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刻分析目前全球存在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合经济学、数学、地球物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从事多学科的交叉分析，这门学科就是环境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在20世纪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出现，依据当时学术条件下的分类，归属于人类学，特别是在美国，归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更确切地讲，这是一门在美国由发展比较成熟的生态人类学衍生出来的子学科。现代环境人类学继承了生态人类学的传统，但是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逐步、较多地应用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与分析工具，更加深入地分析学科涉及的事物。环境人类学在工业化国家的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着两个不同的问题：其一，自然环境怎样成就了不同文化特质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其二，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认识、控制并改造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改造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的大机器工业，建立全球范围的碳汇交易等，这些也成为现代环境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人类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环境人类学在中国兴起，虽然是由于这门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但更多的推动力量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因而，本书的编写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人类学，目标是要为丰富科学知识的宝库作贡献。
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是在世界工业化国家兴起的时间不长的一门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按照学术界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与惯例，这门新兴的学科归属于人类学。进一步讲，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行为科学，在国际学术界是一门学派分支很多的交叉学科，其形成的历史较久，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术领域，大致可分为狭义人类学和广义人类学。狭义人类学主要是指对人类体质和体形发展规律的研究，在学术界通常被称为体质人类学。广义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则非常广泛，可以说囊括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人类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技术创新、市场经济交易、社会结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等。广义人类学又可细分为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管理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等。由于学派的不同，人类学家们对其学科结构的划分与分析也有所不同。迄今为止，学术界普遍承认的是传统的四大人类学分支学科，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
21世纪，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即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引人注目，以至于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应用人类学实际上是一个泛称，其范围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而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例如，人们在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时，这类研究则被统称为经济人类学。同理，当人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工商管理问题的研究时，这类研究可以称为工商人类学，或者称之为商业或工业人类学。按照逻辑思考，人们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探索、解决目前严峻的环境问题，从学科上讲，就是环境人类学。
第一节生态人类学缘起
环境人类学是20世纪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更确切地说，这门学科借助于发展比较成熟的生态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创新性地发展起来了，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归属于生态人类学的一个子学科。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是对人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当代生态人类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论，有两位重要学者脱颖而出：一位是文化生态学专家朱丽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另外一位是以能源为主的进化论人类学家赖斯理·怀特（Leslie White）。文化生态学方法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员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与技艺形式紧密相连，这些文化包含的一些要素受周围自然环境状态的强烈影响。具体来说，文化生态学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依赖的自然环境如何适应的问题，强调人对自然世界的体验能通过文化的媒介形成一些载体，它们包括技艺配置、经济和社会组织等。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年）是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博厄斯于1887年出版了《民族学分类原则》（The Principles of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他在书中指出，民族学现象是人类特质的产物，而“这个特质是在周围环境影响下发展的产物”。他还表述到，“‘环境’是国家的外在条件，也是社会学现象，换言之，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现有环境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人群的历史，透过人群的迁移而传递的这些区域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所接触的人群，都必须纳入考虑。”无疑，弗朗茨·博厄斯对环境、民众、社会和国家进行着综合研究，并努力寻找其深层次的相互关系。
