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
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发展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寻求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说到寻求途径，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探索，但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寻求方式：或者是原理加例证，即从现成的原理出发去说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此即外推法）；或者是在解释和说明具体的发展问题时，只注重从经典原著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求解释上的“合理性”、“合法性”（此即内推法）；或者是为了凸显当代价值，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系统，而不注重内容本身的阐发；或者是用现代解释框架来理解经典理论，把马克思“现代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寻求方式。如果按照这些方式来研究，很难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真正的凸显与提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有“现代”的外观，实则是一个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用这样的理论产物去指导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寻找当代价值也只能由此来切入。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意识”。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没有多大歧义，但实际的贯彻落实并不理想。反观我们的发展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讲得很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很薄弱；一般性的论述非常之多，具体深入的问题研究则较为少见；追求体系新颖、话语新颖的热情很高，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则比较疲软。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当代”。其实，今天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性，不在于翻新什么概念、术语，也不在于急于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真正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是在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加以实现的，或者说，这是其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引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建立新的体系结构毫无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突出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带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对事关发展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一味追求话语的翻新和体系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又有何实际意义？
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事实上就要求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进行新的转换。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是一个知识系统，而要看到它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所有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指向现实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放到关心“改变世界”上。在实际研究中，就是不光要注意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更要注意回答“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就要使发展研究更加切近现实，通过具体考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真正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功能。
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32]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33]。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4]。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35]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如苏格拉底就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36]。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是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就意味着它总是活跃于智力的前沿，意味着它总是在对知识、真理探索的“途中”而非“终点”，不能简单地宣布对真理的占有。因此，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探索的过程比得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决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增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而是要确实通过对社会发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追问上，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解决问题上。这样，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寻求问题的解决等共同组成的。
按照这样的方法论要求，本文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发展的现实，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既是本文的研究方法，也是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方法。
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文不可能把涉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的问题都涵盖其中，所论及的主要是关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但愿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促进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发展现实的深入思考，以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1]选自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同上书，10页。
[5]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1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2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7]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伊藤诚：《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5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202～20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10]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卢卡奇自传》，2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3]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38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4]同上书，38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7]参见孙立平：《传统与变迁》，83～8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8]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9]参见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23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7]这些笔记包括《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其中前四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五本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4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还包括《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马克思晚年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书信主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8]马克思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现收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
[29]当然，严格说来，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涵盖的内容更广，更具普遍性。
[3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59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5]同上书，258页。
[36]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