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使是在电影业出现经济和精神危机的时刻，前苏联的电影人也依然拍出了一批有意义的和探索性的影片。《花狗崖》获第1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别动，死而复活》获1990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和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提名，《狗崽子》、《天堂》和《伊兹季》也都获得过苏联的最佳影片奖。潘菲洛夫1990年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编导的《母亲》，获第4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曾经执导过《秋天的马拉松》的达涅利亚，本期拍摄了令人心酸的喜剧片《护照》，获得了1990年在奥萨举行的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虽然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于1992年1月底宣布解散，但是前苏联电影仍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现象客观地存在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长期沟通与渗透是无法一刀两断的，许多艺术家都认为：各共和国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分裂。他们开始与文化分裂的现象相抗争。似乎可以这样说，前苏联作为一个国家虽然已经解体，但是她统一的电影空间——电影、观众和影院犹存。至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二节 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与艺术流派
1．中国电影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在巴黎卡普辛路咖啡馆的那场电影放映后仅仅8个月，中国上海的“游艺村”就放映了第一部电影。但是在此后将近十年的光景中，中国放映的影片始终体现了外国人的视野，中国人在银幕上还看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05年——世界电影诞生十周年的时候。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第一部中国自己的电影——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和当时戏曲界的名流过从甚密，多年来戏装照片的拍摄，也使他和京戏有着更深的渊源，因此，当他着手准备拍摄第一部中国电影的时候，将戏曲搬上银幕就成了第一的选择。最初的中国电影只是对戏剧舞台上表演内容的忠实纪录，机器摆放的位置也是在观众席看戏的视点，因此严格说来，它应当算是戏曲纪录片。
这之后的数年中，丰泰照相馆又将七八个戏曲的折子戏搬上了银幕，成为中国第一批电影作品。由于当时的电影仍处在默片状态，因此被搬上银幕的大都是那些动作性较强、以做、打为主要内容的折子戏。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同戏曲结下了一种近乎神秘的渊源，以至于以后的电影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着戏曲的影子，这对中国电影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远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
1909年，丰泰照相馆遭逢一起无名的大火，大火不仅中断了在这里进行的电影拍摄的尝试，也使丰泰照相馆从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中国电影拍摄的中心地带由北京转到了经济高度发展的上海。
2．郑正秋、张石川与中国早期电影
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以张石川、郑正秋、杨小仲、但杜宇、邵醉翁等为代表的“旧派”电影家，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代靠自己摸索而成长起来的导演。其中，张石川、郑正秋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张石川（1889一1953），浙江宁波人。办过文明戏班，后投入电影界。他是一个精明强于的电影实业家。开始时，他只是为兴趣与好奇做着无师自通的导演工作。经过长期实践，他慢慢地懂得了导演的任务以及导演工作的重要性。他执导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以及早期最有影响的《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影片。他对电影事业怀有一种献身精神，从最早进入“亚西亚”到后来创办“幻仙”、“明星”公司，他都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他是中国电影起步时期难得的一位导演艺术家。
郑正秋（1888—1935），出生在广东潮州一个世代富商之家，长在上海。他当过文明戏作家、报纸剧评版的主笔。他脾气温和，态度谦逊，是电影界有名的“好好先生”，但他比张石川更有艺术主见和追求。张石川制片“处处惟兴趣是尚”，善于迎合市民阶层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心理，有时不免见利而忘“艺”。
郑正秋则从“改良社会”、“教化人生”的目的出发，提出影片不仅要迎合观众，更要提高他们的欣赏趣味。他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性强，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强烈。在导演手法上，注重通俗流畅，章法有序，细节真实，表演细腻。这也正是郑正秋得以长期牢牢抓住观众的奥秘所在。
192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合作拍摄了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它被传媒称为“中国电影成为一种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艺术形式的一个开端”。影片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家庭悲欢的故事：富翁杨寿昌听信侄儿挑拨，怀疑守寡的儿媳余蔚如不贞，将她赶出家门。蔚如离家后，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养育遗腹子余璞。待余璞长大，又送他进祖父兴办的义学中就读，祖孙却未相认。一天，杨寿昌遭侄儿暗害，余璞挺身相救，于是真相大白，蔚如的冤屈得以清洗，杨家团圆。在创作中，张石川倾向于电影的商品性，强调作品与市场相呼应，而郑正秋则主张“文以载道”的文艺传统，宣传惩恶扬善、善恶有报的观念。分歧中，《孤儿救祖记》还是按郑正秋的思路进行了创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奠定了郑正秋在当时影坛的领导地位，同时这种创作风格也成为日后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传统。
3．三足鼎立的“明星”、“天一”和“联华”
