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就是黑人
人的本质与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个人的状况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使黑人成为奴隶的不是黑人作为人的本性，而是黑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从类的角度看人是同一的——他们都是人，可是这种类的同一性是人的自然本性，它不能显示人的社会本质。真正决定人的社会本质的是人所依存的社会关系。
我们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在奴隶制度下我们看到的是奴隶与奴隶主，在封建制度下我们看到的是领主与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家和无产者。这种区分是社会的，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历史的终结，就是把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永恒化，把资产者和无产者这种社会区分变为人的自然本性，这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区分。正如黑人不永远是奴隶一样，无产者并不永远是无产者。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这种区分，但不是使人回复到所谓人自身，而是在新的社会关系下产生共产主义的新人，即摆脱了阶级社会局限的全面发展的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
我一个人与每一个人
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应该弄清个人的含义。当我们说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时，这里所说的个人，当然是指每一个人，而不是指某一个人。这不是烦琐哲学，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每一个人而言，没有个人当然没有社会，因为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可就“我一个”而言，情形就不同了。不是社会不能离开个人，而是个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可以离开任何一个人，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古往今来，多少个个人生生死死，可社会依然存在发展。正如长江中的水不断更新，但河流依然存在一样。我这一滴水之所以不干，难道不是因为它存在于大海之中，倒是因为它自身是一滴水之故吗？我们说社会比个人更根本，就是因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无数个人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结构，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形成一种任何个人相加所不具有的力量。我们提倡集体主义、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原因正在于此。
马克思主义反对把个人与集体绝对对立起来，反对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片面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貌似辩证实则折中的观点。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批评葛德文说：“葛德文对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解还是非常笼统的，他把它理解为：公民应当轻视个人的利益，应当只为公共福利而生活。”但他也批评边沁“把私人利益当做公共利益的基础”的观点，“边沁在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所犯过的同样错误：他在克服二者的对立时是不够认真的，他使主体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弄颠倒了”[1]。可见，恩格斯既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片面强调公共利益的观点，也反对使集体从属于个人，整体从属于部分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恩格斯使用“颠倒”一词是发人深省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把个人作为集体的基础就是颠倒。所以就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来说，基础应该是集体而不是相反。当然，要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就要兼顾两者，不能只顾一头。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75页。
没有我，地球照样转
社会与人不能画等号。社会不能离开人，但又不能简单等同于人。马克思在讲到资本主义社会时说：“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1]可见，社会与人不是直接同一的。社会是人的全部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全部活动的方式。
作为人的全部活动结果的社会，是不能简单还原为人的。社会有自己的结构，即一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有自己运行的规律。每种社会形态即特定社会的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个人而言，是独立的、不以他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个人生活于社会之中，而不是社会依存于某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但社会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个人。所谓“没有我地球照样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个人的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人和人本主义
不要把人和人本主义混为一谈。人本主义强调哲学应以人为中心、为对象，但并非以人为对象就是人本主义。人并非人本主义的专利品。
人本主义的实质并不是一个哲学对象问题，而是哲学路线问题，它的基本错误不是提倡关心人、爱护人，而是在世界观上以人为本，即以人作为世界的根本，用人的本性来衡量世界，衡量历史，衡量事物。现在以人为本的用法很泛。百货公司说要以人为本，其实它说的是要价廉物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而不是推行人本主义哲学，正如它说“顾客是上帝”决不是推行宗教一样。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人的问题的重要性，也不否定人的自由问题、平等问题、人权问题以及对人的尊重与爱护，这些问题本身并不能决定哲学路线和历史观的本质，关键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分析这些问题。
以人的本性为本，从中引出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权利，并以人是一个类为依据提倡尊重人、爱护人，这就把人的本性和人所面临的问题抽象化，变为一个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万古不变的问题。
从唯物史观看来，人的本性问题决定于人所依存的社会，是社会决定人性而不是人性决定社会。至于自由、平等、人权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都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及发展水平，这不是一个抽象的人的问题，而是和一定的阶级相联系的。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些问题构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是资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最重要表现；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它是同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彻底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在当代，只讲民主而不问谁的民主，只讲人权而不问谁的人权，只讲平等而不问谁和谁平等，这只能是有意无意的欺骗。
