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是由于在接连败于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手里以后，为了生存起见，以西方冲击所引起的民族危机为契机，揭开了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帷幕，并且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先进武器，不得不聘请欧洲顾问，并且不论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允许构成现代国家及军队基础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制度的传入。尤其是作为文明典范的欧洲，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那么多任人挑选的各种世俗反叛理论，如自由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甚至革命的暴力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讨西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学生和军校学员、外交官和驻外武官。久而久之，这些思想有了通向奥斯曼帝国的道路，给予了奥斯曼帝国军官们以新的动力和方向，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革命。
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变革的政治联盟基础比较薄弱，没有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开明人物在那里孤军奋战。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比较恶劣，表现为资源相对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尚不发达，国际商业竞争能力极差。尤其是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双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内容，如崇古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教合一的传统等相互推进，形成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强韧防线。而另一部分内容，如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等，则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早期社会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动因。
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是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明，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反映到帝国统治者阶层，则表现为一系列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尝试。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社会的变革，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计划。他们引进欧洲的教师和学校，并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翻译局和印刷厂以翻印大量的西方著作。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支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西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列强的示范性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治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只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西方文明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只是到了马赫默德二世和坦齐马特时代，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时期，具有西方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对奥斯曼帝国社会影响之深，才是史无前例的。
一、社会改革的兴起
1.反思产生与改革伊始
反思常常是灾难的副产品。18世纪时，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的签订，与随后克里米亚地区被俄罗斯吞并，都曾经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提供动力，从而发起了以效法西方文明为基础的早期社会改革运动。
一般历史学家往往把素丹塞利姆三世统治时期（1789—1807），看作是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开端。但是有些历史学家则把日期还要往前推，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发端于《巴沙洛威茨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719），是从第一次有意识地朝着模仿和采用西方文明中某些既定项目迈出的一步开始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斯曼人从来就没有和西方完全断绝过来往，其联系还不仅仅限于战争、外交和商业等方面的正式接触。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事情说起来也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到了18世纪，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西方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却又交往甚密，具体表现在西方国家可以陈兵奥斯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可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可根据改革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例如1623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奥地利与俄罗斯军队相形见绌的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是1699年签订卡洛维茨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西方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西方。因此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社会改革是从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例如，奥斯曼帝国两度耻辱地败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事实，以及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通过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改革，从此由弱变强的事例告诉人们，只要认真地学习西方，推行社会改革全面进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奥斯曼帝国摆脱贫弱，再度成为它的敌人的强大威胁者。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西方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设立了帝国大使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埃芬迪为帝国驻法国的大使，要求他详细研究西方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西方的印刷术。
早在1716年，一位名叫罗希福的法国军官，曾经向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过一项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建立外国士兵军官团的计划，但毫无结果。1720年，另一位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改名为哲切克的法国人，在大维齐易卜拉欣的支持下，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组建了一个消防队。这是此后19世纪和20世纪奥斯曼帝国进行的一系列城市服务设施改革中的先例。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西方，进一步推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改革热情的帝国印刷局局长米特费里卡，在漫游考察了西方一些国家之后，向大维齐易卜拉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长达49页的备忘录，共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指出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制度对于所有国家及民众的重要性，并就当前各国的不同政体做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在第二部分中，作者竭力向读者推荐阅读地理学的著作，认为这可以作为了解本国及其他邻国国情的一种手段，作为军事艺术中的一个有用的附属部门，以及作为管理好地方行政及军事行政的一种有效的辅助力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就不同基督教国家的皇家部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西方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穆斯林就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入西方，促进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他们认为印刷伊斯兰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伊斯兰国家的一个传统。
18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广泛流行于西方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子和抄书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做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伊斯兰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1727年7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家、思想启蒙家之一米特费里卡经伊斯兰教教长的裁决，获准出版非宗教性质的书籍。他一生共出版了317部书籍，主要是有关科学和军事方面的著作。在他所撰写的著作中，强调必须要全面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获取更有效的军事技术。他在许多文章中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如何在西方专家们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强大的近代化海军的事例。
这一时期，在向西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西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热衷于种植荷兰的郁金香，热衷于请西方一些享有相当名望的画家们替他们画肖像，尤其对法国生活方式和风格的表层事物十分感兴趣。修建法国风格的公园，使用法国样式的家具，模仿法国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时尚。连素丹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法国卢浮宫式的喷水池。
2.学习西方途中再遭叛乱
为了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巴黎。受命对法国的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法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歌剧院里的情况。
18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西方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西方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但不久因东部边疆爆发的同波斯人的战争而被打断了。1730年6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被在波斯初得天下的纳迪尔汗指挥的军队打败了，从而引发了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广大民众对于朝廷的荒淫无度和宫廷圈子的“法兰克生活方式”日益感到愤慨情绪的爆发，广大民众在帝国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近卫兵团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武装叛乱，公开反对被他们视为标新立异的各种社会改革。支持改革的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丢掉了王位，而倡导改革的大维齐易卜拉欣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则断送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