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怎样思考哲学的？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另一个问题：他是怎样思考黑格尔主义的？这样的比较对马克思来讲，就像对克尔凯郭尔一样并不像乍一接触时显得那样不可理解。我们认为，自我的哲学首先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以前的人们则认为自我的哲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黑格尔把哲学思想引至其终点，它是“最后的哲学”，这个哲学的思辨思想浓缩了哲学的全部本质。黑格尔之后，人们不再能真正地进行哲学思考。批判黑格尔，就是批判哲学本身。黑格尔主义的危机就是哲学的一次危机。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细微批判，特别是对法与国家哲学的批判就具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费尔巴哈沿着黑格尔的方向继续了黑格尔的宗教批判，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事业，他提出了作为哲学的否定与取消的哲学问题。他试图要指出哲学思想的种种缺陷，哲学思想总是肯定与生活结合的必要性但却永远没有真正地与之结合，它希望消灭自我意识的一切异化，但这个目的只能在理念中达到而且会大大扩大使理想与现实分离的鸿沟。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哲学伟大的一面，而且一下子就深入到《精神现象学》的最重要章节，黑格尔在其中指出自我意识也就是人，但还是抽象的人或只是作为自我思想的人是在诸物中的自我异化。这乍看起来很奇特的章节向我们指出，在客观的科学中，自我意识可能作为一种纯粹的物而被发现，这是最抽象的唯物主义。因此，在考察现实的过程中，人能够作为物质的一部分（比如头盖骨）被发现，或者像金钱——这个抽象的普遍——那样置身于社会世界之中。金钱不是人的自我意识，但它是一种在对象形式下的意识的异化。黑格尔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发展过程中表述了人在金钱中的异化观念；而马克思掌握了恩格斯提供的丰富经济材料，他重复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分析甚至运用了黑格尔原来的词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黑格尔在论述《拉摩之侄》时所说的“金钱就是一切”的话与马克思论述人在财富中的异化的章节中所说的“鉴于金钱拥有能购买一切和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因此从最高雅的意义上说它就是对象”。如果说，马克思批判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人在金钱中的异化，他同样批判在客观科学主义中人的异化，这种科学主义没有看到来源于人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引出了人，人制造了人”。也就是说，科学主义是通过自然来解释人，而马克思认为，因为自然是为人的，所以按费尔巴哈的观点就不能够把自然与它的人的意义相分离。不存在不包括人的意义的自然，其次就是人，在人的范围内，有一种不再是主体的，也不再是客体的自然，人创造了自然，这个自然是被具体的人看见、接触、体味、加工并改造的自然。在这点上，马克思可能还未来得及发展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观点。那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他不是明确地说过，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在高级的合题中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吗？而这个合题不再是哲学，而成为行动，它是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是批判或思想的实现。因为批判（主体的）不再是表面上玩弄一切阻碍的自我意识的无用玩笑，而是对现实的创造意识，批判通过觉悟揭示了矛盾，并且还表现了它自身变化的真实基础。在有关《拉摩之侄》的同一段文章中，黑格尔还指出自我意识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同样自我异化，这个社会是渗透功利思想的社会。因为人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的或同一的，因而他在经济关系的世界中自我外化，他在这个超越他的外化过程中消逝；正如黑格尔所说，逐渐把财富集中起来的盲目运动最终要支配自我意识。马克思后来发现了这全部的辩证分析——他还不曾知道黑格尔在耶拿的未发表过的著作，耶拿哲学家在这时的著作中十分精确地谈到产生社会劳动分工的经济异化世界并且预见了马克思后来称作财富集中规律与社会的不断贫困化规律的思想。[2]还是在同一著作中，黑格尔终于在谈到康德的世界道德观点时指出自我意识异化为一个外在于人的上帝，而这个上帝是人确定的。
最早的黑格尔学者的思想正是针对这最后一点而展开的，他们从起始于黑格尔、终止于费尔巴哈的对人的宗教异化的批判开始他们的研究。说实话，这种批判在生动的基督教中已孕萌芽，基督教认为上帝即超越的自在自我造就成为人，他作为耶稣神秘的身体，作为人道主义、教会而自我神化。我们可以认为，这样通过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的解释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源。
但是，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称作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上来，也就是对哲学在人的实践中的真正实现过程的批判。全部黑格尔哲学就是要努力克服自我意识的异化；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自我不可异化的意识的人在对象中、在社会关系中、在作为对象意志的国家中、最后在宗教的上帝中外在于自我而被确立并且最终要自我异化。似乎在我们刚才的表述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即自我的不可异化的意识和这个意识的异化之间的矛盾。不过，正是这个矛盾成为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原动力，或者可说至少是《精神现象学》的原动力，它也同样成为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的原动力。只不过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认为，黑格尔所谓的取消异化只是在理念中进行，这样在存在着的人和作为思想体系的哲学之间就爆发了矛盾。克尔凯郭尔是这样说的：“哲学家建筑了思想的宫殿，却居住在一座茅屋里。”马克思是这样说的：“黑格尔发现作为行为的劳动，通过行为人创造了他自己”，但是，“因为他只是在思想中，在思想的抽象化中理解劳动，他就只可能在思想中消灭异化”。这样，可以说黑格尔把世界归于世界的哲学，他指出，在他的思辨唯心主义中，整个世界是可以想象为思想的宫殿，但他却任凭现实的茅屋去代替它，马克思运用简洁的表达方法说明了应该取代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新的辩证法：“变易—哲学现在应该在哲学的变易—世界中得到改造。”换言之，因为黑格尔而到达世界思想的德国现在应该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场，不可异化的社会的人的观念多亏有了这个战场而有可能自我实现并变为一个为它自己的世界。