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马克思才会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周围的感性世界”取代了费尔巴哈不准确的单纯直观中的一般感性自然，马克思用历史来规定这个自然唯物主义中的前提。因为，这种我们周围的自然存在中的“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人类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种自然对象之表象，都是历史的。“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只能是“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9]。自然观中的自然图景不是康德所指认的认识之现象界，也不是黑格尔所虚构的异化之物相，这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定历史性存在中的自然！任何在人类历史情境中出现的对象，都“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的时期的这种活动”才可能为我们所感知。这里会出现一个极重要的学科界定，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当然包含历史性的自然观，马克思并没有离开具体历史情境之外的抽象自然观（如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的那种非历史的抽象物质观）。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一个总体性哲学规定。
第二个方面，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去探讨历史时（指的主要是人的存在），他却直接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这一点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费尔巴哈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中就是观念决定论，因为，费尔巴哈恰恰反对黑格尔将人视为观念的工具性实现，而唯物主义地将人理解为“感性的”客观存在。可是，在马克思看来，人仅仅是“感性对象”是不够的，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感性活动”（这是对《提纲》的补充，那里只说明对象应理解为感性活动），即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的物质活动存在，以及由这种历史活动造成的一定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一定的社会关系建构着现实的人的历史本质。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的本体不是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地理环境”和“人口”这样的物质实体对象，而是实践的历史活动。这样，实践的历史活动就同时成为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和人本身的存在基础。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0]从劳动活动出发，从生产出发，从工业和商业出发来阐释这个世界，这不是从任何过去的哲学唯物主义中能够导引出来的逻辑。这还是马克思承认古典经济学中“社会唯物主义”的直接结果。
同时我还要指出，在7～8月马克思写下《曼彻斯特笔记》之后，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基于现实经济变革之上的批判思路此时也极大地影响到马克思。由此，马克思才直接提出，他的新世界观同时就是一种基于历史变革之上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根本性的要义就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造成的历史客观变易，这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真实基础。所以马克思又批评费尔巴哈之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2]。这也就是说，仅仅看到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优先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本身就要求不断地客观改变现存历史。
但这样一来，读者不禁要问，如果这一切是源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对，这是问题的关键，在我已经进行的讨论中，我们分析了作为早期政治经济学隐性哲学构架的“社会唯物主义”，三个理论层级分别从物质生产到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都指认了一种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承认非直观的社会物质条件对观念和其他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哲学观点并没有超出“社会唯物主义”），这正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前提。[13]可是，第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然”规定。这个自然是启蒙思想以来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假定了在摆脱了封建专制的“人为”强制之后，人类社会所进入的生存状况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天然存在形式。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的“自然”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自发性的表现。“自然”表征了一种永恒性，这是非历史的和特定意识形态的。第二，也由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社会唯物主义”必然会将由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的经济力量对人的主导性决定状况，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假象式地当成是自然的一般的社会运转，构成以拜物教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将这种意识形态统统唯心主义地看成是永恒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就是说，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社会唯物主义”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后来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以前是有历史的，但一俟进入资本主义就没有历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基础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不断自我否定向前的实践过程，这就是历史性存在。这一点只是由马克思才真正发现的东西。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创造出异质于“社会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还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历史的必要性，但这种否定却仅仅发生在承认现有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改变部分经济关系（主要是分配关系）的要求之中。这样，他们的理论同样是不彻底的，也无法真正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界划开来。
总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基础显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哪怕是消除了机械性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在社会历史领域承认物质条件的基始性的“社会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基于马克思自己重新规定的人的历史性存在之上的新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本规定：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新的科学的历史话语。可是，目前这还只是马克思的一种逻辑指认，他的新世界观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还有待于新的历史话语的具体逻辑建构。历史是什么？马克思作出了自己正面的规定。
二、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是从第一手稿第11页开始的。以我的解读定位，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表述。在此，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整体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来规定历史的。
一是马克思称之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活动”的规定，这就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具体来说，即作为历史性存在的第一个原初关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在这里加了第一个边注：“历史”）。“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说：“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4]这比上面的哲学设定具体了，历史的发生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点不可能基于任何旧哲学，而又是古典经济学（具体说是配第和重农学派之后）中的“社会唯物主义”的第一层级。马克思将这个重要的人类物质生存现实，第一次自觉提升到哲学总体的高度，这种科学逻辑上的自觉性是古典经济学不可能具有的。“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很显然，新世界观，这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基始性规定不是从哲学家的思辨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孩童都知晓的常识开始的。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人类生存的本体与基始。不是笛卡儿—黑格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我感性故我在，而是我们生产故历史在。这有本体和基始性之意。这也是马克思历史话语的唯物主义基础。
历史的第二个原初关系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这是对第一个人与物的原初关系给予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参数。这里，马克思又用了一个“第一个历史活动”，但这一次是历史“本体性”的动态过程之意。“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新需要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但又是生产顺利推进的内在要求，而这种新的需要的实现则构成再生产过程。当然这里的再生产不仅仅是一般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由工具引起的新需要构成的生产质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历史存在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我发现，这种以工具引起的新需要的再生产为基础的历史过程性同样也是与过去任何旧哲学无法联结的，这个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性还是只能有一个出处——古典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在5～7月马克思写下的《布鲁塞尔笔记》的第二部分中，通过对日拉丹的《机器》、拜比尔的《关于机器和工场的经济学研究》和乌尔的《工场哲学》等论著的研究，马克思此时已经从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建立在手工业和工业的工具系统的改变之上的生产进步，才是历史时间性的根本。这种生产性的时间建构着物质生产和经济过程的根本，这是比观念的时间、政治的时间、文学的时间要更真实的历史时间。
马克思指认的历史的第三个原初关系是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直接目的，生产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使之“能够生活”。所以同样属于历史性存在，也是生产本身的第三个方面（“关系”），即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人的生产也包含双重因素，一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二是主体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主体际”联系）。前面讨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里出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关系，这也是人超出动物界的历史性存在。人的自然生产即是通过生育，而人的主体关系一开始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开始的。“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15]其实在第一方面，家庭也是最早的生产单位，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上，人的生产恰恰成为主导的因素，物质生产不过是从属的方面。但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这一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而在第二方面，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从家庭关系向新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转换。
写到这里，马克思概括说这已经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三个方面，不是三个阶段，“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根据马克思的规定，历史的发生正是由这两种生产的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这个总体性的历史规定也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生命的生产”。
在作完了关于历史的三个原初关系的理论设定之后，马克思立即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对历史的生产规定进行深一层的科学抽象。两种生产的本质被同时指认出两种重要的关系：无论是由劳动完成的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由生育完成的他人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6]。在物质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历史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从来就是由人们共同活动结合起来的，这又是历史的社会关系；在人的自身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历史的自然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是人与人之间历史地构成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主体是以生产为核心的非实体的历史活动，而社会存在的本质是关系，这是将黑格尔、费尔巴哈回落到经济现实的结果。研究社会存在，更深地面对不能直观的但却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的规律，这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科学抽象的贡献。马克思的创造性，就在于深刻地从新的现实经济（“多”）中再一次抽象出本质（“一”）来。这一次哲学的革命，不是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抽象走向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而是走向历史现实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