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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佛医学概论(1)

佛教认为人生充满痛苦,而疾病是人类最“苦”之处,它直接折磨人的身心,故救人先救其“苦”。首先就要使人们能够摆脱疾病之“苦”的纠缠,所以佛教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佛教徒通过给众生治病疗疾,普及医学知识,同时也使佛教医学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和发展。

一、医方明与中医

早在三国魏明帝时,攘那跋陀罗和耶合崛多两位印度和尚合译(《五明论》,其中就有《医方明》。据《开元录》记载,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共译出佛典1621部4180卷,这些佛典中有许多涉及医学内容。《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由印度翻译过来的佛教医书有10余种,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释僧医针灸经》等。

《大藏经》集佛教经典之大成,据李良松、郭洪涛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中介绍,《大藏经》中,专论医理或涉论医理的经书约400部,既有医药卫生、生理病理之记录,也有心理幻术、修心养性的载述,内容博异丰盈。不少佛医药书籍,大多托名自大乘佛教的龙树、耆婆两位宗师,千百年来广为流传和运用。在医药卫生名词术语方面,佛经中有4600多条此类术语,既有生理解剖、脏腑经络方面的名词,也有医疗、药学.心理、病理和医事杂论方面的术语。

综台有关资料,现例举有关佛教医书如下:《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佛说奈女耆婆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安般守意经》《佛说佛医经》《佛说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活意经》《佛说咒时气病经》《佛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法门经》《禅法要解经》《禅要诃欲经》《治禅病秘要经》((易筋经》《佛说疗痔病经》《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能净一切眼疾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经》《大般涅经》《南海寄归内法传》《大智度论》《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六妙法要》《摩诃止观》《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延寿经》《佛说医喻经》《五门禅经要用法》《耆婆脉经》《耆婆六十四句》《龙树眼论》((耆婆要用方》《耆婆五脏论》等。

佛教“医方明”之学与中医学理论相互吸收和影响。佛教医学认为,人的身体是“四大”构成的,“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因此一切疾病的根源也就在于“四大”失调。“初则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则水大积,涕唾乖常;三则火大盛,头胸壮热;四则风大动,气息击冲。”中医“阴阳五行说”的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由上下、内外、前后、有形和无形、物质和运动等阴阳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它们不停地进行“阴阳转化”和“阴阳消长”,却始终保持着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破坏,人就生病了。同时,人体内部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表示五个系统,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相生相克。由此可见,佛教医学与中医学在探讨疾病起因上存在着相通之处。

佛教医学在寄生虫学方面也有独特的发现。《禅病法要经》及《正法念处经》就认为,人身是虫窠,人体内的虫约有80种,并且还列举各种虫的名字,描绘其形态,这与现代医学的寄生虫病学的观点和记录有许多相近之处。现代寄生虫病学也发现人体内有蛔虫、蛲虫、鞭虫、钩虫、丝虫、绦虫等等。由此可见,佛医学并非虚幻记录,可以说它对人体寄生虫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修行道地经》中还有人体胚胎学方面的研究,“胎成七日,初不增减,二七日如薄酪……六七日如息肉……九七日变五泡,两肘、两髁及颈,十七日续生五泡,两手腕两足腕及头……”这种记录把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经过详细地反映出来,与人体胚胎学有着不可思议的吻合之处。

尤其是在汉末及三国时流行的小乘佛教,直接吸取中医“元气说”和“阴阳五行说”的理论,用来解释疾病的起因,认为“元气”配合好,则人心神平和,就不会产生种种欲望和烦恼;如果“元气”配合不好,阴阳五行不协调,心神就会失去平和,种种欲望和烦恼就会油然而生。

佛教医学“四大”学说也直接为中医学所接收。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流论》里就写道:“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六脏所摄,一日黄风,二日青风,三曰赤风,四日白风,五日黑风……所谓五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唐孙思邈《千金方》也记载:“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同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

《大智度论》认为,生病有“外缘”和“内缘”两种因素,“外缘”即为外在条件,如受到寒热、饥渴、摔伤、挫伤等等;“内缘”即内在条件,如纵欲贪色、发怒、恐惧、思虑等。《摩诃止观》则认为,贪恋色、声、香、味、触“五尘”会生疾病,并认为沉迷色境生肝病,贪享声音生肾病,贪爱香气生肺病,贪图口味生心病,贪念触觉生脾病。中医“脏象学说”认为,“脏”是深藏在身体内部的器官,“象”是人体内脏机能活动表现的征象,人体一切生命现象都是体内器官机能活动的外在反映,通过对这些外在反映的观察、分析和归纳,就能推测内在器官的病理现象和生理现象。“脏象学说”与佛教医学也有相似之处,只是在具体器官机能上存在着某些差异。

佛教医学认为,对不同的病症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诊治,“身禀四大,性各不同,因以治之,症候非一;冷热风损,疾生不同”。因此,同样的疾病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症候程度都会有不同。《摩诃止观》说,治病要对症下药,才能很快治愈。所以医生必须先正确地诊断病因和病情,诊断越精确,治愈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医生医术高低的标准。中医也是讲究辨证施治,因而就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它善于把体内、体外的因素加以全面的考虑,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因此,近人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认为:“考唐宋医学的变迁,实基于印度佛教的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