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国家的兴起，是一部不断地在地理上、政治上由德意志的外缘向中心发展的历史。了解这个外偏中心的形成，我们需要追溯到它尚处于默默无闻的、遥远的过去。
一、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形成
从12世纪起，在波罗的海南岸平坦开阔的波德平原上，有两块在地理上并不连接的近海土地先后与德国历史发生了密切联系。其中一块叫勃兰登堡，一块叫普鲁士。勃兰登堡是中世纪德国封建主在反斯拉夫人异教徒的多次战役中，作为帝国的边疆区而建立的前哨据点。这里原是一片荒芜的沙丘平原，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为大海所封闭的内陆没有突出的自然特征和自然边界。1240年以后，随着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陆续为德意志军事贵族所征服，这里开始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边地侯爵领地。柏林城兴建于13世纪初，由施普雷河两岸两个斯拉夫居民点构成，1317年与克尔恩合并为一个城市，1442年被确定为勃兰登堡侯国首都。勃兰登堡的前身是斯拉夫人建立的勃兰尼堡公国。自1134年，萨克森地方贵族阿斯卡尼家族的阿尔布莱希特（绰号“大熊”），从皇帝洛塔尔三世（1125—1137）手中获得对这块领地的统治权以来，历代勃兰登堡边地侯一直奉行向东扩张的政策。在“东进”浪潮的推动下，12世纪末，阿尔布莱希特的后裔已将其领地从哈菲尔河流域扩展到奥得河畔。至13世纪末，其疆土已达波兰西境的瓦尔塔河和维斯瓦河流域，并逐步控制了斯拉夫人的滨海地区，使这个边疆殖民地不断得到发展和扩大。到阿斯卡尼家族统治末年，勃兰登堡的疆域已达4.5万平方公里。侯爵通过招徕移民、建立城市、发展商业，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化。1356年，依据《黄金诏书》勃兰登堡侯爵获得帝国选帝侯称号。
从勃兰登堡向东，越过帝国的东部边界和一片辽阔的斯拉夫人滨海居住区，有一块德意志的“飞地”，就是普鲁士。普鲁士的原始居民属立陶宛人的一支，世代生息繁衍于维斯瓦河和涅曼河之间的滨海土地上，是这里最早的主人。12世纪末，波兰封建贵族在维斯瓦河口构筑但泽城堡（格但斯克），开始以此为据点同立陶宛争夺对普鲁士的控制权。在迭遭失败之后，波兰贵族马佐维亚公爵被迫向德意志条顿骑士团求援。条顿骑士团原为德国天主教会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军事组织，13世纪初在德国教会的征召下进入这一地区。1230年，骑士团与波兰贵族立约负责进攻普鲁士，作为交换条件，将取得库尔默兰等边境被征服土地的统治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残酷征服，骑士团占据了这块遥远的“飞地”，并通过大量移民和强迫劳役，使普鲁士逐渐德意志化。骑士团在征服和统治普鲁士的过程中，逐渐由一个负有宗教使命的军事组织演变为国家组织和经济组织。它以军事管理提高行政效率所取得的有效经验，以及靠宗教禁欲主义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在其成员中培养的抽象的超个人效忠观念，对未来的普鲁士国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与汉萨同盟开展广泛的贸易，骑士团把商业精神和竞争意识带入这块原始的土地，也通过编著大量的拉丁文和德文文献，以及表现在各种实用性建筑上的艺术风格，展示了骑士团地区的文化精神。这些没有先例的成就，增强了骑士团的实力，稳定了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在站稳脚跟之后，骑士团开始排挤波兰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并联合立沃尼亚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扩充疆土。1308年骑士团出兵占领但泽，不久又把势力扩张到东波莫瑞，切断波兰的出海口。德国骑士团的扩张对波兰和立陶宛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迫使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向骑士团反击。1410年7月15日，得到俄罗斯支持的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坦能堡会战中重创骑士团。至此，骑士团的扩张势头受到遏制。以后，由于内部纷争，特别是1454年爆发的延续达13年的普鲁士人起义的打击，骑士团的势力开始走向衰落。1466年，骑士团与波兰签订《托伦和约》，被迫放弃所占有的部分领地，包括但泽、托伦、马林堡和波莫瑞东部被波兰收复；剩余的普鲁士土地仍为骑士团领有，但必须臣服于波兰。至此，骑士团的中心转移到柯尼斯堡，作为依附于波兰的藩属，暂时中止了在东欧的扩张。
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不同的历史起源和相互独立的发展过程，在15世纪以后，由于霍亨索伦家族的兴起开始发生密切联系。霍亨索伦家族原为德国士瓦本公国的小贵族，10世纪因统治瑞士北方的索伦城堡而得名。1192年，这个家族因与皇帝亨利六世（1165—1197）联姻，获纽伦堡伯爵封地，开始成为望族。1411年，纽伦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六世（1372—1440）利用勃兰登堡宗室断嗣、领地发生混乱的机会，用金钱从皇帝西吉斯蒙（1410—1437）手中获得了对这块边地侯领地的临时管理权。这是霍亨索伦家族统治勃兰登堡的开始。在担任该地临时行政长官期间，弗里德里希多次利用皇室困难而慷慨解囊，以便从身负重债的皇帝手中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永久统治权。6年后，为酬谢这位久受考验的追随者，皇帝终于将这片土地连同选侯爵位一并封赠给弗里德里希。