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保守派试图将建国历史为己所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持世俗观点的人，总是将宝全押在杰弗逊“政教分离之墙”这个词上。这堵墙的比喻起源于英国国教主持理查德·虎克（Richard Hooker），后被持不同政见者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苏格兰学者杰姆斯·伯夫（James Burgh）和杰弗逊等人所用。自从1947年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引用了杰弗逊的这个词之后，这个词便成了今天一言九鼎的观点。
其实，杰弗逊所指的那堵墙是用来将教会与政府分开，而不是将宗教与政治分开的工具。教会与政府是特定的事物：前者是教徒在私人范围内聚会和礼拜的机构，而后者则是在公共范围内人们赖以生活的民政、政治、司法设施的综合环境。教会事关个人宗教——不管是布道派还是新教主流派、保守派还是天主教自由派、东正教、改革教或是保守的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派的任何一个分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特定的信仰、仪式和观点，使其免受政府的干扰。然而开国先贤们在创建一个尊重个人宗教自由的共和国的同时，有意让一个被富兰克林称为“公共宗教”的宗教形式在美国生根开花。
1749年，富兰克林在列举有关怎样正确教育年轻人的想法时，将学习历史作为这一修行的中心内容。一来历史的镜子能照亮通往高尚道德和宗教的道路：“通过提炼和持续观察历史上的任何人的品德、时运和权力的兴衰沉浮的原因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将体现]节制欲望、井井有条、勤俭节约、勤劳肯干、坚韧不拔等等……这些特征的好处。历史还将经常让人们看到建立一个公共宗教的必要性，从它对公众带来的益处、建立一个宗教意识为个人带来的好处，让民众看到迷信的危害，也看到基督教义较所有古今其他各种宗教更为优越。”
尽管富兰克林对基督教颇多赞美之词，他有关美国公共宗教的理念还是兼收并容，而不是依附于某个教派。1790年3月9日，星期二，他给耶鲁大学校长依扎拉·斯达尔斯（Ezra stiles）写了一封信。当时，离签署《独立宣言》已有十四年，他的生命正在接近尾声。年迈的富兰克林谈了他自己的信仰——那是一个他曾用准确和机智的语言，与许多开国先贤谈起过的那个信仰：
我相信一个上帝，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凭借神意掌管万物。
他应该享受我们的礼拜。我们所能为他做的，是为他的其他子民做好事。每个人的灵魂不死，将按今生的所作所为，在另一个世界接受公正裁决。我认为这些是所有合理的宗教的基本信条，我就像您那样，无论我在哪个教派里都尊崇这些原则。
至于来自拿撒勒的耶稣……我认为他的道德体系和他留给我们宗教，是世间空前绝后的，或人类可能有的最佳选择；但是，我担心这个宗教已经过几次篡改，我对他的神性……持怀疑态度；尽管我没有将这个疑问教条化，也从未做过研究，我认为现在也没有必要忙着去找答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不费多大的劲儿就能找到。
美国的公共宗教
就这样，美国的公共宗教坚信有一个上帝，也就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称之为“创造者”和“自然神”的那个上帝。这个公共宗教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所有的人，并且如同杰弗逊所写的那样，赋予所有人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神圣权利。公共宗教的上帝所赋予的权利，无论国王、总统还是政府，都不可侵犯——因此，这个宗教将神圣性赋予了美国人权。这个公共宗教中的上帝过问人间之事。人们认为这个公共宗教的上帝能够奖励或惩罚个人或整个国家，或许是此时此地，或许在将来，直到永远。这个公共宗教的上帝有时被认为是与美国休戚相关的神，用杰弗逊的话来说，“就像古代以色列国与上帝的关系一样”。
这里要明确理解的是，这个公共宗教中的上帝，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不是三位一体中的圣父。开国先贤们在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时，有充分的机会引用基督教中的形象和语言，但他们没有那样做。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是一群彻底的世俗无神论者。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他们需要上帝的存在，然而，宗教战争吞噬和摧毁整个政府的历史教训，让他们悟出了区分私人信仰和公共宗教的真知灼见。在教堂和各家各户，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信奉和举行宗教仪式；而在国家的公众事务中，要用团结，而不是分裂的方式引用上帝。这一观点，对于先贤们来说十分重要。他们选择了“自然神”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一直在为美国造福。尽管，在数代人中，曾多次有人试图修改宪法，将耶稣加进去，或宣布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在三个世纪里，从来就没有哪个总统真正尝试过。
这一公共宗教既不是私人信仰的替代物，也不是隐藏着许多传教士、威胁美国世俗领域的“特洛伊木马”。相反，它是一种理智和情感的惯性，这种惯性使得美国人同时具备宽容和虔诚这两个与每个人的道行密切相关的美德，因为先贤们提出的公共宗教是一种极具民主性的思想体系。当一个总统说“愿上帝保佑美国”或者当我们高唱“美利坚！美利坚！愿上帝赐福于你”时，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上帝。一个基督徒可以在心中呼唤圣父、一个犹太人可以想到犹太人的天父、一个穆斯林想到阿拉、世俗无神论者想到虚无。这种多元性不是造成分歧不和的元凶，而是神创世界的现实。
