尽而天下无余事，天下无余学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后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胜之者，学之不明，性之未尽也。老氏以无名为天地之始，无欲观人心之妙，无为为圣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则又生其心於无所住，四大不有，五蕴皆空，其道以性为心之体，吾惟修吾心炼吾性而已，明吾心见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学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於天地万物为刍狗，为幻化，弃人伦遗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国家焉。今之学则又异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沦浃而不可解，传训诂以为名，夸记诵以为博，侈辞章以为靡，相矜以智，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身心性命竟不知为何物。间有觉其缪妄，卓然自奋，欲以行能功实表见於世，则又致饰於外，无得於内，莫不以为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齐家也，可以治国平天下也，又莫不以为吾不学佛、老之梦幻人世，遗弃伦理也。然要其所为，不过为假仁袭义之事，终不足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去圣学也远矣。犹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见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见吾人所为，其不窃笑者几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吾闢，不可得也，暇闢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尝一息泯没，而圣学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笃行之，一切气禀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静之体，以立吾心之极。惩忿惩此也，窒欲窒此也，改过改此也，迁善迁此也。不为佛、老之虚无，不为俗学之卑琐，斯为圣学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体也”，不能戒惧慎独，以求必得，而欲以虚悟入，则意见之障，终非自得。纵使谈说得尽，亦与训诂、记诵、辞章、功利者等耳。而何以为学也？
郎中庄定山先生昶
庄昶字孔暘，号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与同官章枫山、黄味轩谏鳌山，杖阙下，谪判桂阳。改南京行人司副，遭丧。服阕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琼山丘浚嫉先生不仕，尝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读祖训乎？盖祖训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浚为大学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长揖冢宰，遂补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寻病，迁延不愈。又明年，告归。丁巳，考察，尚书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为之骇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
先生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而於所谓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盖功未入细，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后，流传多是此种学問。其时虽与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不知其后问林缉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即如出处一节，业已二十年不出，乃为琼台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自处於宽厚迟钝，不知此处却用得孤峰峭壁着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处平生大分，顾令儿女辈得专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谓：“先生起时，琼台已薨。”是诬琼台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门，九月入京朝见，琼台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谓起时已卒哉？况是时徐宜兴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琼台语人“我不识所谓定山也”，则其疾之至矣，安得谓诬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是也。唐之白乐天喜谈禅，其见之诗者，以禅言禅，无不可厌。先生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意象跃如，加於乐天一等。钱牧斋反谓其多用道语入诗，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
语要
圣人之道贵无言，而不贵有言。言则影响形迹，而无言则真静圆融，若愤也而真见，若冥也而真趣，若虚寂也而真乐。彼以天得，而此以天与，极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圣人不贵有言。
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则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尽，吾於父母之形为徒受矣。
浙人余中之过溪云，以皇极经世之学授余。读其书至三天说，所谓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时日，而后富寿，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后贱贫，以至水陆舟车之所产，东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细之事，无不皆然，而至所谓福善祸淫，略无一二。余虽口唯其义，而心实不敢以为学也。
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则莹然澄彻，广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听，言动一循乎礼，好恶用舍，各中乎节。
屈原长於骚，董、贾长於策，扬雄、韩愈长於文，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於数，迁、固、永叔、君实长於史，皆诸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所谓集诸儒之大成，此也。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
《六经》莫大於《易》，而《易》有阴阳也。方其无言也，易具於心，浑然无为；及其有言，则孰为阴孰为阳？而阴阳之授受，皆传之纸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纸上而《易》自散也。《四书》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无言也，中庸具於心，噩然无名。及其有名，则孰为性？孰为道？孰为教？而性道教之授受，皆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乱矣。《中庸》非乱也，口耳而《中庸》自乱也。《诗》、《书》、《礼》、《乐》、《春秋》、《论》、《孟》，莫不皆然。
心非静，则无所敛，主乎静者，敛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则无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乱也；理非穷，则无所考，穷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
往年白沙先生过余定山，论及心学，先生不以余言为谬，亦不以余言为是，而谓余曰：“此吾缉熙林光在清湖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诋陈为禅者，见夫无言之说，谓无者无而无。然无极而太极，静无而动有者，吾儒亦不能无无也。但吾之所谓无者，未尝不有，而不滞於有；禅之所谓无者，未尝有有，而实滞於无。禅与吾相似，而实不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