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看，德国对美国历史的教学和写作影响较早。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Jhr）所创立的原始资料鉴定法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他曾是柏林大学首批教授之一，以研究罗马史而闻名。尼布尔之后是博克（Anugust BOckh），他是柏林大学古典文学教授，他的最大成绩是把古典语言学变为一种历史的科学。稍后或与之同时的是兰克（LeolOld vOn Rarlke），曾被尼布尔称为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其他有名的历史学者还有兰克的学生济贝尔（einrich von Sytel）、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il）、尼安德（August jNeailder）和蒙森（Theodor MomHISel），以上学者几乎都曾是柏林大学教授，他们使柏林大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伟大中心的声誉传播四方，他们共同组成了德意志历史学派，并深深地影响了其他学派：如哲学、神学、语言学、地质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美国受德意志历史学派影响的历史学者是班克罗夫特、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怀特（Andrew D.white）和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rns）。班克罗夫特上文已作介绍。莫特利1831年17岁时毕业于哈佛学院，不久赴德学习，1832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罗马法及有关学科。他的教师是法学家胡戈（Hugo）、胡伦（Huren）和萨尔费尔德（Saalfeld）。他在哥廷根的时间很短，因为在1832年时，蒂克纳和班克罗夫特在哥廷根求学时的伟大教授，用莫特利的说法是“死的死或衰的衰”，所剩无几。离开哥廷根后，莫特利成了柏林大学的一名学生。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F.K.von Savi一gny）曾是他的老师之一。莫特利离开柏林大学20年后，怀特进入柏林大学学习。1855年到1856年，他随累普济乌斯（Karl Riclard I.epsitls）学习埃及学，随博克学习希腊史，随劳麦（F.vOn.Ratlmet）学习意大利史，随希尔士（Siegfr.ied Hirsch）学习近代史概论，随里特尔（rl Ritter）学习自然地理。回国后在密歇根大学任历史及英国文学教授，1865年出任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他的主要著作为《基督教世界中科学与神学作战史》及《人类和非理性作战中的七位大政治家》。亚当斯1872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1874年赴德国留学，1876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德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伦奇利（Jhmln Kaspar-Bluntschli）是他的老师之一。亚当斯在德国时取得两项成果：一是在他的历史研究中遵循胚芽论政治学说，追溯美国的政治体制，设想其根源是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的村社建制；另一成果是相信习明纳在指导学生钻研学问方面有其优越性。1776年，亚当斯到新成立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任教，时间达1/4个世纪。他信奉英国历史学家弗里曼（E.A.Freeman）的格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今的历史。他曾积极筹创美国历史学会，并任学会秘书。在霍布金斯大学的教学中，他采用习明纳方法，培养了许多历史学家和杰出人物，其中有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哈斯金斯（Charles Itomer taskills）和特纳（F.J.Tumer）、霍布金斯大学的文森特（Vincent）、科尔比（lby）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斯莫尔（A.w.Srnall）、辑和出版家艾伯特·肖（bert Slaw），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后来担任美国第28任总统的威尔逊。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德国大学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美国经济学的发展相对于欧洲各国来说是后起的，19世纪以前，美国的经济思想大都从英国传播而来。南北战争后，哈佛于1871年率先设立经济学教授职位，耶鲁和霍布金斯也分别于1872年和1876年设立。1870年代以后，随着许多留德经济学者的归来，美国经济学研究快速向前发展。当时许多经济学领衔人物都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他们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美国大学经济学讲座。如美国经济学家领袖、以其边际生产力学说而闻名的克拉克（J.B.Clark）于1873年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三年，受教于克尼斯（G.A.Knies）教授门下，其观点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回美后执教于卡尔顿学院、史密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他也是1885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893～1895年任主席，被誉为美国第一代博得世界声誉的经济学家。继克拉克之后，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E.J.James）和纽约大学教授约翰逊（J.F.John—SOD）于1875年赴德学习。187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帕顿（Simn N.Patten）赴德学习。1877年伊利（Richald TllodoIe Ely）赴德，两年后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霍布金斯大学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主任，与他同年赴德的还有哈德利（Arthur T.tadley）。在这期间其他赴德学习的经济学者还有劳林（Lalaghlin）、塞利格曼（E.R.A.Seligman）、西格（Seager）和费特（Frank～bertetter）等等，到1904年，共有近60名曾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美国经济学家。德国大学一些有名的经济学家，如瓦格纳（Adolf H.G.Wagner）、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康拉德（onrad）和罗舍尔（Roscher），都曾亲自指导过美国学生。
