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林肯和达尔文
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去肩负一个比当年华盛顿肩负的担子还要艰巨的重任，我不知何时，也不知道最后是否还能回来。如果没有曾经庇佑过华盛顿的神明的协助，我就无法成功。，有了他的协助，我就不会失败。
——亚伯拉罕·林肯，去首都赴任总统，在伊利诺伊州春田市发表的告别演讲，1861年2月11日世上有一种不露声色的神意，这个神意掌握着各国的命运……它能独善其身，为时势造就英雄，在贫困中劳其筋骨，激发其灵感智慧，降以大任之才。
——尧夫·沃德·爱默生（Ralph Waldo.Emerson），就林肯的去世发表的演讲，1865年4月19日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刚一个月，内战便爆发了。1861年2月，在他到华盛顿赴任，途经费城，在独立堂停留时，他将当时美国面临的危机与1776年夏天那场针对杰弗逊执笔的那篇杰作进行的讨论联系了起来。“我所有的政治情感从来都是与蕴藏在《独立宣言》中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他对向他欢呼的人群说，“我经常扪心自问，将这个联邦凝聚了那么久的伟大原则或理想究竟是什么呢？那不仅仅是一些殖民地与其宗主国的分离；《独立宣言》不仅将自由赋予了我国民众，而且还希望在将来将自由赋予全世界的民众。”他在接受了掌声之后，陷入了沉思：这个“自然神”赋予了诸项权利的国家自身正面临着一次最严重的挑战，他在总统大选中得票率不到百分之五十，避免内战的可能性似乎很渺茫。他说，《独立宣言》的意义在于，“向所有的人承诺，他们身上的枷锁最终都将被解除，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均等的机会”。他一路上作过几次类似的演讲，其间他使用了演说家的惯例——在演讲前声明自己未准备讲话，这是一个使演讲者显得更加即兴流畅的招数，在演讲结束时，他说：“我愿身体力行我所说的一切，也愿意为之献身。”两周后，1861年3月4日，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林肯恳请全国民众忍耐，请求他们应用“理智、发扬爱国主义和基督精神，坚定不移地依赖于从未放弃过这片被神钟爱的土地的上帝”。
在同年2月份，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举行的另一个总统就职演说中，南方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在为截然不同的目的祈求同一个上帝。“我们崇敬地祈求我们的天父，为我们的斗争提供指引和保佑。”戴维斯说，他是为了分裂林肯称之为“被神钟爱的土地”而祈求上帝帮助的。于是，双方继续沿各自的原计划行动，双方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一方。但是，上帝是不可能同时站在对立的双方的，是不是？
那是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困扰林肯的一个问题。“神意必胜”，他在内战期间，给自己写过一张字条，然后在后面加了几句像挽歌的话：“重大冲突的双方都声称自己顺应上帝的意愿。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其中一方必定是错的。上帝不能在同时既支持又反对同一件事……他本可以通过在交战双方人员的头脑中施加无声无形的影响力，这样，不通过战争就能拯救或者摧毁联邦。但是，战事已起。战事既起，在任何一天，他都可以让其中一方大获全胜。但是，战事仍在延续。”
林肯笔下的上帝和开国先贤心目中的上帝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与曲折多变的美国历史息息相关的上帝。他不是五花八门的智慧之源，也没有柏拉图式的严谨体系，而是一个通过主动参与和极其神秘的手段改变世界历史进程来体现自己意愿的上帝。林肯若有所思地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依仗上帝的垂怜，他希望自己能够依照主的意愿去生活。
一个兑现的承诺
1862年9月22日，星期一，在白宫二楼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林肯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他在试图解释他为什么要在那时宣布“奴隶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但他不能肯定在座的任何一位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在这之前，美国刚经历了一段血腥、可怕的军事冲突；就在前一个星期三，在马里兰州的安提顿（Antietam）发生的一场战斗，成了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天。但是，联邦军队还是打赢了那一仗，阻止了邦联叛军的进犯。现在，林肯面对自己的内阁，将他打算做的事情及其原因告诉他们。根据财政部长赛蒙·P·切斯（Salmon P．hase）的日记，林肯当时说：“当叛军攻到弗莱德里克（Frederick）时，我就决定，一旦将他们赶出马里兰，我就宣布一个‘奴隶解放宣言’……我当时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但是，我在心中给自己许了个愿，同时（稍稍迟疑了一下）也对创造我的上帝许了个愿。”
