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通过在不同的国家中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即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拯救整个人类社会。在这一程序的终点，无产阶级将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是一个统治阶级，而是将消灭它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阶级对立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最终，整个生存必然性的领域将被一个“自由王国”在最高的具有共产主义特色的社团解除：一个没有上帝的上帝之国——马克思的历史弥赛亚主义的终极目标。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共产党宣言》的革命发现，主要并不是上述草拟的世界历史图式，而是“唯物主义的”命题，即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必然从它们里面产生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基础，一个时期的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并且只有从它出发才能够得到理解。这一基本事实就包含在《共产党宣言》把一切历史归溯到经济对立的第一句话里。据此，在历史上所发生的除经济之外的一切，都被理解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唯物主义的解释被概括在如下著名的命题中，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恩格斯看来，这个命题如此简单，以至对于每一个没有被唯心主义的自我欺骗所迷惑的人来说，它都必然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在革命的时代，经济基础发生了彻底的变革，那么，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整个上层建筑，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指出，就像评价一个个人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一样，评价这样一种变革以它自己的意识为根据，也将是肤浅的。
如果我们把自觉的存在与现实的推动力之间的这种区分运用于《共产党宣言》，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奇异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法律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在经济条件中，有其与自己的意识形态反映不一致的“隐秘历史”的话，那么，这反过来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是适用的。因为《共产党宣言》的隐秘历史不是他的自觉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自己对它的看法，而是先知主义的精神。《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一个先知主义的档案、是一项判决、是一种对行动的呼吁，而决不是一种纯粹科学的、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分析。“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显示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和被统治的多数之间对立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一事实并不表明把它们解释和评价为“剥削”是正确的，更不用说期望迄今为止的这个普遍事实在未来不再是普遍事实了。即使马克思借助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解释了剥削的事实，“剥削”也依然是一个道德判断；如果用某种正义理念来衡量，那么，它是一种绝对的不义。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叙述中，它不折不扣是“史前时期”的根本恶，或者用“圣经”的话说，是这个时代的原罪。和原罪一样，它不仅腐蚀了人的道德能力，而且也腐蚀了人的精神能力。剥削阶级对自己的生活体系只能有一种“错误的”意识，而没有剥削罪过的无产阶级同时借助自己的真理，透视资本主义的错觉。作为根本的、感染一切的恶，剥削远远不止是一个经济的事实。
即使我们假定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可能从阶级斗争是本质性的、“决定”其余一切的事实这一点得出科学的分析。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还是在奥古斯丁看来，奴隶制都是众多事实中的一个事实。在他们看来，它是一个自然的现实，决不是应受谴责的；在他们看来，它是一个应由博爱来缓解的社会事实，但对于永恒的救恩或者诅咒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只是随着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出现，才从解放的要求出发，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感受为，并如此称为剥削。既然马克思坚持不受任何道德上的成见和评价的影响，然而却把他对社会对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枚举总结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挑战性词汇；那么，这就是他自己的一种奇异的误解。《共产党宣言》的奠基性前提不是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毋宁说，对抗在于这一个阶级是黑暗的子民，而另一个阶级则是光明的子民。同样，马克思以一种科学预言的形式预示的市民—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危机，就是最终的审判，尽管据说它是由历史程序的无情规律作出的。无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还是把历史看成两大敌对阵营之间日益尖锐的斗争的一般观点，尤其是这种斗争的戏剧性高潮，都不能以纯粹经验的方式得到证明。只有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意识中，全部历史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种观念背后的现实的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弥赛亚主义，它不自觉地根植于马克思自己的存在之中，根植于他的种族之中。即使他是19世纪的自由的犹太人，是坚决反宗教的，甚至是反犹太主义的，他也还是一个受《旧约》局限的犹太人。从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两千年之久的经济史都无法改变的古老的犹太弥赛亚主义和先知主义，以及犹太人对无条件正义的坚持，都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
