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颠倒囊括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全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是在颠倒的形式下表述国家体系的。真正的具体主体、对象的真正承担者就是社会的人，他属于被黑格尔称作市民社会的东西，这个具体的人的对象，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国家，黑格尔错误地把它变为了主体。理念是社会的人创造的，它作为真正的主体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出现，马克思据此说，这是“一种蜕化为神秘化的秘密”。理念—主体在市民社会中，在君主立宪制、官僚制度或上下两院中自我确立并自我“现象化”，它取代了创造历史的人的地位。它归结于自身而且仅仅归结为自身，它如同逻辑的理念只能通过这个神秘化来解释具体的历史。因此，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马克思所正确揭露的纯逻辑与经验主义是并驾齐驱的，马克思特别指出黑格尔是从在逻辑学中极有价值的纯理念过渡到既是在生物生活领域的有机体中又是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构成的具体现实。黑格尔至多赞成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但是，他还声称当他指出国家应是什么类型的有机体、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陌生的内容，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考虑这内容，而是把内容与逻辑观念相提并论，他还为这逻辑观念复制一成不变的图表。按照马克思的绝妙公式，黑格尔在此是用“逻辑的事物代替事物的逻辑”。黑格尔并不像在《精神现象学》中那样经常受一种经验辩证法所左右，这种经验辩证法把一切现实的争端联系起来，并由此引出具体的发展。黑格尔成为他的形式化思辨思想的牺牲者。命运的玩笑使黑格尔落入他自己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指责过的谢林的错误之中。他并没有真正地思考内容，却从外部把握它并且把它放回到一个预制的图式中去。此外，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的含义，只要稍稍公正一点，我们就能够说，马克思的批判所依靠的就是黑格尔本人。马克思并不拒绝有生命的目的论，在目的论看来，历史的具体主体（实际上，全部问题就在于知道这个具体的主体是什么）自我超越并且自我实现。马克思当时把这个活生生的超越、这个同一的人的真正实现（这是马克思像费尔巴哈那样给具体主体所起的名字）称之为真正的民主，他以此来反对诸如思辨唯心主义的形式上的民主，他认为这种民主从来只是到达具体人的异化，到达离我们如此遥远的政治天空，犹之乎离我们同样遥远的形而上学与宗教的天空。我们已经研究过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因而我们知道，这位柏林哲学家是从浪漫的生命主义起步的，是从“人的生活最卑贱的要求”这个他固有的说法出发的。黑格尔首先是用与生命有关的词语来描绘城邦的一般组织。在生命的语言中，黑格尔用社会机体的诸种弊病与幸福的城邦相对立，由于这些弊病，城邦总是有失去其统一的危险，并且可能凝固于难以摆脱的僵化停滞的形式之中。但是，可以肯定，若黑格尔的理念如同回忆那样还给自身带来先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悲剧的话，他同样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给马克思的全部批判提供口实。马克思能够嘲笑黑格尔的演绎，他指出，那些被演绎的内容只有多么少的一部分涉入到演绎过程的逻辑形式中去。另外，因为黑格尔总是给“思想的磨坊”带来一种内容——甚至是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就应该由此得出结论：他找到应该演绎的内容以及把特定境况下的经验主义与形式辩证法结合起来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相提并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要证明自己正确的仅仅是特定的境况，虽然这种境况宣称推断出一种并不是形式的理念，但在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
理念的秘密因而是真正的神秘化；这个神秘化显露于诸如君主立宪制、官僚制和两院制等的推论之中。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黑格尔在摧毁君主制时所要回避的：“君主权还是民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但是，黑格尔求助于理念而避免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也许，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统治权是属于整个国家的——属于人民的——但是，因为他把人民看作为理念唯一的中介显现，故现在应当使这个理念作为第一个显现的对立面而自为地显现。这就导致一个奇特的结论：理念应该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君主制就是由此而来；它应该直接地实现——就像一个自然的行为——因为它只是在诸个体的群体中才间接地实现——世袭君主由此而产生。既然理念的每个环节都在自身中蕴含其他的环节——特殊的或普遍的环节——君主最终成为活着的法律。我们并不想过分详尽地讨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有时是饶有趣味的细节批判，我们只是想论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首先就是马克思有关民主的论述。黑格尔考察了民主政府的三种著名形式，他强调说，如果民主适应古代城邦，它就不再能与现代世界相适应，因为在现代世界中，单个的人占有过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应该是面对这单个的生命而体现出来的。君主政体成为“发展了的理性政体”，但马克思说，如果黑格尔认为，不依赖于君主的人民——一般来讲是不依赖于统治的人民——只是一种无定型的群众（黑格尔确实写过：“群众是由个体组成的人们经常期待人民能形成一个总体，但这人民只是一群人，即一群无定型的群众，其运动与行动只能是低级的、非理性的、原始的和可怕的。”）这个结论只有当人们首先设定君主制的范围的时候才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问题恰恰是要知道是否必须把人民看成为无定型的群众。