他已向上帝作了承诺，林肯说，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目前，叛军已被赶出马里兰，我将兑现我的承诺。”切斯的这段描述得到了其他人的印证：林肯总统选择在那一个特定时间解放黑奴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他和万能的上帝做了一笔交易。
海军部长吉第昂·维勒斯（Gideon Welles）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与切斯的描述相同。林肯将他们召集起来，然后说，奴隶将被解放。他说：“他起过一个誓，立过一个约定，如果上帝让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取胜（即刚打完的那一仗），他将把推动解放黑奴的事业视为己任。”
林肯知道他的听众对这种解释会心存疑惑，但是，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他说，但是，当他对某件事没有把握时，他就用这种办法，将他不知该怎么做的事交给上帝去决定。上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答案是倾向于奴隶。他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通过他起的誓及其结果，他的立场得到了上帝的印证和更有力的支持；他的决心已下，解放奴隶的决定已成定局。”
在这之前三十年，杰克逊执政期间，托克维尔曾听到一个美国神父在公众集会上轻声祈求：“哦，上帝！请您不要让他们弃我们而去；让我们永远做最信神、也做最自由的人。”按照林肯的理解，上帝首先需要的是不含邪念的、纯洁的目的，只有那样，上帝才会减轻美国民众的恐慌，让他们熬过战火的煎熬，并且作一番他认为上帝需要他们作的悔过。
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漫漫长夜才会出现一线曙光。
向同一个上帝祈祷
1865年3月4日，星期六，林肯站在国会大厦东侧，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并作了一个简短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说。美国的内战已近四年。然而，林肯知道他写下的醒世之言，是要让国人知道：内战的根源，远比在桑姆特堡的那一场较量来得深远和复杂。
林肯在反思他于1861年的第一次就职仪式之后说：“我国八分之一的人口是黑奴，他们在联邦各地分布不均，大多集中在南方。由于这些黑奴的原因，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奇特而又强大的利益集团。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利益集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这场战争的起因。”林肯说：“北方和南方读的是同一本《圣经》，都向同一个上帝祈祷；各自都在借上帝的名义攻击对方。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世上居然有人在从别人的血汗中榨取财富时，还有脸面请求公正的上帝的帮助；但是，让我们这些不愿被别人评判的人，也不去评判别人。双方的祈祷都不可能实现；双方的祈祷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得到完全兑现。万能的上帝自有他自己的目的。”
林肯的这一席话是对人类并不总能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这一点所作的诚实的、甚至是尖锐的自我解剖。宗教认为这种战祸是人类堕落不可避免的后果，按照林肯的说法，是神秘的上帝意愿的结果；对世俗论者来说，是命运和机遇的反复无常。但不论是从宗教还是世俗的角度看，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命运是掌握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手中。
对于林肯来说，相信这种宿命观点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道义、责任。“让我们坚信，得道者自会强大，始终抱着这一信念，让我们敢于承担我们能够理解且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在1860年2月27日，星期一，在纽约的桶匠工会的集会上说。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是想向美国民众说明，在他们对自己有愧于上帝的言行作深刻反省之前，是不能指望得到上帝福佑和保护的。
