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卡尔·特奥多尔（Jaspers Karl Theodor，1883—1969），德国-瑞士哲学家。1883年2月23日出生在奥尔登堡。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0～1913年，在海德堡大学附属精神病专科医院任助理；后在海德堡大学任教，讲授心理学。在此期间，他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的影响下，发表了《普通精神病理学》（1917）和《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两部著作，其中《世界观的心理学》是雅斯贝尔斯从医学转向哲学的标志，也是现代存在主义产生的标志。1922年雅斯贝尔斯转为哲学教授，并于1931年出版三卷本《哲学》。因为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是犹太人，因此在**当政期间他被解除教职，并被剥夺出版权。“二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又到海德堡大学任哲学教授，并于1946年发表了《论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表达了全体德国人对战争罪责的深刻反思和对**主义的清算。1948年以后，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后入瑞士籍。1969年2月26日去世。其主要著作还有《时代的精神状况》（1931）、《理性与生存》（1935）、《生存哲学》（1938）、《论真理：哲学的逻辑》（1947）、《哲学的信仰》（1948）、《历史的起源和目标》（1949）、《哲学概论》（1950）、《哲学的信仰与天启》（1962）等。
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与科学存在区别，科学追求公认的确定性，哲学则是个人作为整体存在的确定性，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它不是来自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而是基于个人的内在体验、领悟和思维的自由创造。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所要寻求的存在是超乎主客体之上的无所不包的“大全”。大全有两种主要样式，一是存在自身在其中显现的大全，即世界。二是我与我们自己所是的大全，叫做一般意识。思想按照大全发展出来的不同样式可以分成如下步骤：第一步从一般大全分为存在自身的大全和我们自身的大全；第二步从我们自身的大全分解为我们的实存、一般意识、精神；第三步从内存在达到超越存在。我们自身的大全除上述三种样式外，还有第四种存在样式：生存，只有生存才能揭示人本身的真正存在及整体世界的存在。处在生存状态的人面临不确定和可能性，他必须超越自身进行选择，朝向超越存在。所谓超越存在就是“上帝”，即绝对的现实性。雅斯贝尔斯认为生存与自由是同一的，个人自由只有在与他人交往中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雅斯贝尔斯提出以人的独立存在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雅斯贝尔斯晚年提出关于世界哲学的构想，他认为在我们这个科学技术时代，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淹没了哲学，使人们忘记了对存在和生存的意义的寻求；同时科技革命为人们开辟了广阔的世界舞台，这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世界范围内思考全体人类的生存境况问题成为可能，即世界哲学得以可能。
本文选取了雅斯贝尔斯的《科学方法的挑战》一文。这是雅斯贝尔斯的一篇演讲，他着重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的分析，指出其科学性依据的局限。他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内容和其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建立了关于真实的历史进程的知识构架。马克思的影响是三重的，即科学的、哲学的和政治的。雅斯贝尔斯通过对马克思的三重影响展开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几大问题：一、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坚信导致了狂热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富有批判精神而缺乏交流的能力；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表现为激进的形态，易于产生社会毁灭的破坏力量；三、辩证法有成为证明一时愿望的工具的危险；四、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使人代替了上帝。雅斯贝尔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批判主要是说明科学的意义和必要性不能为它自身的结构所证明，科学有其范围，用科学代替信仰，容易导致对自由选择的拒绝和忘却真正的个人生存，同时这种遗忘人的生存的客体化的总体观点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必须克服这种“科学的信仰”，也就需要我们理清真理的基础，看穿“总体”知识和伪神话的非真理性。
科学方法的挑战[1]
当代的哲学家们缺乏共同的背景。除了那些相信托马斯主义的人之外，理智上远离托马斯主义，有着一些以某个个人为中心的学派和文学运动，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在这一短短的讲演中，我并不打算讨论任何问题。因为这样做要预先假定一个共同的背景，而我们并没有这一背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哲学思维的基本要素，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背景。我所指的就是自明的理性的能力，它像山峦一样古老而常新，人们有时会遗忘或轻视它，然而总会重新获得它，但又从来不能使它彻底完成。
自从1901年我作为学生第一次进入海德堡大学，踏进这些教室以来，我一直把理性看作哲学的本质。而在学院内外饱经沧桑50年后的今天，我对哲学的本质的知识仍不完善。
科学是理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明天，我将要谈谈理性本身；后天，再谈谈我们今天理性所面临的斗争。
我打算以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为例，通过分析批判这些众所周知的思想家的学说来表明，科学是全部真正哲学的条件。
马克思把历史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社会历史的演进以无暴力的、平均主义的，然而未开化的、毫无生产技术的原始国家为起点，通过罪恶的劳动分工、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获得了知识和技术的极大发展，这一发展特别表现在引进了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时代。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这一发展将持续到在新的无暴力因而也无国家的社会里重新建立平等的公社，带来人类技术和生产的新的、空前未有的发展为止。劳动的历史演进是理解整个历史进程的钥匙。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每一新的社会形态和其生产方式的出现变更的，它们是历史地被规定的，有其产生和消亡。
这样来理解历史过程的方法是辩证的，它既是思想的形式，又是历史的形式。所有历史的和社会的国家形式都会因走向它的反面而动摇，直到在和谐自由中达到完善的结合。每个历史阶段都将创造出战胜自己的力量。历史运动产生了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的国家，产生了为国家权力辩护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总有一天会作为永久的获得物而服务于无阶级社会的科学和技术。
马克思试图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现来证实和确认所有这一切。当他以他的有独创性的经济理论去收集事实、收集分类资料并从事著述时，他为这样一个基本信念所鼓舞：最后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带来无阶级社会的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最后过渡即将来临。
以前所有的革命都仅仅意味着一个集团被推翻，权力为另一个集团所夺取，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分工和剥削状况仍然未变。共产主义革命将改变整个这种情况，并为人的自身带来相应的变化。在这一建立新社会的彻底变化发生后，人将充分发展他的个性和才能。而在现阶段，历史进程仍然是通过劳动分工、通过有害的机械化（它只能为将来完善的技术化所克服）、通过钱、通过对物的纯粹商业态度等使人异化。无产者完全丧失了自己。但只有通过这种完全的丧失，才使其辩证地转化到其对立面，即人的完全复归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