当代的世界仍然是阶级的世界。我们国家还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我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决不是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以抽象人本主义的温言暖语来迷惑人民，使他们在爱的颂歌中沉沉入睡。我们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倡人民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关心，但我们不能鼓吹抽象人本主义，鼓吹有爱无等、有爱无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表现自己的宽容高尚气度，不是傻子就是骗子。事实上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抽象人道主义是不可能实行的，也没有人实行过。即使有少数理想主义者鼓吹过，也不断被事实所击碎。
人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人的问题”是当前出现最多的一个提法，也是最时髦、最具有理论深度的提法，但细细斟酌起来，总感到有点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人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一个是与人无关的问题，凡与人无关的根本成不了问题，也无从知道这是问题。极而言之，可以说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被西方哲学界炒得最热的所谓人的问题，把人们弄得迷迷糊糊，似乎当代世界已经没有社会问题，只有人的问题。其实所谓人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而且由于社会性质不同，以人的名义提出的问题也不同。
例如，在西方中世纪，教会处于社会的支配地位，神对人的压抑达到极点。文艺复兴这个以人的名义兴起的运动——从人文主义到人道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以人的名义争取的各种权利，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与其他被压迫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可以以人的名义出现。
在当代，似乎出现了超国家、超阶级、超民族的所谓人的问题，这就是能源问题、生态问题、核战争问题，等等。据说这些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是与所有人的命运攸关的问题，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些问题并不是人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工业高度发展所引发的问题，它表现的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同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能源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度消耗能源引起的，如美国以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耗用世界25%的石油；核战争的威胁来自帝国主义核大国；而人口问题集中在不发达国家，它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过去与现在长期受到的殖民统治是不可分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经济上的相互交往使这种矛盾的后果关系到所有的人，从而使它具有所谓人的问题的假象。我们并不反对使用人的问题这一提法，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才能解决。
独立的人与人的独立性
人类的历史，是个人日益摆脱他所依存的群体而独立的历史。马克思说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是从属于家庭和氏族，后来是从属于氏族扩大而成的公社。而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资本主义的产生，逐步形成独立的个人，即摆脱了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这是人的独立性，但不是独立的个人。人是社会的动物，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任何社会更表明了人的相互联系，表明人是名副其实的合群的社会动物。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相互联系最紧密的社会，可又是把自己看成独立个人的个人主义最盛行的社会。这种矛盾只能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的性质得到解释。
中国是东方社会，它没有经历成熟的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因而在中国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的具有独立性的个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由于人对一个更大的人群的从属性，所以人伦关系和人伦观念之强是西方社会无法相比的。中国人不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个人对他人的责任：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忠），对父母的责任（孝），对兄弟的责任（悌），对朋友的责任（信）。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中国人至今仍然重视的道德观念。
西方和中国的这种不同的观念，我看各有其优缺点。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强，但个人独立精神欠缺，西方人则相反。可是随着工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及其负面效应的暴露，西方人越来越成为彼此独立化的原子，个人主义不断膨胀，亲情人情过于淡化，使人们向往昔日农业社会的诗情画意，因此人们把视线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现实。企图在现代工业的身体上安上一个农业社会的脑袋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儒家从两个不同角度批评资本主义现代化，它们看到了缺点但找不到出路。社会要进步，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问题是我们不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但使个人完全从属于集体、压抑个性是不对的，也是做不到的。我们要个人的独立性，但不要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式的独立的个人；要集体主义，但不要个人对集体的完全从属。这种个人独立性和集体主义的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新人。
一窝蜂只是一只蜂
马克思说：“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它们都生产同一种东西。”[1]这个论断，把人和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以及动物的所谓“社会”区分开来。蜜蜂的同一性是类的同一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个体的差异。人不一样。人的本质不能归结为类的同一性，而是他们所依存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们凭借直观往往容易把人性看成共性，看成每个个体具有的特性的抽象。这种理解符合人们对共性的经验理解，但不符合人性的实际。因为把人性看成个体所具有的共性的概括，必须以每个个体先天具有这种特性为前提。这是把人变为蜜蜂，把社会的人变为一个人。
实际上，人们视为共性的人性，并不是单个个人先天具有的，而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例如爱，似乎是人人具有的永恒本性，其实离开社会交往而在狼群中长大的狼孩就不具有爱的特性。爱是在交往和关系中所凝结的感情。不是夫妻就无夫妻之爱，不做父母就无亲子之爱，不是兄弟就无兄弟之爱。人性的共性不是个体固有特性的抽象，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共同性。举凡人们列举的所谓共同人性，都是人在社会中形成的，是人作为社会的人的特性。人生活在社会中，因而具有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共同性，一旦离开社会之网，作为独立的个体并不具备这种所谓人性。如果说一窝蜂只是一只蜂的话，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只是一个人。因为人性不是类特性，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