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传灯录》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法嗣四十三人，其中有“西印度堀多三藏”介绍原文如下：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东游韶阳见六祖。于言下契悟。后游五台，至定襄县历村，见一僧结庵而坐。三藏问曰：“汝独坐奚为？”曰：“观静。”三藏曰：“观者何人？静者何物？”其僧作礼问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观自静。”彼僧茫然，莫知所对。……三藏曰：“我西域最下招者，不堕此见。兀然空坐，于道何益？”……三藏后不知所终。（《大正新修大藏经》51，237a）。
如果这段记载可靠的话，那么，在顿悟大师慧能座下也已有了印度的传法弟子了。
佛典中的“黑”与“白”
羡林按：
明年是著名学者汤锡予（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我虽然不是锡予先生的正式学生，但是我读过先生的很多著作，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深远的影响。1946年我来北大任教，实出于陈寅恪先生和锡予先生以及胡适之先生的提挈。我曾听锡予先生讲授“魏晋玄学”，一堂课没有缺过，并且认真做了笔记。因此，我自认为是先生的弟子。在纪念先生百年冥寿之际，一介学弟拟出版纪念论文集。此乃学坛盛事，实慰下怀。一介让我写篇文章，我欣然应命。但窃以为纪念论文集文章以短为宜，于是就根据多年搜集的资料，写此短文，滥竽论文集中，谨表对锡予先生仰止之敬意。
1948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现收入拙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309～311）。我在里面讲到朱子教人用白豆黑豆来“系念”，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起一恶念，则投黑豆。我认为，这个办法来自印度佛教。我举了《贤愚经》卷十三的一个例子。我的结论是：“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
后来翻阅汉译佛典，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类似的例子，更足以证成我的前说。我现在再举出几个例子，稍加诠释，并引申谈一谈佛典中的“黑”与“白”。
《摩诃僧祇律》卷十三：
羯磨已，此比丘应作二种色筹：一者黑，二者白。不应唱言：非法者捉黑筹，如法者捉白筹。应如是唱：如是语者取黑筹，如是语者取白筹。（22，334b）
如果觉得这不够清楚，我再从对应本中举出一个例子。《十诵律》卷三十五：
若比丘已作行筹人，随僧多少应作二种筹：一分长，一分短；一分白，一分黑。说如法者，为作长筹，说非法者，为作短筹。说如法者，为作白筹；说非法者，为作黑筹。（23，254b）
所谓“筹”，是小竹片。这里讲的是用投筹的办法来裁决和尚中的争端。我不讲裁决的过程，因为那同我要讲的无关。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这里，黑筹和白筹尽管用途不一样——黑豆和白豆以及黑白石子象征的是恶念和善念，黑筹与白筹和善恶念头无关——可是黑仍然表示反面的近乎恶的东西，而白则表示正面的近乎善的东西，东西不同，含义则一。关键不在东西，而在颜色。
白黑象征善恶，还表现在其他场合。我举几个例子。《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九：
苾刍当知，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是故苾刍应离纯黑及黑白杂业，当勤修学纯白之业。（23，674b）
对几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业”，梵文karma，巴利文kamma，指的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异熟”，也译为“报”或者“果报”，梵文和巴利文都是vipka，我们平常所谓“报应”。“白业”，指的是善行，“黑业”，指的恶行。善行得善报，恶行得恶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反复说明这个善恶报应的道理，参看23，814b，827b，837b等。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二，更言简意赅地说明：“汝等苾刍当知，黑业还得黑报，若行白业，还得白报。”（23，1029bt）
“黑”，梵文，krsna，巴利文kanha；“白”，梵文ukla，巴利文sukka。“黑业”，梵文krsna-karma，巴利文kanha-kamma；“白业”，梵文ukla-karma，巴利文sukka-kamma。“黑异熟（黑报）”，梵文krsna-vipka，巴利文kanha-vipka；“白异熟”，梵文ukla-vipka，巴利文sukka-vipka。同在其他语言里一样，白的颜色总是同“光明”联系在一起，引申为“善”；黑的颜色总是同“黑暗”联系在一起，引申为“恶”。
黑白不但同业报相联系，而且还同人的思维直接联系。《那先比丘经》说：“因知善恶，知当所行，别知黑白思惟。”（32，697c）有时甚至同“出家”“在家”联在一起。
在中国，黑白有时也有类似的含义，但绝不像佛典中这样具体，这样复杂，用途绝没有这样广泛。
1992年7月14日
佛教的传入中国
——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阶段①
印度佛教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佛祖释迦牟尼生存的时代约与中国的孔子相同。最初佛教规模比较小，以后逐渐扩大，而且向国外传播，也传到了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千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南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社会风俗习惯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
至于佛教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的？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现在还无法说得很确切，很清楚。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连篇累牍，大家在各个方面都同意的结论，也还没有，我在这里存而不论。如有兴趣，可参阅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梁启超、任继愈诸位先生众多的论文和专著。
至于佛教是怎样传进来的？传进来的道路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极端复杂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我只能大体讲一个轮廓，着重讲一讲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多年以来探讨的结果，以求教于高明。
我觉得有必要先讲一个相当有趣的看法，以资谈助。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有一个见解，他先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的一句话：
