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影片也同样取得新的进步。如革命斗争题材有《洪湖赤卫队》（1961）、《停战以后》（1962）、《东进序曲》（1962）、《地雷战》（1962）、《南海潮》（1962）、《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怒潮》（1963）、《兵临城下》（1964）、《独立大队》（1964）、《苦菜花》（1965）、《烈火中永生》（1965）、《地道战》（1965）、《大浪淘沙》（1966）；少数民族题材有《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冰山上的来客》（1963）、《阿诗玛》（1964）、《天山红花》（1964）、《景颇姑娘》（1965）；农村题材有《枯木逢春》（1961）、《暴风骤雨》（1961）、《槐树庄》（1962）、《北国江南》（1963）；军事题材有《哥俩好》（1962）、《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1964）、《打击侵略者》；喜剧题材有《锦上添花》（1962）、《魔术师的奇遇》（1962）、《女理发师》（1962）、《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满意不满意》（1963）、《抓壮丁》（1963）；儿童片有《马兰花》（1960）、《宝葫芦的秘密》（1963）；戏剧舞台片有京剧《杨门女将》（1960）、《野猪林》（1962），歌剧《刘三姐》（1960），舞剧《小刀会》（1961），越剧《红楼梦》（1962），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0），粤剧《关汉卿》（1960），评剧《花为媒》（1963），豫剧《朝阳沟》（1963）等。新闻纪录片《登上世界最高峰》（1961）、美术片《小蝌蚪找妈妈》（1960）、《大闹天宫》（1961）、《牧笛》（1963）、《金色的海螺》（1963）等，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一时期，一些电影刊物开展了关于“歌颂性喜剧”、“惊险片创作”、“电影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讨论。1962年，瞿白音在《电影艺术》第3期发表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文章指出：电影创作要“陈言务去，力求创新”，要有“新的思想”、“新的形象”、“新的艺术构思”。这是电影艺术家力图突破机械、教条的束缚的真挚呐喊，因此在电影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然而，自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电影界的风向逐渐转变。《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箭杆河边》、《夺印》等表现“阶级斗争”的影片出台。1963年，《红河激浪》被诬陷为“反党电影”。瞿白音的“创新独白”遭到批判。1964年起，《早春二月》、《北国江面》、《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等一大批影片被打成“毒草”，责令批判。电影界被迫整风。在这股“左”倾风愈刮愈烈的情况下，电影生产明显走下坡路。至1966年，中国电影完全走向衰萎。
11．建国17年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
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国产电影开始以绝对的优势占领国内电影市场，一举结束了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影片在中国长期倾销的局面。电影在全国人民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电影在艺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精品叠出，佳片不断。与此同时，电影工业、电影技术、电影放映发行事业、电影教育、电影学术团体、电影出版事业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1952年初，我国诞生了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台16毫米放映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陆续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哈尔滨、上海、“八一”等电影机械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厂等电影工业企业，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等设备器材都能自产自给。1953年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9年宽银幕影片《老兵新传》1962年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标志着中国电影技术的长足进步。电影放映发行事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系统。基层放映单位由1949年的400余个，发展到1965年的2万余个。观众人次由1949年的4700多万猛增到1965年的46.3亿。电影的对外交流和输出输入工作也日益发展。长春、北京、八一、上海、珠江、西安、峨眉等7家故事片厂，在17年里共拍了600多部影片。新闻纪录片厂、美术片厂、科教片厂、译制片厂满足了各层次观众的欣赏需求。此外，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出版社、《大众电影》杂志社、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相继建立，中国电影进入了成熟时期。
12．20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起步较早，初期发展却十分缓慢。早在1909年，香港就拍出了短片《瓦盆伸冤》等。从1913年到1933年这20年间，仅摄制了28部无声片。
1933年后开始拍有声片，以“粤语片”形成地域特色。抗战爆发，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促进了香港电影的发展，形成了爱国主义传统。令香港影业界引以为自豪的是，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沦陷期间没有一个香港影人与日寇合作。整个香港电影业当时完全处于停顿状态。抗战胜利后，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再次南下，香港这块民主人士的“避风港”又成为文化精英云集之地，壮大了香港电影的创作实力。从电影业复苏到燃发出勃勃生机，产量接近200部，其中有《民族的吼声》、《小广东》、《珠江泪》等一批爱国的写实作品。
现实主义在香港成为电影主流。
20世纪5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产量超过3200部，仅次于印度、美国和日本，排名世界第四，质量也比以前有普遍提高。当时彩色电视尚未出现，看电影是香港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此时香港最大的制片机构，是邵氏兄弟公司、国联影业公司和长城影业公司。中小型的影片公司有数百家。起初，粤语片风靡一时，《危楼春晓》、《慈母泪》等都是较为优秀的粤语片。后来，流落到香港的一批闽南语系的艺人不甘寂寞，拍摄了以厦门语为主的影片，如《唐伯虎点秋香》、《荔枝镜》、《雪梅教子》、《孟姜女》等，多数是根据脍炙人口的地方戏曲改编的。在东南亚一带闽籍华人聚居地，这些影片很有市场。此外，港产片中有一批上乘的国语片，如《中秋月》、《寸草心》等。
