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见此情景就大加发挥，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重新回到了思辨的异化理论，并断言，异化是《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的出发点。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谁都知道，《资本论》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什么抽象多义的异化，而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经济范畴——商品。的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谈到了异化，指出了资本从劳动异化，而又支配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以及资本、利息、地租等劳动异化的不同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生产关系的这种物化必然产生商品拜物教，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马克思都完全不是从异化概念出发说明的。单纯的异化概念是贫乏的，它根本不可能说明如此丰富的内容。为了说明这些内容，马克思使用了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和商品拜物教等概念。只有这些概念及其所构成的体系，才能对异化概念的内容作出科学的说明。所以，异化概念在这里根本没有被当作出发点。马克思是在这种比较狭窄的意义上，即在需要强调某种社会过程的实质与它的表现形式之间具有特殊的对抗性的矛盾时，才使用异化概念的。在许多情况下，异化只意味着对立化，向对立面转化，此外没有更深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在商品、货币、资本、价值等与劳动密切相关的范围内使用异化概念，而不是在从前那种关于人及其本质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这对一个过去经常使用异化概念的人来说，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或许马克思认为，在事隔十多年以后，当黑格尔的思辨异化观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影响已经消失的时候，用异化概念来简练地表述自己的思想不会引起人们的误会，所以异化概念就在与从前迥然不同的一般意义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出现了。
因此，尽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出现了异化概念，仍然改变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异化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逐渐走下坡路，失去了先前的出发点的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不用或很少使用异化概念呢？作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妨列举下面几点理由：
首先，用异化概念来解释一切，有思辨地构造世界的危险。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68]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灵魂。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经济的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就表现在能否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经济的历史的分析，能否做到一切从经验和事实出发，而不去对客观世界进行构造和幻想。异化概念恰恰在这一根本点上有导向历史唯心主义的可能。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所使用的异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受黑格尔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这主要是表现在他当时观察社会现象还是从人及其本质出发，缺乏对人的经济和历史的分析，因而带有很大的抽象性。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这时，他已经意识到异化首先是个经济现象，并从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一切都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但是，马克思这些正确或接近正确的思想和结论仍然不完全是从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刻经济分析作出的。马克思当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分析的重要性，但从现实来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对经济学进行深刻的研究，因而也就难以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的具体范畴来对异化劳动问题作出深刻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概念不能不更多地从逻辑推理入手，带有一定的思辨性。这就造成了他当时异化理论经济学味少，而哲学味浓，似乎有从哲学角度思辨地构造世界之嫌。比如，为什么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呢？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告诉人们，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为了消除异化，实现人的本质，无产阶级必须为消灭私有制而斗争。十分明显，这种回答方式难免使人产生一种模糊印象，似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不是出自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经济分析，不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而是异化理论的逻辑演绎。
从1844年3月起，马克思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开始转向经济学，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从此书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仅距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除了写作《神圣家族》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经济学。据统计，在这一年半中，马克思有十个月用于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甚至在他和恩格斯一起到英国旅行期间，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曼彻斯特研究政治经济学。辛勤的劳动带来了丰硕的成果，马克思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马克思认识到，经济归根到底是全部社会矛盾的根源和基础，而要弄清经济作为基础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联系和中介，就不能满足于对异化劳动概念的解释和发挥，必须深入到经济学领域，制定新的概念和范畴来对异化劳动作出经济学上的解剖。这种认识使马克思不能不想到，单纯建立在异化概念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论容易使人有“抽象”和“空洞”之感，甚至被人利用和歪曲。因此，在1845年恩格斯也移居布鲁塞尔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决定在已经取得的共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哲学思想进行研讨。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回忆中所说：“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69]他们钻研的成果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这段话容许人们这样猜想：既然钻研他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见解的对立就是对他们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现在的哲学见解不仅是从德国哲学见解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和他们尖锐对立，是扬弃他们的哲学思想的结果。异化概念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支柱，曾对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清算他们的影响也就包括清算自己先前被当作出发点的异化概念。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态度有所改变，不承认这个概念属于他的哲学体系的范畴。这大概就是这场清算的一个后果。上述这些考虑可能是马克思后来不用或少用异化概念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异化概念和与它相联系的某些内容中，有些表达方式不够恰当，有些提法也不够准确，比如：
（1）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里涉及的乃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由于还没有提出劳动二重性和价值理论，因此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站在剩余价值学说的高度来阐发异化理论。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界限要特别注意澄清，这就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时候应该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这里求得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解。但是，异化概念却不是从人们的相互关系，首先是从生产关系中引申出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力求从个别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中，从他和自己的冲突中来分析社会矛盾。虽然马克思当时曾指出，人和他自己的关系体现在他和别人的关系中，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关系，但是这种正确的看法并不是当作出发点，而是从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中引申出来的结果。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好像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不是产生于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工人进行剥削，而是产生于工人同自己劳动的关系，工人劳动越多，失去的就越多，因而也就越贫困。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正是利用这点来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解。他们说，资本主义社会灾难不是来源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而是来源于工人的劳动本身，来源于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因而他们把异化看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现象。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深化和改造了异化概念中的模糊不清的内容。他把问题的重心从工人同自己劳动的关系转移到分工上。既然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那么，异化劳动的根源何在呢？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强制的，那么人的劳动活动总不免要造成异化。这样，分工和私有制被提出来了，成为异化劳动的基础和根源。很明显，这样表述异化概念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要圆满得多。
（2）异化概念所牵涉的某些重要的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的表述同后来所具有的那种经典形式相距很远，特别是在一些哲学术语上表现更为突出。这些术语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沿袭下来的，不适于它们所表现的新的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这种内容。
比如，马克思在论述劳动的意义时，为了强调人对自然的实践和改造，曾提到自然“人类化了”，认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70]显然，这些思想是很深刻的。但是，表述得模糊、不确切，资产阶级哲学家抓住了这点，宣布马克思是个唯心主义者，硬说马克思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异化”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等。
又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虽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那句名言的末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1]这里，抛弃了人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把人的根本看成人本身，这种提法不仅模糊不清，而且明显地反映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