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往在寄人篱下的时候会特别努力，史书当中没有记载伯嚭初到楚国时的所作所为，但我们可以猜测他来到吴国以后，肯定会特别努力地工作，因为他是个聪明人。他在初到吴国还没站稳脚跟的这段时间，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贪欲，满心想的就是如何借助吴国的力量报仇雪恨，所以此时他对伍子胥可以说是恭恭敬敬，为训练吴国军队也可谓尽心尽力。在阖闾九年的伐楚战争中，孙武为大将，伯嚭则同伍子胥一样，担任副将之职，三人相互配合，指挥吴军五战五捷，使楚国几乎陷入绝境。
伯嚭还是个善于变通的人，这一点从他后来当了大官以后的所作所为能够看出。越王勾践夫椒之战失败以后，带着五千残兵被围在山上。越国大夫文种为解此围带着丰厚的“礼物”前来求见伯嚭，伯嚭因此向吴王求情放了他们一马。再后来吴王夫差兵败，姑苏城破的时候，伯嚭还建议夫差像当年勾践那样向越国人投降称臣，保全性命。此足以看出伯嚭是个善于“变通”的人。
靠着投其所好、善于变通、努力工作这些优势，伯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吴国上下的信任，并被吴王封为“太宰”。吴国的官制与中原各国不同，与较早发展起来的蛮夷楚国也不同，有学者认为“太宰”的职务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和楚国的“令尹”，是吴国的一把手，并由此推断伯嚭的官职超过了伍子胥。伍子胥的官职是“行人”，按照中原各国的官制，“行人”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伯嚭的官职确实超过了伍子胥，但有一个问题证明这样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吴王寿梦时期，申公巫臣的儿子子狐庸在吴国当的也是“行人”这一职位，可从子狐庸在吴国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建议对寿梦产生的影响来看，明显就是“一把手”的位置。而且伯嚭是伍子胥引荐给阖闾的，伍子胥早在阖闾尚未即位的时候就加入了阖闾的阵营，并且阖闾上位，伍子胥功不可没。再加上后来伍子胥一直在吴国发挥的作用，仅仅通过官位的名称判断伯嚭的官大过伍子胥应该是不成立的。最起码在吴王阖闾时期，伯嚭的地位肯定是次于伍子胥的，至于有没有高过孙武还要另说。伯嚭真正得到重用，坐上吴国官员中“第一把金交椅”应该是夫差时期的事情。
有关伯嚭后面的故事，我们留在以后再讲。但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在此说明，伯嚭虽然身世和伍子胥相似，都有着共同的敌人费无极，但二人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首先，伯嚭的仇人是楚国的几个人，这些人包括费无极、囊瓦，还有帮着囊瓦灭了伯郤宛全家的那帮走狗，因此伯嚭并没有像伍子胥那样仇恨整个楚国。而伍子胥的真正仇人有两个，第一个是费无极，第二个就是楚平王，最终杀害他父兄的是楚平王下的命令，而楚平王现在已死，伍子胥对楚平王的仇恨转嫁给整个楚国。第二，伍子胥和伯嚭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最关键的，伍子胥本人其实也应该算是伯嚭的仇人之一，因为伍子胥的爷爷伍举当年是楚灵王的头号重臣，而伯嚭的爷爷伯州犁在公元前541年被楚灵王杀害，这与伍子胥的爷爷脱不了干系。当时的伍举很有可能扮演了后来类似费无极那样的角色陷害了伯州犁。
另外，这个世界上有君子，有小人，不是说君子就好，小人就不好，而是君子具有君子的特质，小人具有小人的特质。先不论伯嚭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一定是个“小人”，这是没有争议的。小人往往爱财、自私、好以己心度人之腹。在同样一种情况下，君子和小人的态度往往不同。比如，同是寄人篱下，君子往往感恩，而小人往往心怀怨恨。而当经历过寄人篱下又出人头地的时候，君子往往怀揣着感恩的心情报效当年收留自己的那个人家，而小人往往要显示自己的能力、财力，甚至鄙夷当年收留自己的那个人家。伯嚭是个小人，日后，他还会有很多令君子不齿的行为。
四、复仇者联盟：团结一致灭强楚
