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固然与人的内感觉有关，历史的三维性也离不开人的记忆、感知和想象的心理功能。但是，真正形成人的“时间意识”和人类历史的“历史性”的力量，却是人的对象性活动，首先是包括人的交往在内的生产劳动。黑格尔就曾指出，生产劳动意味着人能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意味着人能够限制自己当下的欲望和消费以陶冶事物，使那“随即消逝”的欲望的满足转换为具有“客观”性和“持久”性的“对象的形式”即文化形式，人则由于陶冶并扬弃“对象的形式”而使自身成为“自为存在”[41]。换言之，是人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建构出了人的生存和对象世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为了未来而限制当下的欲望和消费，使即生即灭的东西获得了属人的而又客观的持久性，并因而使人自身分化为现实的手段和理想的目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和运动，于是，人类才能够从“一维”的时间变化中，区分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维度。这说明，属人的时间是由人的生产性活动所奠基的社会历史性的时间，即人及其世界的“人文化成”的展开与实现过程，这就是历史。因而，人类“历史”真正的缘起既不是物理时间上可以无穷地追溯下去的万物“始因”，也不是所谓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的观念，而是人既立足于当下又面向未来、自为手段又自成目的的活动；人的这种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在改造自然界、创造对象世界时，也在实现着人的自我创生、自我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地分析过人们基于因果决定论而信奉的“创世”说以及“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的问题，并指出：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42]。——这里所说的“主体”不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主客统一的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或者说是从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中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人类历史的主体性向度：“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3]显然，马克思基于人的对象性活动，说明了人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的辩证关系，同时也从“生成”和“循环”的角度，将人类历史的相对性、暂时性与绝对性、永恒性内在统一起来。后来，马克思通过揭示人类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更为深入地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否定性与肯定性、连续性与间断性的辩证统一；此外，他还通过每一代人与其先辈之间的传承和创新，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作为人类代际之间的交替和因革关系。[44]
由此可见，人类历史之所以既非无条件的绝对和停滞的永恒，也决非无物长驻的流水，就在于它是人类创造自身、确证自身的活动过程，它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扬弃的动态结构。因而，我们前面所说的历史的三个维度固然关联着人的内在心理和意识，但更是以社会的客观形式存在的。每一代人都要从前代人那里继承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保持在人们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生活传统，历史地遗传下来的文化典籍、文物和古迹以及后人的解读与凭吊，以及老年人、青年人与儿童之间共时性的生活与生死嬗递，使历史在时间性的演变中具有了循环往复、不断递升的性质，并使得在肉体感觉上只是生存在“当下”和“瞬间”的人们，获得了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支撑的生活的稳定性与整体性。也正是以器物、制度和作为现实意识的语言符号为载体的历史的三大维度，为人类自己营造出一个具有人文属性和恒久价值的文化意义世界。因而，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虽然生命短暂，虽然经历着沧桑变迁，却能够“慎终追远”、“述往思来”，以生生不息的整个人类文明为其精神家园，而不至于陷入到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诚如马克思所说：“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45]可以说，正是由于个人生命短暂，必有一死，他们彼此之间又不可替代，所以个人就既要进行对象性活动，也会“在乎”对象和他自身的生命周期，“在乎”他的活动能否被社会承认并成为历史发展的环节。而最怕自己的活动徒劳无功，生命付诸东流。如果个人的生死不能通向人类的生生不息，那么随着个人生命结束而来的就将是一切价值的虚无。但正因为个人是特定的“类存在物”，必有一死的个人关联并从属于整个人类，无数个人的生生死死构成世代之间的“依次交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自己所从属的族类长存的信念并转化为具有价值向度和意蕴的希望与理想，引导并支撑着自己的生活，所以死才同时意味着生，终结才同时意味着开端，暂时才能转化为永恒。没有任何永恒性可言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甚至“逝者如斯”的水也是周而复始的。历史的所谓“变”与“不变”、“暂时”与“永恒”、“相对”与“绝对”，其实都是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的矛盾运动的抽象，都是相对而言的；因而，也只有将这抽象的两方面再给予内在的联结，才能复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
那么，为什么现代人重视的往往是历史的暂时性、相对性，而对历史的永恒性、绝对性却难以意识到呢？这就涉及不同的历史类型及历史观。一般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历史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并不一样：如果某一维度居于主导地位，另外的维度处于从属地位，那么就形成由这一维度为标志的历史类型和历史观。我们发现，大体上，前现代社会是以“过去”为主导的历史类型和崇尚“过去”（“古”）的历史观，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以“现在”为主导的历史类型和崇尚“现在”（“今”）的历史观，而当代信息化时代则正在生成以未来为主导的历史类型及其历史观。本来，每一时代相对于生活在这一时代中的人来说，都是现代。因而，任何时代都会碰到传统与现代即“古今”关系问题，如中国先秦的“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然而，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及西方主体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现代”却成了一个专有的社会历史概念，似乎只有工业化时代才配称“现代”，才是“今”，过去的时代都是“前现代”，都是“古”。这种概念的独断显然不是一种单纯的时间观念，而是体现了一种特定的历史类型以及与此历史类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观或生活观。它意味着只有到了工业化时代，人类才真正成为主体，成为自己的目的，而且“现代”或“现在”已通过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被制度化了；而过去的历史都不过是为这一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因而只有手段的意义。应当说，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观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毕竟表明人自己创造的因素成了历史的主导性因素，“人是目的”的观念越来越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并成为文明的标志。但是，这种现代历史观又是非历史的，因为当它把自己奉为历史的最后目标时，就宣告了历史在当下的终结，未来也因而变得无足轻重，不再有独立的意义。社会经济中未来以“期货”、“股票”的形式存在，原来只能在人的想象中存在的“未来”，以符号的形式被人们当下把捉，这无疑是未来与现在的相互转换。但如果未来像“信用卡”那样被人们用来“超前消费”，那么“未来”就会被“现在”所吞噬。我们从当代许多人一味追求感官刺激甚至“过把瘾就死”的非理性心态中，不难看出“现代主义”和解构性的“后现代”中包含的“末世论”病毒。这种病毒的危害就在于它会消解人的理性能力，消解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消解只有从过去的传统和未来的理想中才能获得的情感深度、敬畏意识和文明素养，将人还原为一团物欲、肉欲。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复原本性、重归自然。然而实际上，人类以这种方式并不能走出“自我中心”，建设性地对待自己和大自然的自然属性。相反，由于它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更无须负责任，相互间的关系包括竞争关系更加赤裸裸，因而更会加重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