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朝的成功原因
我在前面说过秦之政治不能适应大一统的时代的有六点，汉朝既能够成功，自然有他的所以然，此不仅关系于汉朝一代，而是完成中国统一的大关键，自然条件很多，我为便利计，举出这六点来，以相对照，并且也是极重要的六点。
（一）我们先说大一统的学说。蒙文通师尝说中国有两套政治学说，一套是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一套是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强与富为特征，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和与平为特征。可惜蒙先生未写成文章，对此未能引申发明。蒙先生所说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相当于我所说的大一统学说，我以为最能够代表国家主义的是法家，最能够代表大同主义的是战国末年以后的儒家，这不是原始的儒家，他里面是有许多道墨两家的成分，从他的哲学基础上看，国家主义很像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大同主义很像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秦朝是以法家的政治成功的，商君的办法确实可以做到国富兵强，把各国兼并了，他最高的理论是《开塞篇》所说的抟力、杀力，抟力以农，杀力以战，他需要有许多国家对立，然后才能把他的力量用之于外。在他所谓之输毒，国家既有力，而不向外用，他就要在里面作怪，所以谓之毒，这种毒一输了，同时可以取得人家的好处来培养自己，所以凡是精神方面的文明，他都看成一种毒，假如提倡这类东西，大家都不愿意耕田与作战，故非禁止不可。他又利用人的自私心以发展个人的才能，以兼并敌国，所以慈善一类事，在韩非子看来不仅是无意义，简直是国家应当绝对禁止的。对于内部一种不均的现象，他认为当然，阶级这个东西，在法家看来恐怕是天经地义，并不是应当铲锄的。在这种政治之下，人只是一种工具，只许你创造，不许你享受，只许你动，不许你静，只许你在他提倡的范围以内活动，不许你一点自由，弱者不仅是不得政府的保护，并且鼓励强者来兼并你，在这种情形之下又到了国家无可输毒的时候，人民焉得而不思乱。并且他平时的刑罚又严酷，不许你小乱，要乱就非大乱不可，所以法家的政治于许多国家对立的时代是有用的，但一到了大一统时代而因仍不变，国家不仅是瓦解，而是要土崩的。汉朝初年是没有找得正当的路走的，他能够绵延几十年，一方面是人心动后思静，乱后思治，一方面也还是当时又新起了许多诸侯王，不是大一统的局面。武帝时候是大一统成功了，适合于这个政体的当然是儒家政治，儒家政治是比较静的，使你劳苦以后得到休息，是比较注重个人自得的，使你于工作后，得到精神的享受，是比较宽容的，使你在疏阔的法令之下得以自适其适，而免于干涉，虽然在奖励发展人类的天才，但于弱者亦尽量的加以保护，而求其平均。所以儒家政治的弊病每每走到消极的方面，散漫贫弱，儒家所谓时中之道是最难的事，允执厥中真是谈何容易。但是他内部总容易安，容易和，容易平，没有别的国家与他对立，他是不容易认识他的坏处出来，就认识他的坏处以后，他还不甚欣慕人家的好处。自从汉代接受了儒家政治以来，可以说政府对于人民大体是消极的，一治一乱，相为循环，一亡一兴之际，常常是由于人民的生计起了变化，而逼迫他纷乱，天灾的关系影响于国家兴亡的事件最多，但是他之为乱，完全是求治，所以不久也就定了，因为天灾不会长久，而大乱之后对于人口必定减少，在中国历史几乎成了定例。董仲舒《对策》里面有几句话最足以代表这种政治思想，其言曰：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之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侏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这几句话，看来是空洞简单，儒家理想的政治，再不能过于此，并且已经成了中国人普遍的政治观。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太平景象，或者说世道太平，这太平二字，随便看去是了无新义，但他确有他甚深远的根据。儒家说《春秋》是孔子寄托他政治思想的书，《春秋》分为三世，有治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是最后的阶段，我们试想以太平二字作为他的理想标准，可深长思也。太平二字既是儒家政治的精髓，大一统之理想就是希望做到太平，董仲舒那段文章就是形容太平景象的妙文。虽然没有一个时代做到这个地步，这方面为中国大一统的理想制度，那是无疑的，儒家政治学说与其他政治学说不同的地方，也可以从这里推测了。
又西汉今文家的政治哲学，多渊源于《春秋传》而推广之，《春秋传》大一统，王者无外，天子不言，出诸大义，都是一种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气象，《中庸》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正是一般人的要求，这种博大的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夙具，所以《小雅·北山》之诗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涵盖一切的襟怀，乃中国民族的特色，就以《春秋传》而论，虽然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严夷夏之防，然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究竟，最后还是鲁无疆鄙，打破国界，今文家既把这套理论接受下来，尽量发挥，所以《礼运》的大同世与今文家所讲的太平世，无二无别。在内各得其所，在外亦一视同仁，我们前面引董仲舒所说的群生和而万民殖，闻盛德而皆傈臣，就是这种理想的写照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有许多人必定引起误会，以为汉武之世既是以这样的政治思想为国策，何以竟会征伐四夷？这点我们需要加以说明，汉武帝的征伐四夷，最初固然报历世之积怨，而这种民族主义，实不是究竟，而有同化异民族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看他待遇被征服的民族即可知道了。