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卡奇的思路出发，施密特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施密特认为，“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像今天仍在苏联和东欧盛行的那样，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表白的话，那么它就与那种低劣的唯心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主题和基础”[15]。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表明的是，马克思并不是通过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同时，施密特又指出：“从实践上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合起来，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的特征，反映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立场。”[16]这就是说，应当从劳动辩证法，即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理解自然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新思考，凸显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哲学的巨大影响，从而加深了这样的认识，即马克思关注的始终是社会历史及其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认识也有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争论的焦点常常集中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还是完全对立的这样的问题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则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看到，黑格尔的影子是一个幻影。为了把这个幻影赶回到黑夜中去，我们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17]由于争论的情绪化和表面化，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探讨总是深入不下去。
第二，没有结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演变来探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没有阐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什么把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理解为主要是《逻辑学》的影响，并主张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解读《逻辑学》，从而使整个讨论趋于简单化。
第三，对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的界定和论述缺乏明晰性，反映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缺乏总体的把握。
三、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和列宁的解释路线
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关系的传统解释是：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解释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这种传统观点主要是通过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关系的。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其基本见解可以表述如下：
其一，在黑格尔之后，对马克思哲学产生最大影响的是费尔巴哈：“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18]，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大功绩是“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在提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在当时的影响时，恩格斯明确指出：“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评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9]虽然这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观点有所保留，但重心都在“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换言之，马克思一度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
其二，正因为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以，才最终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20]需要注意的是，“返回”这个词蕴含着这样一种见解，即马克思先是“返回”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场，然后再把这种唯物主义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尤其是经济和历史领域。在回顾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时，恩格斯指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愈来愈加进唯物主义的内容，“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21]。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是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读黑格尔著作的。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对列宁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指出：“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达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22]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断言：“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23]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论述哲学发展史上的“圆圈”时，指出这样一条发展路线，即“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逻辑观念向自然界转化时，列宁认为，“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恩格斯说得对，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24]。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列宁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关系的认识：费尔巴哈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唯一的中间环节。
马克思是通过费尔巴哈哲学而确立自己的唯物主义的立场的，并从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解读黑格尔著作的。
在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解释中蕴含着如下结论：一是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功绩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正是这一点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费尔巴哈哲学是介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唯一的至少是最重要的媒介，马克思是通过返回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彻底决裂的；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一般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他知识领域里的一切见解都不过是把这种唯物主义加以运用和推广的结果。
但是，当深入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时，这种理解方式却遇到了困难。
首先，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实在论）与唯心主义（唯灵论）抽象对立的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既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唯物主义，也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唯心主义，而是称作人本主义或人本学。这一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要扬弃唯心主义（唯灵论）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抽象的对立，并肯定“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25]。
其次，马克思不愿认同的恰恰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6]这表明，马克思没有也不愿返回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
马克思这里的表述与列宁的相关表述存在着重大差异。按照列宁的观点，“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27]。如果说马克思关注的是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与一般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之间的差异，那么，列宁关注的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立场与一般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之间的共同点。列宁的理解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把一般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理解为对一般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推进。
最后，马克思在叙述自己的思想发展时并没有提到费尔巴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为了解决在《莱茵报》时期的“苦恼的疑问”，他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8]这一“寻求”的结果，就是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里，马克思勾勒出自己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解剖（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历史观。
显然，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线索来说，费尔巴哈并不重要，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抽象的自然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恰恰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9]由此可见，尽管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有一定的影响，但断定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阶段是缺乏依据的，把一般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实际进程的。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之间的本质差别，就要重新解读马克思这一重要的论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0]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引申出来的。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感性直观为本质特征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以实践活动为本质特征的，而实践活动乃是对感性直观的扬弃。明白这一点，就会抛弃“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话，走向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的理解
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的另一种误解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误解的实质就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把全部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这样写道：“马克思的哲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获得了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人就是他实际上呈现出的那个样子，人的本性展现在历史之中。”[3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写的，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确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某些观点处于不成熟状态。如果认为马克思哲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获得最清楚的表述”，那就等于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马克思的成熟的哲学著作，从而否认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同时，也就否认了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换言之，把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了。
第二种倾向是把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完全等同起来。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的倾向作过深刻批判。但是，阿尔都塞的批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完全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问题框架的影响下，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没有上升为科学。阿尔都塞的初衷是反对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但结果却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完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了，即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之间画了等号。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既要避免那种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作区分的错误倾向，又要避免那种把这两个不同时期截然对立起来的、非此即彼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