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美国也从德国受益匪浅。
19世纪中期以后，自然科学获得迅猛发展，而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执世界之牛耳的当属德国。德国的科学研究通常是在大学进行的，而英国的科学研究通常是在私人实验室或皇家实验室或类似的机构进行的，这种实验室决非学生常去之地。因此，渴望科学教学的美国青年纷纷赴德进人大学实验室，他们与教授在实验室共同研究和学习，获得的好处是无价的。以数学为例，20世纪初的哥廷根大学已是举世瞩目的数学中心和数学家的摇篮，被誉为“数学的麦加”，一大批国外有作为的年轻数学家像朝圣一样纷纷涌向哥廷根。据统计，1862～1934年间，美国有114名数学博士，其中就有34名留学于哥廷根，18名留学于莱比锡和慕尼黑。当然，一万名赴德人员中有许多只有短期的学习经历，有的甚至没有注册，他们仅仅是“旁听生”而未被正式承认。在较大的大学里每学期都能发现数目不小的这类美国人，无疑他们受德国大学和学术的影响是肤浅的，“他们尝到但没有深深地喝到条顿人（日耳曼人）的泉水”。所幸这些浅尝辄止的人毕竟不是主流。
三、留德美国学生在学术上的主要收获斯文认为留德回国并具有德国大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学生至少获得了三种独特的智力财产，包括智力习惯（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l：ual method）、智力和道德信念（intel.lectlual and ethical convictkn）。智力习惯代表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它是三种财富中最为宝贵的。独立性意味着学者追求真理时无须害怕任何对手，也无须依赖于任何朋友或外界的支持，他完全自由地从事神圣的探索而不受约束。这种自由的独立或独立的自由不仅属于神学研究，也完全属于其他科学研究。对学者来说，真理是惟一的理想，真理的追求是至高无上的。
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或准确性（throughless），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独特财富，即掌握全部的能够知道的有关的事实材料。正是在德国，美国学生“学到了作为一般原理的基础的事实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智力的全面性也意味着适当的关联之意，因为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有关联，欲知某个问题，必须了解其整体或全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片面的。
德国学者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他是站在广泛基础之上的专家，其智力之剑不仅具有利刃，而且利刃后更有强硬有力的刀背。
西部保留地大学德语系教授迪林（R.w.Deering）谈到自己在德国大学留学的经历时说：“我开始采用一种实际的方法学习德语，读、写、说并涉猎许多文学作品，但很快发现这只是我学习的初步，仅仅知晓一种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哥特语、古诺尔斯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瑞典语和丹麦语等，对德语专家都是必需的，就像乘法表对天文学家不可少一样。不知道古法语，就难以知道德国文学，不知道费希特哲学和英法作家，就无法理解浪漫主义。除非我知道冰岛的英雄传奇故事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的历史及其匈奴人，否则我可能放弃尼伯龙根之歌的研究。没有拉辛、伏尔泰和亚里士多德，我不可能掌握莱辛……换言之，德国大学对我的最大影响之一在于它们教导我真正的专家决不是一个知识狭窄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广泛涉猎的人，决不会存在没有邻近领域的某个特殊的领域，正是这些边界，通常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建议我增加英语语言学和八个罗曼语作为我其他两门学科的原因。”
智力和道德信念是留德回国的美国学生所具有的第三种智力财富，即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通过观察，或通过新知识，或通过思考，或通过比较，应较大地提高新世界的学术水平。一个有抱负的教授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讲课，努力推翻错误，体现新的发现。德国人的脑子是富于创造性的，阅读半年一次的德国新出版物的目录，足以使一个最顽固的头脑发生动摇。教授必须与高涨的潮汐保持一致。他必须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外学习各种新的知识，至少了解新知识的范围以及它们是否符合他自己的观点。
以上是美国留德学生所获得的三种智力财富，当然，由于德国大学本身的局限，留德学生也受到了某些消极或负面影响，如德国高等教育过分专一地集中于智力方面，无形中忽略和贬低了个性发展的重要性，甚至有人说：“其智力资源的丰富和训练，常常是在损害健全的人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置身其中的美国学生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虽然从整体看，正面影响是远远大于或超出负面影响的。
美国学者福斯特（Frank Hugh FoSter）担任过好几所美国大学的教师。1912年，他在庆祝自己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30周年时所发表的演讲中说：“每一个德国学者首先希望独立思考并独立地和批判性地掌握他承担的任何学科。其次，他希望通晓与这门学科有关的到他的时代为止已经认识到的全部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将掌握并领会与之有关的文献。最后，通过个人与原始材料的接触，通过独立观察，通过采用最好的方法和最全面的方式进行审核，他希望获得某些尚未为人知道的知识，以此来增进人类知识……，德国人设法成功地将这种原则和理想灌输到美国学生的头脑之中。”他进一步说：“德国的教育思想从为人类服务的理想开始。一个人来到世上不单纯为活着或独自获得辉煌的生涯，而是从整体上增进人类幸福。因此教育必须为他的工作提供工具和运用它们的技艺，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敢于涉猎新领域、发现新真理以及为人类的应用创造新成果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这些理想被留德学生带回美国。”
哈佛大学德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沃尔兹（John A.Walz）在1936年出版的《德国对美国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一书中说：“今日美国学术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领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直接和间接归于许多在德国大学接受先进训练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
这些学者开阔了学术眼界。“他们代表了受过训练的力量。他们激发了热情，提高了理想。他们不断增强了成功的动力。他们在学术界支持并仍在支持美国在政治上推行的那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