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这样一段名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了那个时代上层建筑的面貌，从而又直接影响到人类最活跃的构成因素即思想意识。人的意识、理念和智慧，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本质的特征。关于理论与人的行为的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也就是说，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的头脑，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
当代世界正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温室效应加剧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的挑战，而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主要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生产中长期大量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所导致的气候异常所造成的恶果。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建立了发达的经济体系、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其生产方式却一直过度地消耗着环境资源，破坏着地球原本存在的良性生态循环。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因而是地球升温、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国。例如，青藏高原的冰川是养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亿人口的江河之源，但那里的冰川由于全球增温正在萎缩，甚至在逐渐消失之中。为此，只有改变那些不适宜时代的生产方式，才能改变人类所处的环境恶化危机。
在组成生产方式的各种因素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欲改变陈旧的生产方式，首先要将人的思维方式改变。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中，各国政府和各个民族均要遵循自然规律，自觉地进入合情合理的制度约束框架之中，抛弃过时的思维理念，更新那些已经僵化的行为方式，共同遏制或缓解温室效应。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确立了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改革经济结构的实施方针就是以人为本，解放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生产方式。环境人类学作为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其主要任务之一是不仅需要阐述绿色经济的特点和益处，更需要论述建立绿色经济的人的行为方式是什么。
由王天津和田广教授主编的这本教科书，在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人类学方面，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其所提出的理念、方法与建议等都能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非常需要环境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指导。中国的西部地区，例如青藏高原地带，自然地理环境脆弱，是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域，同时又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域，环境人类学有关的论述对于这个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本环境人类学著作，对于从事环境问题学习和研究的大学生和研究人员而言，是一部系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相信他们都能够从本书中获取新知识和启迪。当然，作为一部先驱性的专著，本书依然需要参与编写的人员继续努力提炼和完善相关的理念，特别是在总结相关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在理论上归纳和升华，为提高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人类学，为民族繁荣、国家富强作出贡献。
杨圣敏
2012年9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