从此可见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含侵略的意味，而所理想的大同主义也不是离开民族主义的亡国灭种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从古至今一贯的国策。我并不是替汉武帝辩护，是有实证的。《汉书·严助传》云：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越人相攻击，其当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经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惠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想，去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
又《司马相如传》难蜀父老云：
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整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闲，留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裎福，不亦康乎？
严助之言或许是为武帝辩护，司马相如之言，更是想象之词，本不能说武帝的心理完全如此，但在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之征伐四夷，不能以侵略来号召天下，而一般人认为最高的理想，是以德来覆被异族，使野蛮民族同化于我，遐迩一体，中外裎福，这一定是事实。假如这不是当时所共认的，他们必不这样措辞，所以我以武帝之征伐四夷，不是以耀武为目的，而是传播文化为目的的王者之师。
（二）是尊君的问题。政府对于臣民既是以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国策，臣民对于人君自然应当服从，然后国家才得健全，但是古代儒家的尊君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孟、荀的政治思想中，人君简直是个为要达到人群幸福应该通过的机关，而尊君卑臣的法家，其理论又太浅薄，所以董仲舒不能不再另外寻求理论的根据。《天地之行篇》云：
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践足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顺，若肢体相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平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体得以全；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身得以安；上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为伤也；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为之丧。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
以心与体为喻，而说明君臣之关系，从其作用言，则心与百骸平等也，从其尊卑言，则心尊而百骸卑也。《为人者篇》云：
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此言民必从君之理也。不仅是比喻而已，还有自然之根据。《五行之义篇》云：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是故以得辞也。圣人知之，故多其爱而少严，厚养生而谨送终，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
《基义篇》云：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
董生于一切人事皆以自然之理解释之，把宇宙人生打成一片，人为之所以如此，乃有天然之根据，于是一切人为之法则成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不仅君臣关系为然，各方面都是如此，不能不说董仲舒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这种理论一来，与儒家重民之思想岂不冲突么？实则并不冲突，在臣民方面对人君是绝对地服从，但是他所假定的人君一定是贤君，所以应当服从，如其不贤是可以放弑的。在董仲舒看来，天子受命于天，人民当然受命于天子，天又是爱护人民的，天子受的命，是天命，他来替他爱护人民的，故《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又说：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这两方面的理论，在董仲舒的政治学说里面，本来如车的两轮，各有所用，不过到了后来重民这方面的理论无人敢言了，而尊君的理论遂成了偏畸的，对君对民都有害处，自汉以来日入于专制，谅非董仲舒意料之所及也。
（三）关于地富安民的学说。本来在春秋时贵族自相兼并之结果，已使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其时商业资本已渐萌芽，及到战国时间，商人大为发达，我们看秦、汉之际奴隶之众多，已可知当时贫富不均之现象了。《食货志》贾谊说上曰：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耳闻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晁错上《疏》云：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从贾、晁之言，已可以看出汉初商人兼并农夫的情形，而贾、晁之办法为重农轻商，不知商人资本已有一部分变为地主，重农亦何能止其兼并耶？《食货志》载董仲舒说上曰：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瑜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