20世纪20年代，国内出现了私营电影业畸形繁荣的格局。1922年2月，明星影片公司在中国影坛崛起，这是我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该公司由张石川联合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萍等人创办。“明星”一开始便建立制度，明确分工。由郑正秋任编剧，张石川任导演，郑鹧鸪任剧务，周剑云任文书与发行，任矜萍任宣传与交际，同时聘请英国人郭亚达为摄影师，还开办了明星影戏学校，正式培训电影演员。凭着严肃的态度和创业精神，“明星”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出品最多、历史最长的一家制片公司。它拍摄了《滑稽大王游沪记》（1922）、《掷果缘》（又名《劳工之爱情》）（1992）等滑稽逗乐的短故事片，又拍了《张欣生》（1922）和《孤儿救祖记》（1923）等长故事片。尤其是《孤儿救祖记》，不仅在“明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国产电影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该片上映时，观众雀跃，片商云集，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的卖座记录。
《孤儿救祖记》的票房收入和“明星”的发达，极大地刺激了电影从业者和投机商，他们纷纷投资兴办制片公司。据统计，1925年前后，国内各大城市注册的电影公司多达17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其中不乏实乃投机钻营的“一片公司”，这些片商往往凑集一笔资金贸然开拍；但因片子粗制滥造，很快倾家荡产，销声匿迹。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淘汰，中国影坛上形成了“明星”、“天一”、“联华”三家大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
“天一”影片公司是由宁波商人邵醉翁创办于1925年6月。公司一开张便把追求票房利润和宣传封建腐朽意识奉为宗旨，其影片大多是表现都市市民的落后意识和买办阶层的低级趣味和庸俗情调。如它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1925），公开为当时的军阀统治服务。同年又拍的《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都是从维护封建礼教、宣扬封建传统道德的角度来表现的。1926年以后，“天一”率先拍摄了一批根据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改编的影片，如《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唐伯虎点秋香》等，引起不小的轰动。
“天一”由此大赚其钱，并且打开了南洋市场。
面对“天一”在暴利中崛起，影坛霸主的“明星”坐不住了。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928年，“明星”将畅销文坛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电影，燃起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火烧红莲寺》。此片一出，大为轰动，击退了古装片之潮。
在古装片、武侠片和神怪片大肆泛滥的20年代末，一家在制作、经营等方面与众不同的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成立了。它是由罗明佑的华北影片公司、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和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而成的。
为了培养电影人才，他们在北京设立“联华演员养成所”，在上海合并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成立“联华歌舞班”，企图用托拉斯方式来垄断中国电影市场。
由于“联华”有较为宽裕的资金。并有从摄制、发行到放映比较完整的运行机制，“联华”同仁又比较尊重电影艺术的特性和规律，因而公司很快兴盛起来。其主要影片有《野草闲花》（1930）、《义雁情鸳》（1930）、《一剪梅》（1931）、《银汉双星》（1931）等。他们的影片以家庭矛盾、人际关系为主题，表演优美自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于是受到厌倦了武侠神怪片的观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欢迎。“联华”客观上扭转了中国影坛的不良习气，遏制了电影向武侠神怪片继续滑坡的势头。加上“联华”的创作人员勇于探索电影的新的表现手法，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活力，因而被誉为与“明星”、“天一”等“旧派”不同的“新派”。
4．中国早期的“新派”导演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新派”导演在中国影坛上崭露头角，以孙瑜、史东山、洪深、欧阳予倩、卜万苍等为代表。这些受西方现代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熏陶的电影新人与旧派导演不同，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他们以严谨的拍片态度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创作了一批与旧派在手法上、格调上迥异的影片。他们大胆吸收和借鉴欧美电影的艺术手法，勇于开拓创新。如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1929）、卜万苍的《玉洁冰清》（1926）、欧阳予倩的《天涯歌女》（1927）等，体现了“新派”导演真实细腻、清新朴实的风格。在他们的影片里，十分注意光和影的运用，讲究画面的“美”和“雅”。大量的对比穿插、幻化梦境等镜头，被组接得自然和谐，天衣无缝。“新派”电影不仅简洁明快，对比强烈，而且清新流畅，耐人寻味。影片的内容与形式达到较为完美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新派”导演还有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四兄弟。他们在外国动画片的启发下，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制作成《大闹画室》、《纸人捣乱记》等具有民族风格的动画片，开创了中国电影动画片的先河。“万氏兄弟”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也最有影响的美术片、动画片导演。
总之，形成时期的中国电影，经历了从放映外国电影到自己摄制影片，从依靠外国资本到独立制作经营的过程。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主要特点是：其一，思潮混杂，观念混乱。中国电影的正式起步在“五四”运动前后，但强大的“五四”冲击波并没有触及到电影圈；其二，题材杂芜、创作多元。早期电影五花八门，良莠不齐，“旧派”与“新派”并存，成就不一；其三，导演与表演等艺术刚刚起步。以张石川、郑正秋等为首的“旧派”导演与以孙瑜、史东山等为代表的“新派”导演，为中国拓荒时期的电影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旧派”演员王汉伦、王献斋、宣景琳等，逐渐领悟电影的表演特点，慢慢克服文明戏夸张造作的旧习，开始为观众所喜欢；“新派”演员阮玲玉、金焰等更以自然朴实、清新活泼的表演风格成为引人瞩目的电影明星。
同时，摄影方面，出现了董克毅、周诗穆等“无师自通”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早期中国电影史上描绘出鲜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