林肯这个从未加入任何教会、郁郁寡欢的人，对人类原罪和赎罪这个戏剧性过程的意义的理解，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徒的理解更加透彻。林肯的上帝既不是做老好人的神，也不是性格开朗快乐的神，而是一个要求他掌管的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的神。林肯说：“我们假设美国的奴隶制是按照上帝的神意注定要发生的坏事之一，但是，在奴隶制经历了他指定的一段时间之后，现在他决定废除它，于是，他让这场可怕的战争发生，让制造这种制度的人遭殃，在那里，我们能看出哪些是与信神的人总提及的那些神性不符的地方吗？”
林肯这里是说，美国的民众必须全盘接受上帝。美国公共宗教形式的基础，是一个关注历史并有能力影响我们历史进程的上帝，他不只向人类提供光明和慰藉，他还是严格和苛求的神，因为他要求我们用“己所欲，施于人”的准则行事做人。
那个帮助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让耶稣复活的上帝也是在约伯（Job）受难时嘲笑他的那个上帝，也是为了将大卫（David）推上王位，令人难以置信地抛弃了扫罗（saul）的那个上帝。在林肯看来，十九世纪中叶，在美国制造一场战争，并没有“与信神的人总提及的那些神性不符的地方”，因为这些神性中既包括奖励，也包括惩罚。“让我们衷心地希望，虔诚地祈祷，但愿这场战争的空前灾难能早日结束。不过，假如上帝愿意让战争继续下去，也许这场战争最终会将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用奴隶毫无报酬的血汗创造的财富损失殆尽，直到每一滴被皮鞭抽出来的血用另一滴被利剑刺出来的血全部偿还为止。正如三千年以前的人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仍然必须这样说，‘上帝的判决总是千真万确的’。”
林肯这篇演说的流畅让他这段话显得不那么直露。仔细读一下，这篇演说在其宗教色彩和坚信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与那个超越时空的上帝的意愿相关这两方面尤为突出。这是一个美国总统，一边在进行一场同室操戈的内战，一边在引用第十九首赞美诗——“上帝的判决总是千真万确的”——宣称一个永无止境的斗争不仅是神意使然，而且是公正的，因为美国正被上帝召到跟前，为长期奴役他人的原罪付出代价。十一天后，在回复一封祝贺这篇演说的信中，林肯称他知道这篇演说不会“立刻走红”，但他坚信他做得没错。“在人们听到他们的目的和万能的主的目的不一致时，心里不会痛快，”林肯写道，“然而，要否定这个事实，就是否定有一个上帝在掌管世界。这是一句我认为不得不讲的真话……”
林肯相信自己正在按《独立宣言》的宗教传统行事。“这是他们对宇宙运行的规律所作的绝妙的注释，”他在谈到先贤们对汉密尔顿曾经称之为“神圣权利”的看法时说，“这是他们对造物主对世间万物的公正和正义概念的高尚、睿智和崇高的理解。”林肯说：“不错，先生们，对世间所有的生灵，对整个人类大家庭。在先贤们开明的信念里，没有任何具备神的形象和相貌的生灵是被送到世上遭受同类践踏、贬低和蛮化的。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当时活着的那一个种族的人，而在关注人类子孙万代的命运。”林肯对自己以及全人类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一直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一个名叫威廉·J·沃夫的人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有点傲慢、独断的神父”来白宫造访，林肯说了一句：“先生们，一个人得到一个直接从上帝那里派来的使者的首肯，可不是件寻常之事呀。”
1862年，林肯遭受了一个巨大的个人损失——他的儿子威利死了。
当他听到国人在为他祈祷时，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总统深为感激。“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他说，“我希望他们为我祈祷，我需要他们为我祈祷。我将带着我的悲痛去见上帝……”当时，随着战争的延续，人间悲情早已令人习以为常。林肯在给一个为联邦贡献出五个儿子的母亲的信中，只能尽可能地向她作出保证：她的儿子们是为了他人的福祉献出生命的，那是凡人所能做的最崇高的牺牲。“我深深地感到，在您遭受如此刻骨铭心的痛苦之际，任何试图安慰的话都将是苍白无力的，”林肯说，“但我还是禁不住要以他们为之献身的共和国的名义，向您致谢，但愿您能从中获得一丝慰藉。我祈求我们的天父减轻您的丧子之痛，只为您留下您失去的那些爱子的珍贵记忆，以及您在自由的圣坛前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牺牲后理应产生的神圣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