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各门实证科学的逐渐壮大，科学方法威力的日益增强，它们都从原来所从属的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了，不仅与哲学分庭抗礼，而且简直是开始滋长着一种蔑视哲学的情绪。哲学自产生以来遇到了最大的挑战，面临着一种危机，这就是需要重新为自己定位的问题。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包罗万象的体系，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哲学体系，也是一种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最后努力，从此之后，除了像杜林这样的青年还试图构造那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再也无人去做这样的徒劳无功的尝试。体系哲学无可避免地衰落了，认识论中心主义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哲学必须重新确定它与科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的关系。这也就是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从这个角度看，意志主义、情感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乃至泛滥，作为对理性主义亦即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拨，实乃是哲学转型中的一种尝试和突破，至少也是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纠偏。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过程中走的是另一种路向，即向实践和生活世界的转向，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方向。现代价值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现代价值论之父主要是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属于新康德主义的洛采（Lotze Rudoif Hermann，1817—1881）；另一个则是尼采（Nietzsche，1844—1900）。洛采把世界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现实事物的领域，二是普遍规律的领域，三是价值的领域。他认为，价值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善、美和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性和逻辑是都是无用的，只有情感才起作用。在洛采看来，我们光是知道什么是必然的并不够，还要知道什么是应该的。价值世界是目的世界，相对而言，现实事物的世界和规律的世界只是手段。方迪启对此评论说：“当实证论者想要建立一个不含价值的实在界时，洛慈（另译洛采——作者注，下同）却使价值脱离实在界而独立。这种构想使得他划出了一块领域，不受自然主义的侵犯……洛慈赋予价值极重要的意义，因此他设法要将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都化约为价值学。”[3]
尼采作为一个极端反传统的哲学家，其最闻名于世的就是喊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从而将价值问题变成当时最重要、最热门的话题。尼采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道德为主的传统道德，他认为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奴隶道德，是教人做顺从的逆来顺受的奴隶的道德，但现在“上帝死了”，传统价值观的基础崩塌了，必须站在新的基地上用新的标准来看待一切价值。尼采所主张的新的标准、新的精神就是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尼采的功绩在于使价值成为重要的话题的同时，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洛采的思想引发了布伦坦诺的“自明性哲学”，也直接地影响了新康德主义的巴登学派，其首领人物就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布伦坦诺也认为，价值是独立的现象，只有通过情感活动来把握，人只能在爱和恨、适意和不适意中把握价值，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就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布伦坦诺在《我们正确和错误知识的起源》（1889年）这本著作中，探讨了价值判断的起源和价值评价的公理问题。布伦坦诺没有写出价值论的专门著作，倒是他的两个奥地利学生，迈农和艾伦菲尔斯，各自撰写了两部价值论专著，二人之间还引起了关于价值的一场著名争论。艾伦菲尔斯于1893年出版了《价值理论与伦理学》，1896年又出版了《价值论体系》第一卷，次年第二卷出版，迈农在1894年出版《价值理论的心理——伦理研究》，1923年又写了《一般价值论的基础》。他们二人都属于价值主观论者，只不过迈农认为价值植根于情感生活，存在于人们的价值体验和评价中，他说，“凡是一个东西使我们喜欢，而且只要达到使我们喜欢的程度，它便是有价值的”。而艾伦菲尔斯则主张，在愉快中寻求价值的基础难以成立，应该在欲望或企求的领域去寻找价值。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与布伦坦诺不同，他们一方面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划界，认为后者主要是价值的领域，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注重从人的先验理性中寻找价值的根源。文德尔班认为，哲学只有以具有普遍价值的那些价值为自己的领域和问题，只有作为价值科学才能有生命力。哲学的任务并不是记述或解释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和价值，而是要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规范，这些规范先验地、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理性之中，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是全部文化和文明的组织原则，也是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
在他们之后，价值论发展出现了某种意义的综合，这即是舍勒的现象学价值论。舍勒既不同意自明哲学派把价值仅仅当作是个人的情感现象的观点，也不满意康德派的形式主义伦理学，他试图建立一种实质伦理学。他认为价值是一种情感现象（不是理性中的形式规范），只有通过情感和直观才能把握价值，但又不单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先验地具有客观普遍性的非个人性的存在，各种价值自成一定的等级，是不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甚至不以其具体呈现的形式为转移的。舍勒还详细研究了价值的等级秩序和价值选择的依据。第一是持久性，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哪些具有持久性的价值，最优越的价值就是那些永恒的价值；第二是可分性，越是具有不可分性的价值其等级越高；第三是基础性，越是基础性的价值就越重要；第四是满足的深度，越能引起深刻的满足的价值越大；第五是相对性，价值的相对性越小，其价值就越高。在舍勒的价值等级表中，最低级的是引起感官是否愉悦的价值，然后是生命价值，再次是精神价值，最高的是宗教价值。
