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没有先进的科学和教育作后盾，是不可想像的。美国早期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其中有大批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带来了母国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因而有人说，美国是以引进欧洲的技术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早期美国联邦和州的领导人已意识到科技对国家发展的作用，遂对科技采取了扶植的政策。1787年宪法规定国会要“促进科学和有用工艺的进步”。富兰克林、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都十分爱好科学，甚至亲自参加科学研究，并制定了成功的科学政策，推动了美国重视科学传统和崇尚科学精神的形成。到19世纪中叶，新科学、技术发明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这些科学的发明创造及广泛运用，使美国各行各业的生产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在教育上，美国先是从英国等国移植了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思想，建国后不久又借鉴德国经验开展了公共教育运动，南北战争后更建立起完善发达的各级教育制度。到本世纪初，美国各级教育就学率均名列世界前茅。发达的科技和教育，确保了美国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1938年美国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总额为2.64亿美元，其中政府提供的支出只有4800万美元，尚不足五分之一；而在1941～1945年间，美国平均每年支出6亿美元的科研开发费，其中5亿美元来自政府。1945年，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就开始着手调整科学政策，决心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大为震惊，比之为科技领域的“珍珠港事件”。随即联邦政府采取重大措施，包括在科学和教育上增拨巨额投资、通过《国防教育法》等等。50年代初，美国每年的科研经费约为50亿美元，到60年代初达到136亿美元，1987年达到1243亿美元，1990年突破1.500亿美元。充裕的资金，使美国科技实力近半个世纪中名列前茅，维持了其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更加重视科研的投入。克林顿说：“在一个科研比最近的50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削减科研经费犹如在冷战的颠峰时刻削减我们的国防预算。”在教育上，国会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拨巨款充实学校科学教育设备，提高科学教师水平，设置国防奖学金。
之后美国教育经费直线上升，1963～1967年，联邦教育经费从60亿增加到120亿美元，1976年又增加到1200亿美元，1978年寄达1404亿美元。1989～1990年度，联邦教育支出达3530亿美元，1994年更达4840亿美元。克林顿表示要把发展教育作为任期内的首要任务。
他说：“教育已成为美国200多年来发展的核心。让我们保证给我们的后代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以及他们建设美好未来所需的支持，更高的学校标准，更多的选择和所有人完成学院学业的机会。”与美国相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更晚。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结束封建统治。然而，在极短的三十年间，日本走完了欧洲近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这种历史罕见的高速发展，同样可归于科技和教育之功。明治初年，新政府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总的目标，其科教政策和措施紧紧围绕着这个总目标实施。明治政府意识到科学对振兴“皇基”的重要，把科学作为国家的事业严格控制。1870年设工部省，致力于科技引进工作，并将其作为国家的战略决策加以贯彻。在教育上，1871年设文部省，负责管理全国的文教事业，1872年颁布新学制，从教育体制到教材内容均以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教育为模式。1879年制订教育令，1886年颁布学校令，以德国为蓝本，同时博采众长，建立了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此后，日本教育突飞猛进，国民素质大大提高。1907年日本学龄儿童就学率已超过97％，大正年间（1912～1925年）就已开始普及中等教育。即使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也没有忽略教育的发展。1942年的学制改革，1943年的大学院特别研究生制度，都是促进教育的有力措施。日本战后从事科学工作的骨干力量，大多是战争期间培养出来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谈到日本战后复兴时指出：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确实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即“人力资本”还大量存在。因此只要注入一定的初始投资，结合以技术含量很高的设备，日本这台高效率的产出机器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物质财富来。确如所言，战后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日本就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震惊全球的经济高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9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在60年代实现国民收人倍增计划的过程中，科研经费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80年代日本确立科技立国的战略后，加大了投资力度。1988年日本科研费总额为97752亿日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2.8％，美国为2.74％，德国为2.7％，法国为2.5％，英国为2.3％，日本居发达国家首位。1989年4月，日本的科研人员共有46200人，每万名劳动者中有科研人员67名，美国为66名，西德为52名，法国为35名，英国为48名，日本仍居首位。战后日本对教育的投入，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1955年至1975年，日本国民收入由72985亿日元增加到1240386亿日元，10年问增加了16.99倍，与此同时，教育费也由4373亿日元增加到96113亿日元，增加了21.97倍，增长幅度超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日本人把智力投资视为一本万利的大事，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其教育经费在发达国家中居于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从上述各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可以看出，尽管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科学和教育对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科学和教育的发达是它们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秘诀。回顾几百年的往事，我们更应该坚定对“科教兴国”战略的信心。从中我们可以汲取三点宝贵经验。
1．发展经济，必须重视科技；欲兴科技，必须先兴教育