阖闾九年（前506年），吴国对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九战九克，顺利攻破国都郢城。伍子胥和伯嚭终于完美地实现了他们的复仇计划，阖闾也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了吴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是功劳最大的一位国君。这段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吴王阖闾继位后，马上就对楚国发动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斩草除根”。我们前面说过，阖闾发动政变以前曾劝说吴王僚派他的两个弟弟盖馀和属庸趁着楚国国丧期间去伐楚，结果失败，两人被困在了楚国。阖闾政变成功以后，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归降了楚国，楚国令尹囊瓦特意为吴国这两个公子在舒地建造城池，就是为了利用他俩的复仇之心报复吴国。阖闾既然对庆忌不放心，还特意派要离前去刺杀，自然对吴王僚的这两个弟弟也是寝食难安，于是便有了吴王阖闾时期第一次伐楚战争。
这一次战争并不艰难，此时伯嚭已经来到了吴国，由伯嚭和伍子胥率领的部队浩浩荡荡开到了盖馀和属庸二位公子的城下。围城七日，楚国前来援助的沈尹戌自知无法战胜吴国的军队，刻意延缓进军，最终导致楚国大败，城破，二位公子被砍头。据说伍子胥在这次战役中还运用了一种先进的战术——在城下唱起了吴国的乡音。由于守城的楚军都是当年随二位公子前来的吴国人，听到这歌声就想念起自己的国家，想起自己的家人，纷纷越墙倒戈，这才导致战争进展得如此顺利。这种战术在三百多年以后被汉高祖刘邦运用得淋漓尽致，不费吹灰之力逼得楚霸王项羽在江边引颈自刎。
此后吴王阖闾又想发大军伐楚，被伍子胥拒绝。虽然伍子胥、伯嚭二人都是复仇心切，但他们还能做到对形势进行准确客观地分析，并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最起码，伍子胥能够做到。伍子胥拒绝的理由是，楚国现在还很强大，吴国还没有把握在全面开战的情况下一举战胜楚国。同时，伍子胥也制定出了一个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依照几十年前晋国骚扰楚国的方法，将军队分为三军，轮流袭扰楚国，令楚国人疲于奔命，拖垮他们。如此建议令阖闾眼前一亮，成本小，回报高，他立即采纳了伍子胥的提议。于是在第二年，吴军以一万人左右的兵力，先后进攻楚国的夷、潜等地区，楚国方面还是由沈尹戌将军领大军救援，可每到一处，吴军都事先撤走。这一年之中，吴国数次进攻楚国，但没有一次与楚国大军交手，而楚军因为四处救援，疲于奔命。据说这种打法后来被军事学家命名为“游击战”，也是两千多年后红军最为擅长的打法。吴国军队这样的骚扰一直持续到阖闾五年（前510年），搞得楚国人疲于应对、痛苦不堪。
阖闾五年，吴国改变了对楚国的策略，不再对楚国出兵袭扰。这种策略的改变，可能跟孙武的到来有着极大的关系。孙武的战争思想无疑比伍子胥和伯嚭的境界要高，他根据当下的情况，重新帮阖闾分析了楚国现在的国内情况：内部权力阶层严重腐败，国君懦弱，大臣贪婪。这样的一个国家之所以没有分崩离析就是因为还有我们在不断骚扰他。现在如果继续骚扰等于是帮助楚国加强向心力。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外患，楚国内部的腐败就会扩大，整个国家就会更快地丧失战斗力，到那时才是我们一举灭掉楚国的时机。
果如孙武所料，没有了吴国的外患，楚国的内忧加剧了。阖闾六年（前509年）是楚国的各附属国前来朝贡的时间。春秋时期臣属国向大国的朝贡与后代不同，因为楚国再强大也还是西周的诸侯国，所以这时的朝贡往往是象征性的，朝贡的物品也往往是特产或者奢侈品，并不具有真正的可以换算的“市场价值”。但这些物品当中也不乏一些稀奇的、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此时令尹囊瓦大人的贪婪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各国的贡品当中，他看上了唐成公和蔡昭公原本要送给楚王的皮衣、玉佩和两匹叫肃爽的宝马，非要据为己有。这两位国君也犯了执拗病，偏偏不给囊瓦。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囊瓦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硬是监禁了两位国君三年。唐国和蔡国的先祖都是西周的公爵，都拥有周王室的血统。本来迫于楚国这样的“蛮夷”的武力威胁臣属，心中已经是大大的不爽，此时国君还被楚国的一个官员非法监禁了三年，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忍受了三年的屈辱生活，二位国君终于被送回本国。蔡昭公首先发难，他向晋国求助，要求晋国帮忙发兵讨伐楚国，并声明自己不再臣属于楚国，要转而臣属于晋国。可此时的晋国也是内部斗争不断，六卿各自为政，都在忙着保护自己的地盘，根本无暇管外面的“闲事儿”。蔡国不但没有得到晋国的援助，还被一肚子坏水、负责晋国诸侯事物的卿大夫中行寅给支了个坏招。中行寅让他攻打沈国，这样就会逼迫楚国首先发难，攻打蔡国，如此晋国就有借口趁机出兵，帮助蔡国攻打楚国。