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史实研究的意义相对来说，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然而近些年来在我国发展极快，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有一定水平的学术成果日渐增多。但从总体上看，对比较教育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比较教育史实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可以说仍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这种疏忽显然黾说不过去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比较教育如果没有历史为基础，就难以作出深入的研究。尽管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教育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朱利安之前比较教育的“史前史”，却长达数千年，其中不乏许多值得探索的课题，而且各国教育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史实在近现代更是屡见不鲜，如果对这些史实视而不见或一笔带过，只注重“当前”的比较，至少是不全面的。国外比较教育学者十分重视比较教育史实的研究，有的著名学者在所撰比较教育教材中，有关比较教育历史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的研究范围远至古希腊罗马，近至当代各国，无所不包。美国当代比较教育学者布里克曼（william w.Brickman）说：“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对各种教育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人类学的，以及其他的著作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一定能够提取关于过去教育的某些有趣的、或许有价值的观察和思想，其中一些对现在或将来的人可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从这段话看出，布里克曼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充分肯定的。
以高等教育为例，众所周知，德国是近代大学的发源地，其奉行的学术自由原则以及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外对这个问题研究较早，成果颇丰。早在1928年美国学者思温（Charles Franklin Thwing）就发表了著名的《美国和德国大学一百年史》，详细论述了从第一批美国学生留学德国哥廷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百年里德国大学对美国的影响。这段史实至今仍为西方比较教育学者所津津乐道，被称为近代教育史上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近年仍有有关的新著或研究论文问世。然而我国外国教育史或比较教育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是蜻蜓点水般一略而过。其实，如果深人研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有意义的课题。美国高等教育最初是从英国移植而来的，19世纪中叶以后以德国大学为范例，向高深的学术进军，短短的几十年间即获得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大学，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我们弄清美国学习德国的过程和经验，其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美国借鉴德国大学这段史实，是比较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例子之一，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深一步体会比较教育学科的功能和意义。此外，同属近代最早改革高等教育的国家，为什么法国最终被德国抛在了后面，这是值得深思的。德国的模式是保年传统的大学形式并注人新的活力，具体而言，是通过注重自由的学术研究培养个性充分发展的人；而法国的模式是以注重功利主义的专业学院代替传统大学。结果，德国很快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19世纪末，曾经骄横的法国人不得不参照德国的榜样重新改造本国的高等教育。通过近代德法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我认为至少有三：第一，教育与民族复兴和国家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昌盛，国家才能富强，才能够抵御外侮。耶拿战役（1806年）败于法兰西的普鲁士和色当战役（1870年）败于普鲁士的法兰西正因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有战后的励精图志和重新崛起，才能使民族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教育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必须尊重之。德国对大学的改革反映了时代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大学既要为国家服务，又要保持一定的自由和独立性，过分的行政干预只能适得其反。正是学术自由的原则成为柏林大学以及其他德国大学的保障，并使之成为科学和学术研究的中心。法国将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虽然也产生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效果，但最终使法国高等教育沦为二流水平，并丧失了法国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其三，发展教育要注重国家之间的借鉴和交流。德法长期互为敌国，但并没有阻碍两国间教育的交往及学习。通过教育比较而得出的这些经验，难道不是十分宝贵的吗？以初等教育为例，我们知道，德国是西方初等教育最先发达的国家，也是最早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1831年，库森受法国政府委派到德国各邦考察初等教育。
1832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鲁士教育报告》，引起轰动。
法国政府从普鲁士的经验中，看到了改革本国初等教育制度的紧迫性，遂于1833年制定《基佐教育法》，建立了国家初等教育制度。库森报告对美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教育革新家从中了解到德国新教育的发展，并在19世纪30～60年代的公共教育运动中，借鉴了许多德国的先进经验，如国家管理、免费及强迫入学、征税办学等，最终使本国的公共教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如果比较教育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相信一定会有新的收获的。库森的名言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拒绝向别的民族学习的，他们学习所有好的东西并加以完善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再以教育思想为例，裴斯泰洛齐是近代瑞士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对欧美影响极大，德国政府曾选派数十人赴瑞士随裴斯泰洛齐学习，在改革初等教育时，大力吸取裴斯泰洛齐的进步精神、原理和方法，取得了宏伟的功效。法国也曾派员前往瑞士学习，但更多的是通过普鲁而了解裴斯泰洛齐的，后来终于产生了库森报告，产生了法国的初等教育制度。18世纪上半期，美国从德法翻译的文献中接触到裴斯泰洛齐，随之许多人赴欧参观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改革实验，最终形成“奥斯威哥运动”，对19世纪后半期美国师范教育及初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幼儿教育家福禄倍尔是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信奉者，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的创办者。然而幼儿园在德国最初却因政治原因被关闭，不料却在异国他乡的美国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教育如果不研究或介绍这些重要的史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以上介绍的是欧美等国的比较教育史实，其实我国的近邻日本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史例。日本是当今世界教育的先进之邦，其教育对经济发展之功举世瞩目。
古代日本曾派使者和留学生到我国学习隋唐先进的文化和教育。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曾先后借鉴法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日本向西方取法的历史和经验是很值得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研究并参考的。
如果将日本学习西方教育的历程与我国近代模仿西方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比较研究，其意义恐怕就更非一般了。遗憾的是，至今我国比较教育对这类重要的史实很少涉猎。
我国比较教育的史实同样值得探索。我国近代教育较之古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即是西方教育。如果没有洪堡的柏林大学，恐怕不会有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如果没有借鉴美国的学制，恐怕不会有今日的六、三、三学制，以上难道不都是比较教育之功吗？建国初期我国教育曾全面借鉴苏联的经验，1952年开始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即是学习苏联的产物。这次学习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恐怕不是一两句话便可概括的。
如今，左的思潮已被清除，还有什么顾忌阻止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对此作出深入研究呢！
以上只是信手拈来的几则例子，古今中外，比较教育的史实不胜枚举。或许有人认为，这些是属于教育史的研究领域，其实不尽然。在此须澄清一种糊涂观念，这种观点认为比较教育和教育史是以时间划分界限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为教育史研究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比较教育研究范围。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往往忽视历史的研究，甚至对史实不屑一顾，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学科的划分不应该仅以时间为标准或依据，教育史是研究从古至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以及变化，可以说凡是过去了的都是历史，都是教育史的研究范围，当然也包括二战以后的教育发展；而比较教育则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它不仅研究当代教育，也研究过去的教育，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都是比较教育的方法。纵向比较自然也包括二战前的教育。鉴于此，我认为比较教育和教育史的区别更重要的应该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不是时间上的区别。有人说比较教育“追溯历史根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现在”，即鉴古知今或古为今用，试问比较教育的研究如此，教育史的研究不同样如此吗？从这种意义上说，比较教育史实的研究毫无疑问是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围。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L.L.Kandel）的观点“比较教育的研究是继续教育史的研究，把教育史延伸到现在”，是不无道理的。比较教育的研究以当代教育为中心，固然不错，但万不要因此而忽略了对历史特别是对比较教育史实的研究。实际上，教育史和比较教育两门学科是很难作出截然划分的。
近闻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和教育史学者正联手编纂《中外教育比较史》，但愿该书早日问世，以弥补我国目前比较教育史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