科技对生产和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马克思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之后，科学技术的作用与日俱增，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科技同生产和经济的关系，为“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据估计，1913～1949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0%，而其中一半是靠新技术创造的。1949～1973年，世界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5％，其中3/5是由于科技进步而获得的。8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60％～80％是以依靠科技进步为基础的。㈤可以预计，在已到来的21世纪，经济对科技的依赖将更加突出。
欲兴科技，必先兴教育。科技是流，教育是源；科技是木，教育是本。换言之，“科教兴国”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几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翻开近代史，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工业革命、政治变革和教育变革三次巨变。英国是沿着政治变革——工业变革——教育变革的轨迹运行的；法国则是沿着政治革命一一教育变革——工业革命的道路发展的；惟德国与众不同，先有教育变革，才有政治变革和工业革命。美国先有政治变革，其教育变革和工业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教育变革滞后的国家，是最保守而缺乏发展后劲的国家，其典型即是英国。而教育先行的国家往往是能够创造经济奇迹且进步神速的国家，如德国。这可以说明教育的巨大作用。战后日本为世人提供了“教育先行”的战略模式，即在一定时期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教育投资，使教育先于经济发展。日本在战后长期实施这一战略，实践证明，教育先行是可能的，并且是经济起飞的巨大推动力。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把发展教育事业，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建设高质量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作为迎接21世纪的基本国策。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要把发展教育作为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将教育看做是德国在下世纪知识社会中的立足之本；法国总理若斯潘宣称：重新将教育置于优先地位是国家的义务；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教育、教育、还是教育”的口号；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强调人才是日本的惟一资源，教育改革是国家政治的最重要课题之二。以上论述，绝不是这些领导人的心血来潮或信口开河，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他们对本国或他国“科教兴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之上的。
2．国家对科教的支持和投人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
在近代英国，科学和教育常常被看做是“私人或民间的事务”，政府放任不管，最终使英国由一流强国降为二流强国。德美日等国的科学和教育正是经过国家的支持，才得以后来居上。然而在20世纪之前，这种支持的力度和规模都比较小。就科学而言，主要是通过教育和行政服务来帮助科学，尚未直接控制科学工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才加强了对科学的直接管理。欧洲各交战国均成立了直接隶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由国家拨巨款发展科学。二战期间，各国对科学的重视愈益加强。法国于1938年建立国防科学研究所，次年又建立了国家科学研究的中央机关，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振兴，英国早在1934年即建立了国防科学调查委员会。邱吉尔1940年担任首相后重用著名科学家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设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美国于1940年建立从事武器研制的国际研究委员会；又在马省理工学院设立辐射研究所，从事雷达的研究。1941年6月设立了科学研究开发局，从此，美国以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大学或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二战以后，各国对科技的投人大幅上升，科研费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长期坚持将研究与发展（R&；D）作为优先投入领域，90年代中期其R&；D投入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其长远目标是要达到3.5％。而我国1997年R&；D投入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5％，差距是巨大的。这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10％以上的比例递增的速度也是不相称的。就教育而言，各国早已认识到教育投资的重要性，投资数额大幅增加。“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全部经费而言，教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业了。从预算方面来说，在全世界公共资金的支出中，教育经费占第二位，仅次于军事预算”。在这方面我国的差距也是巨大的。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财政投人的总量虽有所增加，但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较，投人明显不足。按我国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教育投资应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1995年仅为2.44％，1997年为2.49％，远低于低收人国家平均4％及高收入国家平均5.7％的水平。可以肯定，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最关键的是保证国家对科教经费的足额投入，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3．积极借鉴别国的先进科学和教育经验
纵观人类历史，文化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近代以来，改革、开放、交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明朝之前的中国尚是世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即使是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但由于随后200多年的闭关自守，轻视科技和教育，中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各国，教训是惨痛的。19世纪初，德国惨败于法国后，才认识到需要向对手学习，借鉴敌国的先进科技和教育。美国在二百多年中，大量借鉴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的先进科学和教育经验，最终由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变为输出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借鉴了西方先进的科教经验，才得以后来居上。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早已证明了的。我们要警钟长鸣，奋起直追。愿中华民族的强国梦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