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他认为“不得”就是梵文Buddha（一般音译为“佛陀”）的音译，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始皇禁佛陀的庙，或者对佛陀的祭祀。结论是印度佛教在秦始皇（公元前246—前209）时代已经传入中国。这当然只能算是一个笑话。想不到中国有一位学者在各不相谋的情况下，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尽管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同样贻笑士林。因为许多学者都指出来过，像“禁不得什么什么”这样的句子在当时是颇为习见的，绝不会是什么另外的解释。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在佛教传入中国这个问题上，最习见的说法是汉明帝（公元58—76）永平求法。这个说法最早见于《牟子理惑论》等书。《理惑论》说：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谷，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下略）
所谓“永平求法”，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理惑论》里没有提到摄摩腾、竺法兰的名字，也没有“白马寺”这个名字。这几个名字都是较晚在别的书中出现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们大都认为，这个说法，尽管流传甚广，却是靠不住的。佛教传入中国从种种迹象来看，肯定早于汉明帝。
但是，这个说法就一点历史事实都没有吗？根据我自己最近几十年来的研究与考虑，我觉得，其中确有一点十分有价值的内容或者暗示。我是专门研究所谓“混合梵语”或“佛教梵语”的，对古代中亚（中国的新疆是其中一部分）的民族语言，比如吐火罗语A和B，也稍有所涉猎。在探讨佛教梵语本身语言特点之外，时常涉及印度佛教在国内传布的问题。在这方面，在我的比较多的论文中，有两篇与这个问题有关，一篇是1947年写的《浮屠与佛》① ，一篇是1989年写的《再论浮屠与佛》② 。文长不具引。我只将我的推论方式和研究结论在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
在这里，关键是“浮屠”与“佛”这两个词。“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对此学者们毫无意见分歧。至于“佛”，则问题颇多。流行的意见是“佛”是Buddha另一个音译“佛陀”的缩写。但是，这个意见是有问题的。汤用彤先生指出“汉代称佛为浮屠”，这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梵文Buddha这个字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列表如下：
大夏文 bodo，boddo，boudo
吐火罗文 pt，pud，pd
拜火教经典的中古波斯文（巴利维文） bwt
摩尼教安息文 bwt，but
摩尼教粟特文 bwty，pwtyy
佛教粟特文 pwt
回鹘文 but，bur
达利文 bot
上面这个表中的字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组：大夏文为一组，其余的中亚古代民族语言为一组。第一组大夏文的bodo，boddo，boudo与汉文音译的“浮屠”完全对应；而其余的则又同汉文音译的“佛”完全对应。可见“佛”字绝不是“佛陀”的缩写，而是另有来源。从梵文Buddha这个字的汉文音译来看，佛教从印度向中国传布，共有两条途径：
（1）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
Buddha Bodo，Boddo，Boudo 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 But等 佛
《理惑论》中说，中国派人到大月氏去写佛经四十二章，当时的大月氏这个游牧民族正居住在大夏。《理惑论》这一句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汉代之所以称佛为“浮屠”，也完全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总之，印度佛教不是直接传入中国的，途径有两条，时间有先后。最早的是通过大夏，以后是通过中亚某些古代民族，吐火罗人最有可能。
我这个看法，颇得到一些同行的赞赏。
总之，佛教就这样传进了中国。佛教既然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它同物质文明不同，必然受到我在上面导言中提到的异族文化相遇时出现的规律的制约。它初入中国时，必然会有一个撞击的过程或者阶段。不过，我在这里必须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宗教比较宽容的国家，不管是本土的宗教，还是外来的宗教，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有十分剧烈的宗教战争。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我这样说丝毫也没有评价的意义，我不是说哪一个宗教好，哪一个宗教坏，我只不过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同本国的宗教或者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是有撞击的，但是不激烈，不明显，表面上来看，似乎一下子就和平共处了。
一点不撞击也是违反规律的。仔细研究一下佛教初入中国的情况，明显的表面的撞击没有发现，但是从佛教所抱的态度和它所倡导的伦理来看，撞击的痕迹隐约可见。从前汉开始一直到后汉，鬼神方术的信仰在社会上极为流行，这些与佛教教义是根本相违的。也许佛教在这方面碰过一些小钉子，也许是为了避免碰钉子，自己来一个先发制人的手段，先韬晦一下，遂以方术自隐，结果是顺利地通过了最难过的第一关。
在伦理观点方面，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孝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社会风习不必说了，连帝王也几乎全部以孝治天下。不管他们的行为有时与孝绝对相违，口头上却不得不这样表白。佛教要求信徒出家，这就与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教条根本对立。怎么办呢？也只好迁就现实，暂时韬晦。在后汉三国时期翻译的佛经中，有不少讲到孝的地方。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第一：子存亲全行，可谓孝乎？（《大正新修大藏经》1，6a）
失译人名在后汉录《大方便佛报恩经》第一：佛法之中，颇有孝养父母不耶？（同上书，124c）
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以是因缘故，放斯光明。（同上书，125a）
欲令众生念识父母，师长重恩故。（同上书，127b）
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故，今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上书，127c）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你看，最早的汉译佛经是多么强调这个“孝”字呀！梵文里面不是没有与汉文“孝”字相应的字，比如Mt-rja pitrja等，但是这些字都决非常用常见的字，它们在佛经甚至印度其他古代经典中所占的地位，完全无法同“孝”字在中国经典中的地位相比。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姿态。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日本著名的梵文学者中村元博士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