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愤怒基于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了格鲁吉亚领导人卡巴希泽一记耳光，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来处理格鲁吉亚事务。借此，列宁对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再度提出指责：“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受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5年内把它改造过来。”他说：“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仇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怒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他还写明：“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因此，列宁要求处分奥尔忠尼启则，“以儆效尤”，“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然而，时过境迁，列宁已经无能为力了。由斯大林主持起草的苏联宪法于1923年6月6日在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1924年1月31日，这部苏联的第一部宪法由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而这时列宁已经去世10天了。
作者点评：
不少人说，新经济政策就是社会主义，它将永恒地执行下去。可是，列宁本人究竟是怎样说的呢？
列宁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永远不停留在一项政策上。对于他来说，政策始终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达到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任何一项政策都可以视实际情况而变更、中断、停止或最后舍弃。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只谈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不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到1921年10月时，他就承认在这种过渡中还需要“过渡阶段”，“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也正是在这时，他对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认识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明确提出这种错误就表现为“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列宁提到，在十月革命后他曾指出计算和监督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就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没有这种计算和监督，“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都是不可能的。列宁把“战时共产主义”当成一种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错误来加以批判，在他的认识里，新经济政策首先是一项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政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纠正错误的唯一结论就是“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1922年3—4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阐述了这一政策的要点，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系统地表明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实际上是他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种总结。列宁确认了下述几点：在俄罗斯当前的形势下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了。但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有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里，列宁的逻辑思维是非常清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同一个概念，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这种“真正的途径”，而是“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方法”。历来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列宁的这句话，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等同于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新经济政策会成为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方法？列宁说，是因为这种政策能检验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而这种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对苏维埃政权是生死攸关的事，按照新的方式建设新经济，就能建成这种结合，而新经济政策提供了这种方法。至于新经济政策的前途如何，列宁的态度是谨慎的：“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经济，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
虽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一种惟一的方法，但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随着小农经济的成长，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发展了起来，苏维埃政府尚没有本领将国家资本主义纳入所设想的范围。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要“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他还将这种斗争称为“最后的斗争”。他说：“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
列宁还把新经济政策视为一种对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让步的政策，退却的政策。所以要这种让步和退却全是为了大农业，大工业，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对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所作出的让步和退却已经到了极限了，再也不能让步和退却了，因为这一政策的实施已经超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列宁是这样表述自己的思想的：“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当然，这种停止退却并不是要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和主要措施还是要继续执行下去的，因为已经找到了方法，必须为同小农经济的真正结合踏实地工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后退了。所以，列宁说：“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所以，他这才说：“因此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
但是，列宁的思路并没有停止下来。1922年4月2日，他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依然把新经济政策比作退却，但他强调说：“现在我们已经作出决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这就是说，现在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什么是“按新方式”？列宁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对列宁来讲，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永恒的。
有些研究者把新经济政策阐述成是一项无所不包的、完善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或蓝图。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列宁本人从来就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这样一种计划或蓝图。对他来说，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前期的政策，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打基础的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政策。至少有下述几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新经济政策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但这个过渡时期是很长的。它将在这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内长期地执行下去。这个范围是很明确的，不能把这个长期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个长期中去。第二，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策，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第三，在讲述新经济政策是一项退却政策时，列宁反复强调这种退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此外，在作这种解释时，他总是要说到“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可见，列宁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本身的政策，而只是退却时期的政策，在转为进攻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政策。第四，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并不是全面的，完善的，至少列宁并没有正确解决商业这个问题，他始终只是把商业当成国家调节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手段，一种工农经济的结合点。列宁并不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商业还会存在，还能起作用。第五，新经济政策只是一项经济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涉及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比如说文化、出版、艺术，以及党政建设。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列宁时期存在一种文化上的、艺术上的，甚至党政建设方面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不切合实际的。第六，即使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也没有放弃使用强制甚至暴力的手段，并且始终认为这些手段是经济方法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
总之，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从战争的、镇压的手段向和平的、经济的方法过渡的政策，作为一项找到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真正途径的惟一方法在内战结束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它使国家平稳地转向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使苏维埃政权和国家得到了巩固，并且在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概念上令后代人重新思考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对列宁逝世后的苏联漫长的社会主义进程起到了深刻的和深远的影响。但这一切并不等于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就为未来的苏联，甚至为未来的世界勾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或计划。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虽然新经济政策已经执行了，虽然我们已经按新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执己见，认为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任何根据”。当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新经济政策时，也许，这些话是很值得研究者的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