从此，勃兰登堡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核心，伴随着统治形式从侯国、公国、王国发展为帝国，一直没有变化，延续了500年（1417—1918）。其间，霍亨索伦家族利用婚姻关系、继承协定以及其他类似手段，不断扩大其统治范围。其中对普鲁士公国的兼并对它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臣服于波兰的普鲁士，由于早期推行的德意志化政策一直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16世纪初霍亨索伦家族的旁系阿尔布莱希特当选为骑士团首领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阿尔布莱希特（1490—1568）是霍亨索伦家族纽伦堡一支的领地继承人。他掌握骑士团以后，接受马丁·路德的建议，宣布宗教改革，使骑士团的教会地产在路德新教的旗帜下逐步世俗化。由于改革富有成效，脱离天主教以后的东普鲁士逐渐变为这个家族的世袭领地，获得普鲁士公国的称号，但对波兰的臣属地位没有改变。
阿尔布莱希特在普鲁士的家族统治仅维持了两代，至其子阿尔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1568—1618）逝世，其统治因家族断嗣而宣告中断。此前，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1598—1608）为兼并普鲁士遗产，刻意安排其子西吉斯蒙（1572—1619）与普鲁士公爵长女安娜联姻，取得了对这块“飞地”的法定继承权。由于同波兰的藩属关系依然存在，勃兰登堡选侯不惜采用贿赂手段，先后取得波兰王公和议会的承认。至此，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最终形成（1618年）。
在兼并普鲁士前后的几十年里，勃兰登堡选侯还通过类似的方法，先后在德意志西部取得克勒弗、马尔克（鲁尔地区）、拉文斯堡和拉文施泰因等下莱茵公爵的领地遗产（1614年），三十年战争后又将明登、卡敏、哈尔伯施塔特等分散领地纳入自己的版图（1648年）。这些领地多位于威悉河、莱茵河下游经济发达地区，虽与勃兰登堡在地理上并不相连，但它使霍亨索伦家族与西欧较先进的地区发生了直接联系，为它在西北德意志新的扩张提供了基地，是普鲁士国家由外围深入旧德国领土的重要起步。
这样，从1417年正式承袭勃兰登堡选侯遗产以来，在200年里，霍亨索伦家族的地产已发展为三块辽阔而又分散的领地，即大为扩展了的勃兰登堡、远离德意志的东普鲁士和镶嵌在其他邦国之中富裕发达的下莱茵地区。领土面积亦由原来的4万多平方公里扩大到8万余平方公里，成为一个从德语区最西边延伸至最东部的、漫散的领地联合体。三大板块中，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上较为接近：遍布沙质低地和沼泽、森林，濒临大海，冰冻期稍长，因而在早期殖民垦殖的传统基础上，形成以容克贵族地产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区。由于两块领地都有大河贯通全境（易北河、奥得河、维斯瓦河、涅曼河等），并流向大海，故而有着发达的航运和商业，在波罗的海对西方的贸易中，两地的粮食出口占有重要地位。西部的下莱茵地区，面积虽小，但地处著名的莱茵谷地与威悉河中游，气候湿润，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是人口密集和农业发达的地区。由于西欧的传统影响，这里有着丝绸制造、亚麻工业和铁制品生产的悠久历史，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基地。
三块领地之间在自然地理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领地联合体多样化的经济需求和人口流动，并通过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协调互补，增强了这个家族统治应付内外挑战的能力。但是，一个在空间上相互隔离、缺乏完整统一边界的分散领地，本身又潜伏着强大的分离因素。这种因素又因为三块领地臣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不断得以加强。因此，这个时期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仍处在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在诸侯并起、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它依然面临着严峻考验。
二、军事立国
勃兰登堡—普鲁士形成不久，就因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丹麦、瑞典干涉军的入侵极大地蹂躏了德意志的北方，但作为名义上的新教信仰拯救者，他们仍得到北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勃兰登堡选侯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他们采取中立态度。当时的选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是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中性格最软弱的人。由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的入侵，他在波美拉尼亚的继承权已受到严重威胁，但作为瑞典国王的妻舅和新教诸侯成员，又不容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因而他的骑墙态度既有对瑞典国王的厌恶，也包含对德意志皇帝的恐惧，而后者颁布的教产复原敕令也已危及他的领地安全。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他在三十年战争中扮演了一个颇为可鄙的角色，并招致了他的领地上各封建等级的蔑视。到他统治末期，由于邦国内各等级贵族纷纷与皇帝结盟，他的领地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