在德奥兴起的价值论思潮，由美国哲学家乌尔班1906年出版的《评价，其性质和规则》一书介绍到英语国家，继而有詹姆斯、杜威、培里、怀特海、刘易斯的价值论著作问世，英国则有莱尔德、鲍桑葵、麦肯斋等人参与讨论，形成了一个热点。20世纪30年代，价值论思潮东渐，传到了日本和中国，日本的牧口常三郎创立了“创价学会”，后出版了《价值哲学》。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中，一些论者也提出要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还提出了价值哲学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涉足价值论研究，发表了大量的价值论著作，如M.比内达的《价值论：价值的理论》（1947年）、培里的《一般价值理论》（1950年）、L.拉韦尔的《价值论》（1955年）、佩伯的《价值源泉》（1958年）等。价值论的思潮逐渐获得了人们的普遍注意，各种人文科学著作中都涉及到价值论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价值理论并非是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派别林立的战场，据我国学者王克千先生的看法，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康德主义的理性主义为线索，对价值做理性主义的探索，如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派的价值论。第二种是新经验主义的价值论，对价值作经验论或效用论的回答，如新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论。第三种是力求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思路，立足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来探讨价值问题，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价值论都属于此类。第四种是逻辑经验主义，他们基本上是否认价值论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如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4]他们之间也相互诘难和论战，各自互有长短。他们虽然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在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处理上，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倾向是其主导的方面。西方价值论的理论和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到社会大众生活和人文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阿根廷]方迪启：《价值是什么——价值学导论》，2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4]参见王克千：《价值是什么》，3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争论与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直接承续德国古典哲学而开始他们的哲学活动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更重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的思想，对黑格尔的评价远高于康德，但康德高扬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无疑给马克思以重要的影响，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年代，现代价值论还处于酝酿的时期，一些有影响的价值论著作基本都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整理出版马克思未竟的《资本论》遗稿上，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价值论思潮有较多的关注。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之初，工作的重点是论证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也就是说，他们侧重研究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侧重从认知方面研究经济运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此相联系，他们曾多次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从道德的角度，亦即从价值的角度或应该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而把社会主义当作是一种更合乎人类理性的理想社会，是靠人类理性的觉悟就可以实现的社会。马克思在吸取和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有明确的规定，认为这是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任何把价值（经济学意义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相等同或把价值当作是使用价值的一般抽象的做法都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价值论，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哲学价值论，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西方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或故意歪曲，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重视人和人的价值问题，自然在哲学上也没有自己的价值理论。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自不待说，就是那些称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对马克思表示了相当的尊重的哲学家，如存在主义的萨特，也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的“空场”，需要用人学和价值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一些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一些人则声称发现了新的马克思，他们或是制造所谓“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立，或是干脆否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性而把马克思扮饰成一个“道德家”、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甚至说马克思是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道德预言家。“结果，西方世界的当前兴趣便集中在马克思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上，即他对人的看法，对异化的人的分析以及要建立一个人人不受剥削的更人道的社会，才能使每个人的全部潜在能力发展得最完满的建议。”[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派别主要是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角度批判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各种人的异化现象，他们声称要继承、发展马克思的事业，可他们理解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当然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认为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理论尚未成熟的表现，是受浪漫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痕迹或结果（阿尔都塞）。他们也主张马克思主义是要发展的，或是通过概念分析使之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如柯亨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结合实际的新发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如哈贝马斯等人，总之是沿着科学化的路子来解释、“保卫”、推进马克思主义。可以这么说，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本来就存在的科学与价值的内在差别和紧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变成了水火不容、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两种路向，各持一端，相互攻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