斯图尔德和怀特在讨论不同文化群体的社会组织差异性核心问题时，两位均遵循了博厄斯的传统。他们同样认为，世界各民族之间在亲属系统、领导系统和为生存而劳作的系统方面有非常多的差异性。造成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环境、文化因素、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生存系统，这个系统需要维持，这样各个民族才能生存。
斯图尔德借助了进化生物学的“适应”理论明确指出，人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取了食物，其方式则对社会生活和习惯有着直接的影响。他进一步认为，生态系统是研究人类生产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其特指人类群体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其他物种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关系网络[Moran，Emilio F.People and Nature：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ical Relations，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6.]。文化生态学家如同自然生态学家一样，他们对维持系统运转的活力非常感兴趣，力图探寻使得系统既稳定又不稳定的因素。斯图尔德提倡，要进行文化和环境关系的研究，因为文化是人们为了适应特定环境的手段。他虽然在研究中引用了来自然生态学的“适应”和“环境”的概念，但是研究主题不是生物适应环境的过程，而是阐明人类社会通过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所以，这位学者确定的名称是“文化生态学”。依据三个顺序进行研究是文化生态学的主要方法。第一是对生产、开发技术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分析，第二是对与特定环境中利用特定的技术开发有关的行为方式的分析，第三是对与环境开发相关的行为方式对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各种影响及影响范围的分析。换言之，就是验证人们利用什么样的技术开发既定的环境，由此从事什么样的生产活动，而这种生产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宗教理念。斯图尔德把生产活动和经济构成中关系最深的各种特征称为“文化的核”，把他们作为研究的中心。斯图尔德的研究十分注重立足于生态学，因而，他将文化视为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由此而格外关心特定环境下的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过程。所以，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与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环境却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斯图尔德非常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多线进化论”，即不同环境下的文化可能有着多种的进化路径。
怀特更加专注于进化的一般规律。这位学者的研究以严谨的唯物主义论证而闻名。怀特明确地指出，所有文化都是按一定进程演变的，而这一进程可以依据消费牲畜的头数来计算。他强调，从原始时代开始，人们就在利用这种出自消费牲畜而获得的能量，其结果是文化的演进。怀特进一步将人类学表述为“文化学”，提出了一个文化演进的法则：C=E×T ，其中C=culture（文化），E=energy（能量），T=technology（技艺）。这位学者的这一法则被诠释为技艺决定论，即技艺决定思维方式[White，L.Ethnological Essays：Selected Essays of Leslie A，Whit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7；Elman，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8，1987：612～617.]。相比较斯图尔德“多线进化论”的理论表述，怀特提出的这种理论是“单线进化论”，两种理论正好相对表述。早在斯图尔德和怀特之前，人类学家在实际研究中就已经开始了关于生态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环境决定论”曾广泛流传，其就是最早人类学关于生态与文化关系的理论学说。该学说主张，环境对于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环境是文化的原因。环境决定论以德国地理学家和传播论者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提出的“人类地理学”为代表，这个学说从气候、地形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文化的类型和分布。环境决定论对环境与文化关系作简单的、线性的因果解释，然而这种解释在经验世界中很容易被否定，因此很快遭到后来人类学家们的拒绝。然而不久，另一种“环境可能论”出现了。该理论认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并非如此直接，环境只对文化发挥限制或选择的消极性作用，文化的直接原因还是文化[Wanklyn，Harriet，Friedrich Ratzel，A Biographical Memoir and Bibli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对于这个观点，著名学者博厄斯非常赞成。其他赞成这个观点的学者是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年），20世纪前半期美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提出了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重要概念。此外，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1870～1947年）也持有这种观点，他曾任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近40年。他提出了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的概念，代表著作是《人与文化》。另一位学者凯·米尔顿认为，环境可能论的优点在于不容易遭到驳斥，缺点则在于缺乏分析力，只能在最肤浅的层面上解释文化多样性[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上述这些理念均有积极意义，值得后人借鉴。
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的影响极其深远，在过去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深入地研究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为维持生存进行的经济活动与设立的机制，均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人们需要土地耕作、引水灌溉、烧砖建房等，还要开辟场地囤积物资、交换产品、航海贸易等。无疑，所有上述活动的进行均离不开资源、环境条件。没有适宜的气候，或者不去选择合适的季节从事诸如作物栽培的生产，经济建设将无法进行。使生产活动符合环境变化的规律，这些做法属于生态学中的“适应”理论的要求，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相似，乃是研究人类生存机制和发展的有效工具。
必须强调的是，生态人类学必须在对社会活动的状况的认知之中，时刻考虑一些经济学所主张的理念。这样的要求并非意味着一种强制，生态人类学必须接受经济学的形式、规则、元素。相反，许多生态人类学家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狭隘地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于是，他们也向其他领域学习，比如系统论、人口学、进化论、生物生态学等，通过学习，借鉴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