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
治学就是做学问。何谓有学问？用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懂得的知识多，能运用这些知识。范成大《送刘唐卿户曹擢第四归》有句诗：“学力根深方蒂固”。
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只有学而知之的“天才”。要使自己懂得多，首先就要学得多。我经常和年轻同志们说要“博闻强记”，就是这个意思。学习要学得深，但不要钻“牛角尖”，许多知识都是互相联系的。要想学得深，在某一方面做出成就，首先就要学得广，在许多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正像建塔一样，一个高高的顶点，要有许多材料做基础。世界上许许多多专家，没有一个是钻“牛角尖”钻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搞社会科学的专家，但他们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很有造诣。据一些研究马、恩的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能在社会科学方面做出如此辉煌重大的突破和创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靠学数学锻炼了自己严谨的科学的思维能力。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要想当专家，首先应该是“博”士，要想成为某一门知识的专家的同志，千万别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在这门学科的范围内。学文科的要学理，学理科的要学文。大家都可以学点音乐、美术之类。现在，有些同志对专业研究颇有见地，但因为文学水平差，论文写不好，研究成果表达不清，得不到别人的承认，更谈不上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有些知识，看起来与自己的专业无关，但学了，见多识广，能启迪你的思想，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促进学习。
当然，所谓“博闻”，不是说什么都去搞。“博闻”，不仅是对各科知识而言的，一个学科里面的各方面，也有一个“博闻”的问题。对搞专业研究的同志来说，要掌握比例，不要丢开专业。不要“喧宾夺主”。早年，我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时，兴趣是广泛的，但特别是对力学、桥梁建筑感兴趣。看到贫弱的祖国许多铁路和桥梁修建权被帝国主义把持，如济南泺口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郑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修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修的，云南河口人字桥是法国人修的，广州珠江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凡是像样一点的桥梁的修建权都落入“洋人”之手，实在令人痛心。对祖国的热爱，激起了我发愤读书的意志，决心要在桥梁事业上为中国人民争口气。那时我二十来岁，正当学习的黄金时代，就从踏踏实实地学习做起，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多的知识。没有教科书，就去找有关的书和资料，有时带着一个问题，找来五本十本。
不仅读得多，而且反复地读，拼命地记。这样，一个个的问题弄懂了，自己的知识面也一点点地拓宽了；学过的知识记住了，以后学习就方便了，不必在查工具书上花过多的时间。在唐山读书五年，各科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后来到美国去留学，白天在匹茨堡的一家著名桥梁工厂里，实习桥梁的制造和安装，晚上广泛地查阅各方面的资料，把各家知识吸收为自己的东西，从而获得加里基理工学院第一个工学博士学位。我在回顾和总结自己各项研究成果时，不能不把成绩的起点上溯到那时的“博闻强记”，因为这种方法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博闻强记”只能说是一种学习方法，是接受知识，为自己的研究和创造打基础。搞研究工作，要出成果有创见，还要“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有人打比方说，文章是固体，语言是液体，思想是气体。我提倡多用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气体一一思想。这不是怕写文章讲话要被人抓住把柄，更没有同“知无不言”、“凡事无所不可言”背道而驰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多想比多写多说更重要。对知识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多问几个为什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设想。学术上的许多突破和创见，无不是从大胆的怀疑或设想开始的。有疑问，有设想，才能去证实，才能有突破。1921年留学回国以后，我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天津北洋大学、中国北京交通大学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等高等院校、研究院任教和从事专业研究。
我经常给自己出难题，也经常要学生出难题。过去讲课有个老习惯，在上课的前十几分钟，教师提问题要学生回答。我在任教的时候，也有问学生的，但更多的是倒过来，让学生提问题由教师回答，或这个同学提的问题让那个同学回答。学生提的问题教师答不出，就给这位同学以满分；你提不出问题，那么就请你回答后面同学提出的问题。根据学生提的问题的水平、深度打分数，也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结果打分数。这样做，看起来作答的同学更难些，在分数上吃亏，但可以鼓励和促进他们想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教师问学生是主观的，学生懂的，回答你，收效不大；学生问教师是客观的，可以根据所提问题的深浅判别他掌握知识的情况，也可以由此而检查教师的教学质量。有些问题课堂上不能解答，就成了学生的课外作业，有的还成为我的研究课题。记得有一次讲力学，学生提出了“力”是什么的问题。这在书上是有定论的，但书本上说的很概念化，不清楚；做老师的也说不清。于是，它就成了一个研究课题，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做出了比较形象明确的解释。现在，有的青年同志怕提问题，认为这会暴露自己的弱点。
有的同志则想一步登天，不愿在研究一个个的小问题上花工夫。这些都是做学问搞科研的拦路虎，荀子的《劝学》篇有句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苟子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要到千里之遥，就要踏踏实实地从一步一步走起；要渊要博，就不能嫌涓涓细流。搞研究工作，只有从一个个的小问题人手，进行种种设想，提出种种方案，在各种方案的对比衡量中，采取正确的方法，才能从微到著，从小到大，有所突破，有所创见。
以上所说的这些，可以说是很一般的道理，大多数同志是明谙的，也能够这样做。那么，为什么许多同志不能达到目的呢？应该说，确实是因为先天智力不行的，那只是极少数，而极大部分同志是因为对自己所执的事业不够专注。
治学有没有自觉性，能不能持之以恒，这是成败的关键。有许多人，他（或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十分优越，可是因为他对事业专注，几十年如一日，有的甚至扑上了全部身心，因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爱因斯坦就是这样的一例。爱因斯坦小时候曾被当作迟钝的孩子，记忆力也很差，一个校长曾这样下评语：“干什么都一样，反正他决不会有什么成就。”可爱因斯坦没有因自己的先天不足而畏葸不前，他具有坚持不懈的恒心，不为物质生活、交际应酬所分心。正是由于他对事业的专注，创立了相对论，在别的领域成就也很大。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先天条件十分优越，可是因为他见异思迁，虎头蛇尾，结果却终身碌碌无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一个好渔民。怕苦怕累怕脏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的农民和工人。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想靠憋一阵子气、咬一下子牙而出成果，是不可能的。做学问要有决心，更要有恒心。
下个决心并不难，做到有恒心就不容易了，这要靠自己督促自己。学习研究都要有计划。有了计划就要严格地执行、不要自己骗自己。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下决心搞桥梁研究，六十多年来，在理论上作了不少探讨和阐述，也参加了许多大小工程的建设。每当取得一项研究成果或看到由自己参加的一项工程胜利完成时，都感到莫大的快慰，党和人民也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但我总感到不足，从未产生过可以歇一歇或者改换研究课题的念头。可以说，每时每刻，我的案头都有几本备读的书，都有几个问题在自己的考虑研究之列。这样不问断的学习和研究，虽然从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看收效不一定很大；但连贯起来看，就可贵了。因此，在回顾和总结自己学习经验的时候，我要与青年同志们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持之以恒。”
“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这是我经常和青年同志说的几句话，也是自己几十年来学习研究的基本、方法。权且称为“十六字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