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化名人谈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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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芬先生一一纪念大哥祖芬

黄苗子

我妈妈生下兄弟姊妹共十多人,大哥黄祖芬出生于清光绪末年,正是孙中山等领导的反清革命潮流澎湃之际,先父冷观先生,在香山(后改中山)县奔走革命,大哥即勤助母亲,操持家务。父亲遭袁世凯爪牙、广东督军龙济光速狱,大哥还是青年,四出奔走。后来父亲出狱到香港任《大光报》主编,大哥得以就读华仁书院,结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兼任父亲所办的中华中学英文课。

其时父亲以劳瘁致疾,经常卧病,家务校务,逐渐由大哥肩负这副担子,其时二哥英年早逝,四哥为了愤恨日寇侵略,离开香港,经延安派赴晋冀察边区,最后在敌人5月扫荡下壮烈牺牲。我在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到了上海。其他弟妹的衣合教育,都是母亲和祖芬操心。由于大哥早年就饱经风霜,所以他个性沉默,克俭克勤,一生忠于教育事业,勤恳培育下一代,读书之外,没有其他嗜好。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结下一笔总账是:给予人的多,取诸人的少,那么祖芬就是这样一位典范,而这种人,往往又是不大被人注意的。

大哥祖芬逝世,我因远在澳洲,无法来香港奔丧。现在已过数月,从亲友来的电传及剪报中,知道悼念仪式、丧葬等事已经完毕,给自己记下一点哀思,向国内朋友介绍一点他的生平事迹,我想,还是必要的。

我个人觉得一个人的生死,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无须惊动社会,我曾经半开玩笑(其实是很认真的)写下两次“遗嘱”公之于世,大致是:不搞追悼会,不出丧,不发“讣闻”,不要骨灰盒,不留骨灰等等。但这仅是我个人对自己身后的处理方式,我自然也尊重别人和自己亲友的方式。这次的追悼仪式,听说亲朋学生,约有一千多人(当然绝大部分应是他的学生),可见一个好人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他的人还是不少的。

大哥在我们父亲冷观先生生前创办的中华中学教书多年,1938年父亲逝世后,他接着主持中华中学。日寇侵港时一度在广西柳州筹办复校,不久柳州沦陷,辛勤筹划的学校就随之荡然。日寇投降后,大哥回港恢复了中华中学,直到70年代,中华中学又改为育华中学,他为香港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

说大哥奋斗了一辈子,这不是空话,二三十年代,在香港主持一家私立学校是十分艰苦的。学费抵不上物价,年初收入的学费,马上要还去年韵欠债。

家中经常一贫如洗。甚至靠母亲做点心补贴。大哥不爱交游,不近权贵,全心全意地把心思放在教好学生做人向学、读书明理。他可以说是教书之外,什么嗜好都没有的“完人”。(现在已九十余高龄、抗战初期在香港曾和祖芬有来往的文艺界前辈夏衍,当年曾戏称祖芬为“万世师表”。)

教师和学生,都亲切地称祖芬为“芬先生”或“黄校长”,黄校长是始终受到尊敬的。我曾对朋友说:我哥哥是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他“闲静少言,不务名利”。这“不务名利”的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他“首先是教育家的“身教”,对同事、对学生以身作则;其次是当年殖民地气息浓重的香港,激发他的爱国情绪,日寇的侵略,更使他明白一个教育家的沉重担子,他孜孜于教育青年,目的是让后一代明白,自己的“小我”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国家民族的“大我”,大我富强康盛,小我也就无上光荣。否则黑头发黄皮肤,到哪里也只是个二等、三等公民。他不久前曾说过,若能活到“九七”,亲见英国国旗在香港降下,是人生一大快事。“芬先生”一心放在教育上,名利,至少在一位教育工作者,是不分心去“务”的。

八十多年来,大哥始终随着国家民族的忧乐而忧乐,这一点,他的同事和学生比我知道得更清楚。1938年广州被日寇侵占,香港许多青年热血沸腾,都切望北上为危急的祖国效力。那时四哥祖雄(又名黄中坚。黄万:夫)决心辞去中华一的教职,参加抗战,大哥支持他。他曾在延安抗大二分校学习,后调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任编辑。1942年日寇扫荡太行根据地,四哥终于在晋察冀边区牺牲,和许多抗日烈士一样,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939年以后,许多爱国民主力量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中华中学在课余时间,经常借给新闻学院(主持人乔冠华),作活动场地。据上海施艺存教授最近发表的短文,当年曾借用中华中学作会址的文艺界抗日协会香港分会,他曾在那里担任工作。记得那时在香港主持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夫人,曾由我陪同,到过中华中学,给同学们发表抗日救国的讲话。

即使是退下来,“芬先生”对同事和学生的关怀,对香港教育事业的关怀,还是鞠躬尽瘁,有求必应。他把学校结束后的公积金,捐给香港的爱国学校,又通过民主评定,为老教师发给了退休待遇,而自己则住在狭小的校友会后座不到三百尺的小间。在香港的同事和同学,都众口一词地对他表示崇敬,称赞芬先生有良知,以诚待人。这是我每次来港,都听得到的对他的颂扬。他晚年当了好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但他还是“闲静少言”,据他说:“除了教育方面我有意见就提之外,其他我是外行,香港小道消息太多,各种说法都有,叫你信又不是,不信又不是。不是真知卓见我宁可沉默。”也许是复杂的时代,使他增长了经验。

从“芬先生”出生到他的逝世,经历了八十五个年头。这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政治风暴演变剧烈的时期,也是知识分子忧患最深的时代。

祖芬大哥经常在风雨飘摇中,为国家,为社会,出了一辈子的力,按正常的自然规律,他也可以永远休息了。

当一个人离开人世之际,眼前出现“问心无愧”四个字,这就是无上的幸福与安慰。他可以毫无包袱、毫无牵挂地“归真”。大哥是做到这一点了。

因为分离的日子多,即使是兄弟,也无法列举大哥这一生行事。按照佛的教言,尘世众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于逝者,如以“世本无常,会必有离”的达观精神去看,总应是对的吧。但自己毕竟是凡人,一个既是长兄,又是老师(我是中华中学毕业的),并且毕生以身作则来培育人,无愧于“师表”的人的离去,终难免于悒悒。近年每次来港,看着他老人家呻吟床第之苦,总是心中恻然。当他眼瞪瞪地瞧着我时,我知道他有一肚子话要对我说,这也许还是佛家所谓“执着”吧,他如果悟到“以智、慧、明,灭诸痴暗”,他当然可以静静地瞑目。

安息吧!大哥。

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