《圣经》告诫信徒应该怎样去对待世界上说各种语言的人们和部落。“以爱己之心爱世人”是《圣经》中的一句名言。保罗先知在《田姆西书》（Timothy）中写道：“因此，首先，我敦促为全人类祈求、祈祷、调和和感恩。”约翰先知在《圣经》中的第一封书信中说：“亲密的朋友们，让我们互相关爱吧，因为爱来自上帝，爱人之人得道于上帝，也认识上帝。”接纳这个告诫的能得到什么正果呢？根据艾萨亚的说法，终于有一天，血缘和教义的差异会烟消云散，万能的上帝“将永远消除死亡，上帝将把泪水从每个人的脸上抹去”。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信徒们必须努力眯起眼睛，“透过一块晦暗的玻璃看到真理”。保罗先知这样写道。
对于信徒们来说，历史的进程虽然是上帝决定的，人类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于是，公共宗教和私人信仰之间的联系有时是紧密的。著名学者兼法官约翰·T·依能二世（John T．Noonan，Jr）曾写过，“国家是不会敬神的，而民众会”，而且总统个人的信仰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公民的责任在于尽可能地察觉总统的个人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执政，如果总统的个人信仰和公众事务的混杂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人们就应该大声疾呼，并且在选举投票时作出相应的决定。
英明的美国总统总能从林肯那里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他曾对一批来访的牧师说，他并不在乎上帝是否站在他那一边，“因为我知道上帝总是站在正义这一边。”他接着说：“我一直忧心忡忡和祈祷的事，是我和这个国家应该站在上帝的一边。”
不管是在历史的危急关头，还是在风平浪静的年代，美国民众都曾呼唤先贤们创造的这个上帝为他们提供保护，祈求他的引导，为能顺利通过暴风骤雨向他感恩。自英国殖民者为我们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以来的四百余年问，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美国的领袖们和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公开言论和行动，都似乎表明他们能从公共宗教的角度去理解历史。
1776年，当英王乔治三世的英国大兵向纽约市压来时，美国第一座名叫谢里斯·以色列（Sheal·ith Israel）的犹太教堂的首领格雄·斯依克斯（Get-shorn Seixas）带领他的信众，举行了一次他们称之为“流放”的活动。这一群人凭着手中的犹太《圣经》（Torah）经卷，将他们先祖的远古故事与这个年轻的国家联系了起来，他们将美国革命称之为“美利坚的神圣事业”。独立战争胜利之日，这一群人为之感恩祈祷：“我们在艰难困苦中向上帝呼唤，他带领我们走了过来。”在远古时代，上帝为犹太人送来以色列国；现在，他送来了美国。
四十年前，社会学家罗伯特·N·贝拉（Robert N．Bellah）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美利坚的民众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文中列举了在公众生活中将“美国是上帝垂青的国度”这一信条植根于民众之中的“一系列信仰、符号和仪式”。“欧洲是暮气沉沉的古埃及，美利坚则是充满希望之新世界，”贝拉写道，“上帝已经带领他的子民，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一制度的光辉将普照全球的每个国家。”贝拉说，他所谈及的文化敏感点不具有“特定的基督教含义”，而是美国含义。这个观点由来已久。在古代，柏拉图曾提出民众宗教信仰可以团结民众（或通过信奉同一个神的方式，或通过将国家本身作为神来信奉的方式）；十六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麦契瓦里（Machiavel-li）在《商讨》（DiscOUIses）一书中指出，古罗马的民众“转信宗教，将其作为一个维持一个文明国度的最必需的工具”；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第四册中造了一个新词“民众宗教（civil religion）”。
我选择讨论“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词出自美国最伟大的建国者之一的富兰克林，这个观点还得到了像华盛顿这样的人的认可，在华盛顿理想中的美国，“宗教和道德”是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支柱”，他还说，“它们和公共幸福和个人幸福之间的联系不是一本书能够写完的。”在“民众宗教”与“公共宗教”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卢梭的“民众宗教”是人造的，未经民众培育的东西，是国王权力的工具，与民众的自由无关。同样道理，贝拉所描述的宗教，强调美国是上帝垂青的国度，这种观点便可为美国想做的任何事情正名，造成将美国本身抬高到一种供人顶礼膜拜的地位。《独立宣言》向往的自由，则是自然神给全人类（不论他们生活在何地）的馈赠，而不是只给美国人的厚礼。从建国时起，我们就是世界各国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公共宗教较少地强调崇尚美国的理念，较多地强调个人权利和民众美德的神圣起源——这些美德需要不断的扶持、培育——以及美国人在自己家园、有时在海外捍卫自由的责任感。在美国内战前夜，林肯谈及美国在一个陷人专制主义深渊的世界上维护自由的“大搏斗”，他祈祷他有能力带领他称之为“几乎被上帝选中的民众”——一个绝妙的形容，它抓住了这样一个要点：不论需要多少责难和提醒才能让我们看到和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在人间行善，我们的天性还是向善的。
有关道德观的问题
开国先贤们审视历史往事后得出结论：尽管宗教存在种种缺陷，它仍然是人类道德行为以及有关公正、正直、责任和责任感的美国理念的根本基石。“让我们谨慎地来想象一下离开宗教也能维持道德观的情形，”华盛顿说，“所有研究复杂事物、培养推理能力的良好教育，加上以往的经验，都无法让我们相信排除了宗教原则，国家的道德观可以得到长久的维持。”
尽管道德观也有一些非宗教的起源，仰仗推论和自然法的仲裁，而不仰仗神明，开国先贤中的许多人认为宗教和道德行为是无法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