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什库教堂位于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又称北堂，最初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西，羊房夹道以南名叫蚕池口的地方，因此也叫蚕池口教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光绪十二年（1886年）蚕池口天主教堂迁移到西什库内重建。
康熙年间，由于两位天主教教士洪若、刘应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疾病，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带的一块地皮，得以建筑教堂，这所教堂便是今天西什库教堂的前身，名为救世堂。北堂属哥特式建筑，大堂平面呈十字架形状，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钟楼塔尖高约31米。堂前有月台，三面有汉白玉石栏杆，大堂内有主祭台、苦难堂和唱经楼。大堂正门两旁，有中国式建筑碑亭两座。北堂所属建筑包括修道院、图书馆、后花园、印刷厂、孤儿院、医院、光华女中、以及神甫宿舍等。这座教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后来，这座教堂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
清朝中叶，民间反对天主教的势力与天主教会不断发生摩擦，清政府于道光七年（1827年）查封了蚕池口天主教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教会归还了教堂的土地，同治三年（1864年），主教孟振生主持在北堂原址建立了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筑，由于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不悦，这座教堂离皇宫很近，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警觉到这个教堂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中法战争结束之后，1885年10月，慈禧命令李鸿章去办理教堂迁移事宜。
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的事情就要让外国人出面办理。李鸿章去教堂了解情况，得知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曾经向总理衙门写过迁移教堂的建议书。李鸿章把敦约翰找来，向他询问怎么办理迁移最合适。敦约翰说，如果中国能直接找到罗马教皇商议此事的话，会比较简单。此外，还需要去巴黎教会做一些工作。
李鸿章于是任命他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另外，李鸿章还想和罗马教皇商讨能否互派使者。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权利即“保教权”，中国的教务纠纷统统需要法国处理。如果罗马教皇能够统一管理中国的天主教事务，那么法国的权利就被解除了。当时，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都归罗马教皇管理，各地都有教皇的使者。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教皇觉得这是个控制管理中国教务的好机会，他同意迁移教堂，并要往中国派驻公使。
李鸿章还找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和蚕池口教堂的法国籍传教士樊国梁帮忙。樊国梁得知李鸿章有意派自己为教廷的驻华公使，十分积极。他表示愿意去罗马帮助协调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李鸿章接到敦约翰的消息，得知教皇同意迁移教堂之后马上命令德璀琳和樊国梁商议迁移教堂的细节问题。1886年，关于教堂迁移合同是这样商议的：新教堂高度在5丈之内，迁移时间以2年为限，折价为35万两。原教堂内的一切物品还保留在原堂。樊国梁带着合同和文件赶往罗马，没想到法国得知了此事。法国政府表示反对教皇向中国派驻公使。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在中国派驻使者。
樊国梁见教皇的驻华公使人选不是自己，十分气愤。他转身和法国政府站在一起，阻止教堂的迁移。法国政府提出，教堂的产权在法国，迁移教堂必须要征得法国的同意。李鸿章则还击说，教堂是教会的产业，和法国无关。这时，蚕池口教堂的主教达里布也对樊国梁的行为表示不满，教皇也表示他同意迁堂的旨意没有变。达里布表示愿意听从教皇的命令。
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提出，如果教皇向中国派驻使者，那么法国将停发对国内教士的俸银50万兆法郎并撕毁法国和教皇的条约。教皇迫于经济压力，停止了派驻华使者，但是迁移教堂一事已经成为定局。9月，法国教会正式同意迁移教堂。慈禧得知此事后，笑逐颜开，感叹这样的事情只有李鸿章才能办，才能办得好。
细节并不等于琐碎，而是一些可以以小见大的具体环节，因此其往往能成为成败的关键。李鸿章正是注意到了敦约翰曾经向总理衙门写过迁移教堂的建议书这一细节，才借由此发挥，用外国人去对付外国人，最终达到慈禧命令迁移教堂的目的。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有时在别人的眼光容易忽视的地方用心，才是真正的高手。
10.用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实力
古人说：“虽然有智慧，还不如乘势；虽然有锄头，还不如等待农时。”又说：“谋取天下的人，必须能审时度势。”成大事的人，必须顺天应人，因时造势。顺应环境，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时事，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任何一位成大事的人必须遵循的规则。
在成大事的过程中，若能综合运用各方面的力量，灵活掌握，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生的舞台上，没有永远固定的成功模式，当你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抬起头看看更远的高点，你会发现你取得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即使你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也要锲而不舍地去克服一切困难，人生的道路永远不是宽阔平坦的，要想达到成功的彼岸，就要去奋斗，战胜路上的荆棘与阻碍；用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实力，有了实力才能让自己的路更长更宽。
李鸿章带领淮军经过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1862年10月12日，李鸿章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次年2月又兼署通商大臣。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黜了以吴熙、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能力出众的人才。李鸿章在任命统领时，看重能力，至于他们是否出身贫寒，是否有文化，都不是很在意。他鄙弃那些空有一肚子才学而不知世事之人，也不认为出身贫贱就低人一等，他甚至敢于任用盐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军的降将；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懂得会计、钱谷之事的经济学人才；有熟悉兵法懂得机谋的军事人才等等。李鸿章用人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且能做到人尽其才，这些幕僚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为淮军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在军制上，李鸿章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为了解洋人军队的情况，李鸿章甚至化装溜上了洋人的军舰。这一看真是让李鸿章感到震惊，李鸿章顿时明白泱泱华夏之所以败给西洋小国的原因了，那是因为洋人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序，整体化和科技化程度高。这一次见识让李鸿章感受颇多，他深知淮军乃其荣升之根本，淮军于己而言，乃宦海沉浮之本钱。于是，他立即动手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改习洋操，淘汰老弱，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3000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在洋人教练的帮助下，淮军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成为满清政府真正名副其实的一支近代军队，在以后抵御外国列强的战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属下也出现了像刘铭传这样的杰出人才；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用厘金承担湘军和淮军的军费。当时上海的厘金收取是全国最高的。厘金的税额是按照商品价格的百分比收取，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李鸿章认为，从商人手中多收点钱，胜过从农民身上收税。厘金的用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从民间收税更方便。在李鸿章的多方筹措下，厘金大笔地进入了湘军和淮军的银库，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经济建设上，由于连年战争，百姓生活穷困，还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李鸿章首先在战后地区恢复农业经济，减免田赋，还给农民发放耕牛和种子，给饥民发放米钱。在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向地主官绅收取新税，用这些税金补贴对农业费用的开支。他的这些措施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人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李鸿章以淮军势力为基础，掌握了国家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
一个矢志进取的人，面对挫折没有抱怨，没有烦恼，没有退却，只有一心向着理想目标努力奋进，这才是成功的真谛，也是经受人生考验的关键。每一个人都渴望成功，但在成功的背后交织着无数泪水和汗水。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当我们定下成功的目标后，便要有毅力奋勇向前，努力克服随时会来的挑战。
只有靠努力奋斗得来的成绩才是受人认可的。做人就应该做个有志之人，靠自己的奋斗去创造舒适的生活，靠自己的努力去与人分享自己的快乐。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