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的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与黄梅戏片《天仙配》在香港、东南亚一带引起轰动后，极具商业眼光的邵氏公司利用其在1957年建在香港清水湾的“邵氏影城”基地和在东南亚的发行网，紧跟着推出一大批由大陆地方戏改编的古装片，如黄梅调《凤还巢》、《花木兰》、《血手印》，刮起了一股“黄梅旋风”，台湾影坛也纷起效尤。与此同时，邵氏公司还腾出手来，拍了一些以山歌为主的歌舞片，如《山歌恋》、《山歌姻缘》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港产片开始摆脱戏曲片、歌舞片和爱情伦理片的阴柔之气，转向阳刚之美，大量拍摄动作激烈、充满暴力血腥的武侠片。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于素秋、萧芳芳主演的武侠片已初露端倪，成为当时赚钱的片种之一。他们以广东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黄飞鸿为题材，一口气拍了80多集。
1965年，邵氏公司展开了新派武侠路线，如《江湖奇侠》大受欢迎。到1966年的《鸳鸯剑侠》、《大醉侠》，1967年的《龙门客栈》，新派武侠片蔚为大观，成为主流。《独臂刀》、《云海玉弓缘》、《金燕子》、《碧血金钗》、《天狼寨》、《扬子江风云》、《十三太保》、《十四女英豪》、《猛虎过江》、《龙争虎斗》等，囊括了香港本年度的上座率冠军。邵氏公司如日中天，一枝独秀。张彻、胡金铨两位武侠片导演，成为香港影坛呼风唤雨的英雄。
13．20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电影
台湾从1895年甲午战争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20世纪20年代以前，主要上映日本影片。台湾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谁之故》直到1925年才问世。
此后20年问，台湾仅生产了10部影片。抗战结束后，台湾省光复。1946年，台湾成立了专门拍新闻纪录片的“台湾电影制片厂”。
真正意义上的台湾电影史，应当从1949年算起。20世纪50年代，台湾电影是政治说教与娱乐电影时期。这时期的台湾电影业主要由官方的3家电影机构把持：隶属国民党中央的“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隶属“台湾省政府”的“台湾电影制片厂”（简称“台制”）、隶属“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它们无疑成为台湾当局的政治宣传导筒，贯彻“反共抗俄”的文艺方针，因此出品的电影都是赤裸裸的反共政治片。50年代的台湾民营电影势单力薄，在政治高压与严厉的“电检法”下，只能朝“不碰红”、“不碰黄”“不碰黑”的方向发展。1955年，何基明执导的台语片《薛平贵与王宝钏》上映，引起轰动，连放24天。从此，台语片进入全盛时期，民营电影业的日子才好过起来。
20世纪60年代，台湾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产量在亚洲仅次于印度与日本，特别是国语片兴起。从1960年到1969年，共拍了316部，是上一个10年的5.4倍。，国产片开始代替西片票房大幅度上升，一批由原台语片、国语片锻炼成长起的导演，如李行、宋存寿、丁善玺等，与出国留学归来的白景瑞等组织成了一支优秀的创作队伍。加上香港的李翰祥、胡金铨等先后脱离“邵氏”公司，加盟台湾影业，台湾电影进入了写实主义电影时期。
60年代，台湾电影武侠：叻夫片也十分盛行。50年代末，港台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始流行畅销。台湾影人购买版权，拍成台语古装武侠片。1967年，胡金铨的《龙门客栈》轰动了港台与东南亚，卖座鼎盛，直接刺激了台湾影业的发展。1968年创下128部武侠功夫片的纪录，占台湾全年总产量345部的37％。它和言情片一样，把观众带到了另一个时空世界。
总之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电影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作品量大，佳作叠出，观众面广，片商云集。本土培养的资深导演加上留洋归来的新锐导演，共同将台湾影坛打造出一个绚丽多彩、令人瞩目的新时代。
14．十年浩劫的中国影坛
自1949年建国至文革的十七年当中，新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果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话，中国电影无疑可以找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在世界影坛占有自己的地位。然而就在新中国电影的发育阶段，一场浩劫夺去了它生长的土壤，使其陷入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困境。这断裂的十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条触目惊心的伤痕。这十年，不仅使中国电影失去了传统，更可怕的是，那种毫不理会艺术创作规律的“创作”方式几乎成了一种潜在的习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像阴影一样在中国电影中挥之不去。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革前夕，江青就已开始插手文艺界的创作活动。
自1963年12月江青插手京剧、芭蕾舞剧的改革起，她就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对文艺创作进行干预。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下达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就此开始，这场运动最先对夏衍、田汉、邵荃麟等文艺界的前辈、领导展开了批判，同时又先后批判了一系列较优秀的文艺作品：《刘志丹》、《怒潮》、《李慧娘》、《谢瑶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等。1965年1月～2月，江青提出了彻底解决电影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废除“导演中心制”并竭力批判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夏衍的《电影论文集》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等对中国电影创作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史论性文章、著作。
在文革爆发之初，江青一伙又继续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创新独白》等论著及《红日》、《舞台姐妹》等作品，并提出要对文艺队伍“犁庭扫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彻底清洗”，许多正值青春年华或创作旺盛时期的电影工作者错过了创业的宝贵时期，更有许多电影界、文艺界的前辈们如蔡楚生、应云卫、王莹、上官云珠被迫害致死。
文革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观众只能看到被称为“三战”的《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这三个作品。
江青一伙一边疯狂摧毁电影事业，一边为自己在文艺界树碑立传，声称“由江青扶植的革命样板戏是开辟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所谓“样板戏”
主要是指一些革命现代京剧，是用京剧、音乐、舞蹈等传统艺术形式来表现新一代革命者的英雄事迹的剧目，是戏曲界的工作者多年来从事京剧改革的收获，但这个成果也被江青窃为己有，几经插手之后即成了她“精心培育出来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