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当时对恩格斯的解决办法的反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如此，我的论证也就更错误了。认为“实验是纯粹的直观”，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自己的说明就驳斥了这一点。因为创造一种环境，使自然力能够在观察下“纯粹地”，即没有外来干扰和主体观察错误的影响下发挥作用，这一点完全与劳动的情况相同，劳动同样意味着创造一种有目的的系统，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所以，在本质上，实验是纯粹的实践。否认工业是一种实践，认为它“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同样是错误的。包含在这句话中的部分真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总体。但是它与这样一个事实并不矛盾：在工业生产中，每一单个的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行为的综合，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即实践的行为。由于这种哲学错误，《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不是以劳动，而只是以发达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作为出发点。这意味着，从哲学上解决诸如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决定性问题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落空了。
在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成问题的前提中，我们看到了未能对黑格尔遗产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从而——在双重意义上——予以扬弃的影响。我想再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正沿着同一方向前进（《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九年后，《哲学笔记》方才出版）。然而，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因为我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统治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由于下述情况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总体被视为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思想体现。“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
毋庸置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以后思想界的影响中，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起了并非不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进步的作用。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迹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而他的理论上的对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过是要维护这种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哲学对黑格尔正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任务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当然，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未能一方面使黑格尔与康德在哲学上的决裂成为他们分析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在狄尔泰的影响下，企图在理论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现代非理性主义联结起来。《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不久，克隆纳便将黑格尔描绘成一切时代中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而在勒维特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又成了从黑格尔主义解体中出现的两种平行的现象。只有与所有这些发展相对照，我们才能看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迫切。从激进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普列汉诺夫等人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的作用，而这种观点在这里则被抛到了一边。当然，只有在稍后的时候，在关于莫泽斯·赫斯的论文中（比列宁后期哲学著作的发表早几年），我才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立场早已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许多论述的基础。
在这个必须简短的总结中，不可能对这本书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作出具体的评判，即指出它对黑格尔的解释哪些成了混乱的根源，哪些具有指导意义。有能力进行批评的当代读者肯定能够找到说明两种类型的例子。在估价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今天可能具有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比任何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异化问题。它在这本书中，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的和方法论的根基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这个问题当时正在酝酿中。几年以后，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的问世，它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甚至在今天，主要是由于萨特及其追随者和反对者的影响，它仍旧没有失去这种地位。吕西安·戈德曼把海德格尔的著作解释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对我的回答（但没有明确地这样提），首先由他提出的语文学问题在此可以暂且放在一边。说异化问题在当时正在酝酿中，这在今天是完全恰当的，特别是因为不可能在这里深入讨论这种情况的原因，以便阐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法国如此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观念的混合，这种提法显得更为恰当。在这里，谁起头，谁影响谁的问题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知道，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被这一事实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的。毫无疑问，这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问题是由一位共产党人重新提出的事实，是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党派界限的原因之一。
至于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讨论方式，那么今天不难看出，它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当然，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通过消除外化，自我意识向自身的返回，并由此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然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个过程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过程，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看起来的确已经“使黑格尔以脚立地了”，似乎《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构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意识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一点好像又反过来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并结束人类“史前史”的历史转折提供了哲学基础。然而，这里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不是比纯粹形而上学的构造更真实呢？真正同一的主体—客体能为自我认识（无论怎样充分，怎样真正基于对社会的全面认识，也就是无论怎样完美）所创造吗？只要我们精确地提出问题，便会看出，对此必须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即使当认识的内容被归结为认识的主体时，这也不意味着认识活动因此便摆脱了它的异在的本性。正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正确地拒绝了在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问题上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观念，拒绝了谢林的“理智直观”，而要求采取一种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解决方式。他的健全的现实感使这一要求仅止于要求而已；他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确在这种实现的前景中达到了顶点，但是他从未以具体的方式表明这一实现的要求怎样能够达到。因此，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
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小心谨慎，是由于他的基本概念含糊不清。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异化问题第一次被看作是生存于世界并面对着世界的人的地位的根本问题。然而，他在外化这一术语中却包括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对象性。这样，在逻辑上，异化便最终与对象性合为一体。因此，当同一的主体—客体扬弃异化时，它也必须同时扬弃对象性。但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客体，即物，仅仅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物而存在，使其返回主体将意味着客观现实即一切现实的终结。《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这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成功肯定起了极大的作用。如上所说，在哲学上对异化的揭示当时正在酝酿之中，很快它就成了那种旨在探讨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状况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文化批判来说（我们只要看一下海德格尔就可以了），将一种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即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这是一个后来才产生出来的术语），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很明显，《历史与阶级意识》迎合了这种观点，虽然它的意图与这种观点不同，而且的确是对立的。因为当我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我是将它看作一种社会范畴——社会主义将最终消除异化——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它在阶级社会中的不能消除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它的哲学基础，它就同“人类状况”的说法相去不远了。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经常把两个对立的根本范畴错误地等同起来的缘故。因为对象化这种现象事实上是不可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如果我们记住，在实践中（因此也在劳动中）客观物的任何外化都是一种对象化，每一种人类表达方式包括说话都使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对象化，那么很清楚，我们这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交往方式。既然如此，对象化就是一种中性现象；真和假、自由与奴役都同样是一种对象化。只有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的时候，只有当人的本性由于社会存在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到一种异化的客观社会关系，并且作为其必然的结果，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表现。但《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未认识到这种两重性。这正是它在其基本哲学史观点上出现很大偏差的原因（顺便提一下，物化现象与异化现象有着紧密联系，但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概念上，两者都不尽相同，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两个词却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这种对基本概念的批判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但即使在这个如此简短的说明中，也必须提到我对认识是反映这种观点的拒绝。这有两个根源。首先是我对机械宿命论的极端厌恶，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宿命论总是同反映论休戚与共。我思想中当时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关于实践优先性的观点都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种抗议又不是完全错误的。其次，我知道劳动怎样成了实践的起源和根基。最原始的劳动，例如原始人挖掘石头，就包含着人对他所处理的现实的正确反映。因为，如果没有对他所处理的客观现实的映象，无论这种映象有多么粗糙，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是无法进行的。只有基于对现实的正确反映，实践才能使理论得到实现并成为它的检验标准。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论战的细节，至于拒绝在流行的反映理论中把认识类同于摄像的看法是如何有道理，不值得在这里详细记述。
这里，我专门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消极方面，同时，我也强调，不管怎样，这本书在当时还是并非不重要。我相信，这两者并不矛盾。所有列举在此的错误，其根源与其说是作者本人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那时流行的、往往是错误的思潮。单是这一事实就赋予这本书以某种代表性。当时，一场重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理论表述。即使一种理论未能说明这场巨大危机的客观本质，它仍旧可以提出一种典型的观点，并因而获得某种历史的合法性。我今天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情况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