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研究应取的态度，他主张“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具体说：“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各取所长，以裨益民生。”当时传人中国的西学，往往和神学掺杂在一起，戴震强调要对之加以鉴别。例如对西人邓玉函《奇器图说》一书，他认为，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博，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惟其第一卷之首有表性言解、来德言解二篇，俱极夸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又如对利玛窦《天问略》一书，他认为“皆具有图说，指证详明，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惟其序言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宜取其精密有据之术，而废其荒诞售欺之说，削去原序以免荧听。”
关于中西比较方面，他认为，“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之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同时，他还认为《周髀算经》“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总的倾向是以中学为主而兼收西学。在具体研究中，他更重视山川地理和农田水利问题，因为这些东西更切民用。他纂修《直隶河渠书》，实地考察了二十多条有关的水系，并广泛走访老农，与他们一起劳动，以成此“有用之书”。
总之，戴震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当时一大批同类儒士中的一个典型。于此可见儒教气学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密切关系。
气学的历史地位
同对待心学一样，许多学者把气学也归人理学的范围。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儒学的历史实际的。儒家气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柳宗元虽然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同为复兴儒学的著名人物，但他们的儒学思想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虽然柳宗元为宋明新儒学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程朱学派一直对他持否定态度，这主要是一个派别问题。王安石的思想也对气学的形成有所贡献，而他也一直是程朱等理学家批判的主要对象。张载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皆为极重要的气学思想，但他的整个儒学性格是属于理学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思想，民胞物与和仁孝之理的思想，以及阴阳五行的思想等，都是极为典型的理学思想。张载和二程一样，是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张载可谓两宋最富独创性、且最广大精微的思想家，程朱等理学家吸取和发展了他思想中的理学部分，从而使他成为理学的奠基者；王廷相和王夫之吸收和发展了他思想中的气学成分，他似乎又成了气学奠基者。但是，我们认为，程朱对张载的继承和发扬毕竟较为全面且符合理学的性格，而王廷相和王夫之只是对张载思想中符合气学精神部分的片面发展。张载对气学有很大贡献，但他在本质上属于理学范畴。
罗钦顺的思想间于理学和气学之间，王廷相则是气学的真正奠基者。
气学的根本特征是反对超验的理本体、心本体和气本体，否定有超感官的德性之知，主张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讨论问题，强调从后天经验的角度研究认识问题。强调现实感性，拒斥形而上学、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可以说是气学的基本精神。张载的太虚之气属于形而上的超验层次，朱熹用“理”取代了太虚之气的本体地位，而把“气”降低到形而下的器物层面。
在理学家看来，只有理才是神圣的绝对本体，而气则只是理的工具，只具有质料的意义。明清气学是把理学家降低了的气作为本体的，而并不是以张载的超验的“神气”为本体的。在气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传统学术取得了许多很实在的成果，如古籍整理的成果，科学技术的成果、语言文字学的成果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等等。因此，有人又把明清之际的学术称为实学。
在传统儒学中，只有气学在哲学性格上具有与西方近代唯物主义相类似的性质。儒家气学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物，它的学术性格极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市民阶层的务实精神在学术上的反映。气学极力贬低理学和心学的价值，说它们是空虚无用之学，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以唯物史观的眼光看，理学和心学在它们的时代同样是很实际的学问，理学可谓宋元时代的实学，心学则可谓明代的实学，它们都在各自的时代做出了最实际的贡献，今天的学者不应该重弹气学的老调。
心学的最大优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有利于打破偶象，有利于冲决罗网，有利于唤醒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但是，思想解放只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目的，所以心学作为一种儒学思潮不可能长久。人们的思想智慧和创造精神一旦从理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便要去创造新的奇迹。
所以，当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的时候，王廷相也为气学奠了基。当初朱熹集理学大成的时候，陆九渊为心学奠了基；后来当乾嘉汉学极盛的时候，又产生了晚清今文学。宋元以后的儒学发展，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和生机。若不是两次民族融合的沉重代价和理学的死灰复燃，中国儒家和中国历史的发展绝不会是后来所表现的那样。凡是对传统文化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人，往往也是一些心浮气躁、不愿意对民族文化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真研究的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必须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
明清气学由王廷相奠其基，经黄宗羲和方以智而益恢宏。王夫之一生刻苦自厉，以气学思想遍注群经，确实有“开六经之生面”的功劳。王夫之极富哲学思维，他的学说充满着辩证唯物的理性精神，可谓气学的集大成者。但是，由于满清的野蛮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王夫之的思想在当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直到三百年后满清王朝的封建大厦将倾之时，王夫之的气学思想才受到新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和发挥，对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儒家气学的真正脊梁是颜李学派，这个学派后来受到梁启超的高度赞扬，它的健动性格和实践精神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颜元曾给理学家和心学家“画”过像，在他的笔下，程朱和陆王皆与孔子极不肖，而他自己则以孔子的真道统自居。平心而论，颜李学派的精神更符合孔子的性格。孔子不仅是理论家，他更是一位实践家。但是，颜李学派同样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李塨后来不得不走向考据一途。戴震以严格的考据方法治气学，真可谓“戴着镣铐跳舞”，然而，他也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儒家气学可谓实足的民间学派，但这更符合先秦儒家的原义，因而亦可谓旧儒学中最具进步性的一个形态。
正是气学的经验理性和求实精神，充当了中国儒家接纳西学和走向近代的重要桥梁。如果没有儒家气学的理论创造为铺垫，很难想像中国人会较快地接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舶来品，但它也是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文化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一途，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