这个人——他是社会的，是直接联系人的人的同一意识，他与其他的人合为一体——的思想的实现不仅仅是哲学意识的任务——哲学意识在为他自己提出这个任务时就把自己作为哲学而自我否定了或者在同时是行动的思想之中消逝——它还是作为人的异化结果的历史现实的任务，而由此历史现实能够消除这种异化。马克思认为，历史工具或哲学意识为完成此任务所运用的杠杆就是无产阶级，或更恰当地说是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觉悟，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可能革命的阶级——在这个阶级中，异化达到其终极点，革命激情并未超乎于阶级利益之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同样的异化应该自行自我异化。所以，历史或者人的变化——社会的人的不断异化——的现实给自身带来了思想或实现思想的力量；另一方面，思想在无产阶级中——因为无产阶级相对真实的人而言觉悟到其基本的欠缺或绝对贫困——找到了自己的实现方式。[3]批判，也就是主体性，甚至可说是觉悟，它并不是无用的，而且不会堕入虚无之中，它是觉悟而同时也是真正的、实在的人的实现。基督教党在活生生的上帝之中集结了人道主义，黑格尔则希求一种哲学，这种哲学能够实际地在自然哲学中解决自然问题、在宗教哲学中解决宗教问题、在国家哲学中解决国家问题。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各自从自己一方面指出了这样的归结或思辨思想的真实空虚。不过前者是从思想回到宗教、回到存在着的宗教的人；后者则把对宗教的批判一直推至对宗教的社会基础和被他称作“唯心主义玩笑”的哲学的批判。“意识的任何形式与成果都有可能分解，这种分解不仅仅是因为精神的批判、自我意识的归结、虚幻与观点中的变革，而单单是因为社会状态的实际颠倒，唯心主义的错误就是从此而来的。”但我们应该再一次很好地理解这种实际颠倒或者说革命的意义，这个革命不应该是思想的革命。革命只有通过对人的条件的根本觉悟才会成为可能的，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这种觉悟，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从对宗教和法的批判然后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制造了宗教这个对世界的错误意识，因为它们自己确立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反宗教斗争因而间接地成为对这个散发宗教精神芬芳的世界的斗争。”当人自我异化的时候，他在自身外部提出他固有的现实并且把自己归于虚无，他为了自己而成为了他在自身之外提出的东西的产品。在宗教的超越上帝中，人看到自己的创造力并且自我消亡。发现异化与矛盾的种种条件并对这些条件有所觉悟，也就是同时为真正消除异化而努力。
三、在国家中社会与经济的人的异化
马克思详尽地指明在黑格尔的国家中存在着一种成为神秘化的秘密。在这个国家中，实现着的思想是与富有教益的经验现实、普鲁士官僚体制与制度互相并列的。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是怎样在思想名下演绎他时代的现实，就像黑格尔曾指出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只不过是在古代城邦行将灭亡之际实现的。此外，黑格尔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神秘化，他说，哲学家不能跳出他的时代，不能跳出罗陀斯岛。马克思把他的思想推进一步，他在黑格尔有机的国家中看到市民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表现，青年黑格尔认为这种社会是真正民主的障碍。[4]马克思从中发现，就像同一的人在上帝中异化一样，他还在人的法律国家即形式法律的国家中异化，因为这些法律忽视人的真实一面，忽视人在劳动中和财富生产中的运动。所以，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运用恩格斯提供给他的英国经验要寻找一种更加深刻的方法，以便去了解处于精神与身体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的具体的人。这样的人在历史中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异化，而异化则是整个历史的一幕悲剧。政治斗争如同诸神之间的思想斗争一样只不过是在另一领域反映了社会阶级的运动以及人的觉悟的生成。马克思如此深刻的思想在此可能还没有把他的思想推至更深一步。政治，即国家可能在社会中消逝；黑格尔曾特别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通过消除经济混乱是不是就能够得到解决这些对立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并不想在这里考虑它。
不过，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并非不准确的话，我们就应该在永久的形式中找到一个结论，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就是根据这个结论而写成的。
然而，显而易见，不了解《精神现象学》的人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因为《资本论》与《精神现象学》酷似酷肖。在《精神现象学》中，变为自身对象的绝对精神到达自我意识，在《资本论》中则是异化的社会的人——这个整体的产物或人们的共同作品也就是资本——自我现象化，如更大胆地说，他在无产阶级意识面前显现。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已经指出社会的人怎样在历史中异化并且恰好变成为了资本。然而，资本进行的是反向运动，正是这个产品，这个异化本身最后创造了人。作为无产者的人成为他自己产品的产品，他在一架庞大的、超越他自身的机器中沦为纯粹的部件，马克思则努力要去把握这架机器的全部运转过程。资本自己制造了自己，或者毋宁说它自我再生并且自我增长，正是它决定了再生产，决定了集团的人们的饮食或生活的条件。只是，在其中异化变为活生生的矛盾的一个阶段将会来临，这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的阶段。在无产阶级中，特别是在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人只不过是他自己产品的惰性产品。然而，黑格尔认为人的意识是“绝对的弹性”。人的自我意识不能决心作为一个纯粹的物被接受。它最终的惰性于是成为它自己重新起跃的条件。所以，人的意识在无产阶级和无产化的社会中又一次被把握。这个阶级的意识同时也成为了人类的意识，成为一种新秩序的创造力。[5]这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应被超越的阶段。它是对资本主义这个否定的能动否定，但否定之否定成为肯定。它是已实现的思想，也就是神化的或真的人，这个人被看作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并且制造着这部历史。这里就存在一种真实的人道主义，仅仅作为思辨思想的哲学在人道主义中消失了。在这种实现的可能性中会引出什么样的假设呢？历史的曲折发展在什么范围内证明马克思的正确？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回答。我们上面所要做的，只不过再一次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论，在今天，这样的辩论是会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