在春秋时期，战争也需要借口，所谓“师出有名”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在满口仁义道德的礼仪之邦，更看重借口。即使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再强大，也要抓住别人的“小辫子”才能出兵，否则是要激起公愤的。蔡昭公天真地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出兵攻打沈国。结果是如愿以偿地引来了楚国的军队，可晋国人却并没有遵守承诺出兵助蔡。蔡国此时已是兵临城下，万般无奈的蔡昭公恨晋国恨得牙根都痒痒，可也没有办法，只能转而向相对强大，并且一直与楚国有仇的吴国求助。就这样，吴国在沉默了数年以后，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机会。
顺便提一下，这中间，楚国令尹囊瓦还在阖闾七年（前508年）的时候主动发动了一次伐吴的战争。吴军采用了孙武的计谋，在豫章用水军诱敌，陆军主力部队绕道楚军背后，两面夹击，打得楚军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吴国也乘胜占领了楚国的大巢，并且活捉了楚国的公子繁。
于是，伍子胥大人亲自来到蔡国当了一回仁义大哥，告诉蔡昭公我们帮你，把蔡昭公感动得五体投地。吴国轻松俘获了蔡国的心，同时也得到了与蔡国一起遭受奇耻大辱的唐国的响应。
阖闾九年冬，吴国开始实施自己的灭楚复仇计划。吴国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只为解掉蔡国的围城之忧，而是想要一举消灭楚国。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围魏救赵”的军事策略，没有直奔楚国首都，而是准备将对方的有生部队一步一步地蚕食。就这样，吴国倾巢出动，吴王阖闾带着伍子胥、孙武、伯嚭以及其弟夫概，率领吴国几乎是所有可以动用的军队，约三万人，浩浩荡荡地到蔡国与楚国的主力军决战。吴军先是沿淮河向西，在淮河口登陆，与蔡国和唐国的主力部队会合，之后转而攻击楚国围蔡的部队。此时楚国部队的统帅还是那个令尹囊瓦，他一听说吴军到来赶紧撤退到豫章，并渡过汉水在西岸布防。
吴军不依不饶，紧随其后地来到了汉水，在东岸驻扎，双方隔汉水对峙。依照囊瓦的想法，吴军的战斗力太强，应该避过其锋芒，不与之对决。作为进攻方，吴军不可能随身携带太多的战争物资，而己方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可以随时调集粮草补给，因此，楚军应该据险死守，等吴军把粮草耗尽，就会主动退兵。可司马沈尹戌则认为楚军分散在楚国各地，兵力无法集结，易被吴军各个击破，同时，吴军孤军深入，已经来到楚国的腹地，又无险可守，此时正是一举歼灭吴军的大好时机，主张主动出击。但即便是主动出击，也不能以现有的军队与吴军盲目对决，沈尹戌想出的办法是由囊瓦凭借汉水之障与吴军周旋，正面牵制吴军，而他自己去方城调集楚国兵力，迂回至吴军侧后，毁坏吴军舟船，焚其粮草，断其归路，然后与囊瓦二军夹击吴军，必能大胜。囊瓦一听不错，接受了沈尹戌的建议，派他去调集军队。可以说，沈尹戌在此时的楚国还算是一位头脑聪明的将领，他的两次军事决策都是正确的。然而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正当沈尹戌赶赴方城调集军队的时候，囊瓦身边的两个大夫——武城大夫黑和大夫史皇为了拍令尹大人的马屁，利用囊瓦贪功好胜的心理，怂恿囊瓦不要等沈尹戌的军队，否则会被沈尹戌抢了头功。就吴军的那点军队，自己应该主动出击，过江打吴军个措手不及，歼灭吴军。
囊瓦被一通马屁拍得失去了判断力，他忽然觉得自己很高大，手下的将士们也很神勇，甚至比吴军还要神勇。又想着凭借一己之力，消灭吴军主力部队，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于是便单方面改变了与沈尹戌商定的夹击吴军的计划，不待沈尹戌军到达，便擅自率军渡过汉水攻击吴军。吴军的数量要远远少于楚军，据军事学家分析，楚军的数量此时大致相当于吴军三倍左右。吴军于是抓住这个机会，主动撤退，诱敌深入，将楚军引入小别山与大别山之间，并在此地与楚军三次交战，大获全胜。这严重打击了囊瓦的信心，他想要带领军队撤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作为军队的指挥官，他又不能独自逃走，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作战。还好，吴军的抵抗没有那么激烈，在三次交战以后吴军继续撤退，而囊瓦也率领着楚军继续追击，好像希望把吴军赶入一个不利的地形好一举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