“民主制”，他补充说道，“它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从君主制本身不能了解民主制。……民主制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而且是不好的一种。民主制是内容和形式。君主制似乎只是形式，而实际上，它在伪造内容。”马克思因而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比较，这个比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宗教起源都是十分重要的。民主制相对其他政体所是的就是基督教相对其他宗教所是的。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是在特殊宗教形式下神化的人。同样，民主制是一切政体的本质，是所有其他政体的真理，是作为特殊政体而社会化了的人。只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的纯粹政治理论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基督教并不能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生活中去，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推论，同样，政治民主只是一种相对其他可能形式而出现的形式。比方在美国，很可能就像马克思所说：“共和制就像我们这里的君主制一样只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形式。”这个形式并不与本质相符，或者说本质——具体的社会生活——并不与那不是真正表达它的形式相一致。“国家政体至此已成为宗教的领域，即人民生活的宗教，它成为面对人在地球上存在现实的普遍性的天空。”作为共和国的抽象的国家在真实的人之外提出真正的社会化的人，犹之乎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在人之外提出人的真理。黑格尔深刻地发现了这个分裂，马克思曾经赞扬黑格尔的发现，因为它表明了历史的某一特定境况，但是，若黑格尔没有“因为描绘了真实的现代国家的存在”而受到责备的话，那当他“为国家的存在而提供它所是的”时候，他是应该受到批判的。理性之物应该成为真实的，“这恰恰与非理性现实是背道而驰的；非理性现实处处与它所表达的东西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它所表达的正是它所是的反面”。这就是黑格尔思想既在形式（思辨唯心主义）中又在本质（固定的特殊的历史境况，这种境况不包括在基本的不平衡之中）中的神秘化所在。
现在，我们已能够发现马克思思想的前提是与黑格尔思想的前提根本对立的。马克思设想了与其社会本质（不幸的是，他从未明确地指出这个社会本质包含着什么，在这点上的模糊暧昧造成了后来的严重后果）相符合的人的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若我们承认这个观点，那还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人的本质还没有能够在存在中现时化。马克思在社会阶级的冲突中发现了种种历史原因。但是，由于阶级之间的斗争已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得到解决，人的社会本质与他真实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将会消逝；它将真正地消逝，而不像在宗教或黑格尔哲学的中介中那样只是从理念上消逝，黑格尔的哲学中介其实只是知的杂技而已。黑格尔的辩证法总是在中介的内部保持对立的紧张状态，马克思的真正的辩证法则努力要完全消灭这个紧张状态。它宣称要在自身的真实中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黑格尔可能会对马克思这个批判的反驳，我们认为他是反对“人类境况的悲剧”会消逝的观点的。这个悲剧不仅仅取决于某些随时可能消逝的经济冲突，它还取决于生命运动本身或者历史中的理念的运动。黑格尔与马克思是从奇妙的也是可解释的相反角度来看问题的，如果人们承认，黑格尔在其思想演变的某一特定时期曾经和马克思一样想到要在实际中消灭异化，而在后来鉴于某些历史事件又不得不推翻这些想法的话，那么，黑格尔在这里似乎被涉入到无止境的辩证运动中，理念在这个运动中熠熠发光，而马克思则预见了历史的一种终结。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点上清楚地发现刚才所提到的两个不同的角度。黑格尔实际上注意到：作为国家最高原则的统一只有在“内部忧伤与外部危险”的时机中才能真正地自我实现，它因而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理念的统一显露出来，而历史则真正地揭示了理念。这样，革命中的恐怖时期和国家对国家的战争成为世界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环节，这些环节不断地重现，因为在这些环节中，在这些“消逝的消逝”的现象中，绝对的生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念表现了出来。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理念主义时嘲笑了黑格尔的理念：“这种理念主义只有在战争或忧伤的情况下才拥有自己的现实，以至它的本质成为了真实存在着的国家的战争或忧伤的状态，至于它的和平状态则恰恰是国家机关的战争与忧伤。”换言之，黑格尔在历史存在的悲剧中发现了理念，而马克思则相反，他在消除这种悲剧的过程中，在实际的和解或实际的合题中发现了黑格尔理念的真正等同物。而这个问题是太重要了，以至我们不能够只是一笔带过。这个问题把我们引至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立，它使我们在黑格尔的作为历史根基的生存与死亡的斗争中追溯到两种世界观分歧的根源，至于人剥削人，那只是这个斗争的一种结果，而这个结果却反过来充当了马克思的出发点。如果直接触及我们只概括谈到的问题，那存在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现实冲突就可能会变得明白一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注意到，当黑格尔针对历史悲剧采取一种过于沉思的立场时，他就已远离了存在的立场；他把历史悲剧提到哲学的高度，这种哲学对种种现实的激情感到厌倦，它从中脱身而出以思考这些激情。而马克思在这里则把“现实的茅屋与哲学思想的宫殿”对立起来，因而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全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