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敌对阵营的最终对抗，与对最后的历史时期中基督徒与反基督徒之间决战的信仰相对应。无产阶级的任务与特选子民的世界历史使命相似，决非偶然。被压迫阶级的普世拯救功能与十字架和复活的宗教辩证法相对应，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与旧的时代向新的时代的转化相对应。《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似乎是一种科学发现的东西，如果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方式剥除其哲学外壳和宗教色彩，从头至尾都充满了一种末世论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他那里规定着所有具体断言的全部力量和有效范围。在科学上论证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主义使命观，并通过纯粹确认事实来激励千百万追随者，这是不可能的。
在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和先知主义中寻找《共产党宣言》的根源之可能性，揭示了唯物主义观点自身的一个基本困难；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这一困难，但却不能解决它。他曾联系到古希腊的艺术和宗教来讨论这一困难：“在罗伯茨公司面前，乌尔坎（Vulkan）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朱比特（Jupiter）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赫尔梅斯（Hermes）又在哪里？……阿基里斯（Achilles）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die Muse）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灭吗？”
然而，马克思继续说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毋宁说，困难的是，它们仍然是我们的艺术享受的源泉，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如果我们把这同一个问题运用于我们自己从其宗教背景解释《共产党宣言》的尝试，那么，它应该就是：如果自弥赛亚时代以来已经完全改变了的物质生产力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古老的弥赛亚主义何以仍然能够起作用，并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范本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不是令人信服的。他只是简单地断言，希腊文化虽然其物质前提条件具有不发达的特征，却对我们有着“永久的魅力”，因为我们在想象力中喜欢返回到美好的“童年”。人们不禁要问：古希腊的悲剧和犹太人的先知主义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否要归功于他们的童真呢？对马克思以错误方式提出的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唯一的“因素”，例如经济条件，决不能“规定”作为整体的历史，对全部历史程序的一种解释是需要一个建构原则，它决不能在中性的事实中找到。
（李秋零 田薇译）
[1]选自英译本《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伦敦，1982。
[2]然而，在《剩余价值学说》第一卷，我们读到：“人的物质产品，包括他所完成的一切产品，其基础都是人本身。因而，影响到作为产品主体的人的所有的环境因素对人的作用和行为，包括他作为物质财富和商品创造者的作用和行为都多少会有影响。”
[3]参见洛维特：《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载《德国教育杂志》，1931（11）。
[4]“世界大同主义”可以进入国家生活的反面，这一事实表明黑格尔通过这一范畴理解了某种国际主义。
[5]马克思：《神圣家族》。
[6]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相信：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人”，也就是社会存在；这是他的人类学的必要条件。“如果人生来是社会的，那么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他的真正的本性，并且他的本性力量不应该以单个个体的力量而应该以社会力量来衡量。”（《神圣家族》）
[7]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第一部分。从黑格尔主义观点出发，第一次说明了马克思商品分析的基本结构和意义。
[8]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发表于《莱茵报》，1842-10-11。
[9]即《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10]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1]《神圣家族》，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于“不论是在帝制还是共和制的国家中，只要还是在‘政治’国家中，克服自我异化就是不可能的”的相关说明。
[12]《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部分。
[13]《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专注于城市的历史社会学，这种特殊关注再度清楚地表明了自我异化和合理化的实际同一性。
[14]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恩格斯关于杜林“小贩和建筑师”的嘲讽可以同马克思如下的观察相类似：“守门人和哲学家的区别一开始就小于看门狗和德国狼狗的区别。正是分工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鸿沟。”
[15]《人民报》四周年宴会演讲，发表于《人民报》，1856-04-19。
[16]商品的二重性表现出商品生产的社会自身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内在分离；因为商品自身是一种“社会实体”——抽象人的社会劳动。韦伯在他对证券交易的说明中仍旧按照纯粹马克思的方式提出了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分离。
[17]《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段。
[18]选自《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北京，三联书店，200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马克思：《1848年革命与无产阶级》，载K.Marx als Denker，Mensch und Revolutiona，Berlin，1928，p.41。
[21]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3～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