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抵抗的瓦解相对应的是，奥匈帝国由于前线遭受失败正在迅速分解为以民族为基础的各自独立的国家。大战期间，被认为是“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角色”的奥匈帝国，只是由于德国的军事援助，才勉强应战。但是，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消耗已使帝国经济陷于枯竭。大战后期，国内反战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猛烈冲击着民族文化内聚力十分薄弱的帝国。191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要求建立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益强烈。当年夏、秋两季，奥匈军队先后两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到8月14日，奥匈当局正式告知德国，它已不能继续作战。10月11日，奥属波兰在克拉科夫宣布脱离奥国。10月4日，帝国的工业中心——捷克在要求建立独立共和国的口号下举行总罢工。10月24日，匈牙利宣布独立。10月28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宣布独立。10月29日，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国家宣告成立。千疮百孔的奥匈帝国瓦解成一系列民族国家。10月27日，奥匈外交大臣向协约国要求单独媾和，11月3日，在帕杜亚签订停战协定，向意大利投降。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哈布斯堡王朝延续七百余年的统治彻底覆灭。
随着保、土、奥匈相继退出战争，同盟国中只剩下德国，但已陷于内外交困的绝境。军事上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国内革命的烈火，也已成燎原之势。11月4日，德国北海海军基地基尔的水兵起义成为全国革命的信号。基尔海军基地的水兵富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早在1917年夏，那里发生的局部哗变，就把反战争运动引向一个高潮。1918年10月底，在胜利无望的形势下，顽固坚持战争政策的德国海军部下令德远洋舰队出海进击英国，希望通过切断英、法之间的补给线为前线德军减轻压力，并要求舰队不能获胜就“光荣沉没”。8万名水兵不愿作此无谓的牺牲，他们抗拒命令，拒绝出航。到11月初，由于部分水兵被捕，北海沿岸地区迅速掀起了规模广泛的抗议浪潮。愤怒的水兵上街与数千名基尔工人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并与海军当局发生流血冲突。11月4日，冲突演变为武装起义。水兵们解除了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炮位，控制了车站、船坞，并与一同起义的工人联合起来，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会。当晚，整个基尔已被起义者占领。次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都升起了红旗。基尔水兵起义获得胜利。
基尔武装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并引发积极回应。从11月5日到9日，在卢卑克、汉堡、不来梅、布伦斯比特尔科格、库克斯港等城市和西北沿海港口相继爆发革命。他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宣布接管当地政权，在此期间，汉诺威、不伦瑞克、马格德堡、奥尔登堡、罗斯托克、德累斯顿、科伦、莱比锡、开姆尼茨、斯图加特等地同时发生了革命。其中不伦瑞克、萨克森、威腾贝格等邦的君主制被废除。各地几乎都成立了工人士兵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或对政权机关实行监督。然而，对基尔水兵起义回应最强烈的是南方的巴伐利亚和首都柏林。
巴伐利亚地处帝国最南端，与奥匈毗邻，也是除普鲁士以外，帝国内最大的邦国。由于奥匈帝国向协约国投降，巴伐利亚面临着协约国直接进攻的威胁。这种前景使他们感到现存政权不可信赖，迫切渴望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并摆脱柏林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控制。为了把巴伐利亚人民的反战情绪纳入有秩序的轨道，国王路德维希三世（1913—1918）在1月初也曾效仿马克斯亲王政府的“民主化”改革以避免革命，但基尔水兵起义所引发的革命风潮，很快就使国王的改革许诺变得陈旧过时。11月7日，慕尼黑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者的口号是“面包与和平”、“废除王朝”、“德皇、巴伐利亚国王和太子退位”、“彻底修改宪法”。示威群众得到多数士兵的支持，他们解除了宫廷卫队的武装，占领了邦议会，并释放了政治犯。一位名叫库纳·艾斯纳（1867—1919）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组成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宣布巴伐利亚为“民主社会共和国”。艾斯纳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被迫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统治自此终结。巴伐利亚的革命对德国其他地区的革命具有广泛的影响。11月8日《法兰克福总汇报》这样写道：“德国的革命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发展着。从政治观点看，昨天还只是德国北部的一场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士兵运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慕尼黑的一场政治革命。”艾斯纳在慕尼黑的行动直接推动了柏林的政治变革，成为全德与君主政体决裂的信号。
在柏林，革命的形势在11月初已经成熟，但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干扰，直到11月9日才在斯巴达克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进入决定性的战斗阶段。当日清晨，数十万列队游行的工人群众与士兵联合起来，掀起武装起义。他们夺取皇宫，攻打市政厅，占领警察局。到中午时分起义者已控制了柏林。沸腾中的工厂和兵营纷纷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帝国权力中枢迅速陷于瘫痪，但皇帝一直迟迟不肯宣布退位。自基尔水兵起义以来，威廉二世就躲进设在巴斯的最高统帅部，拒绝接受帝国最后一任宰相马克斯亲王（1867—1929）劝其“自愿”退位以挽救君主政体的建议，但是革命的发生已使他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开始不得不考虑大臣们从11月初就劝他退位的郑重建议。除了马克斯亲王不断地从柏林来电，敦促他尽快做出退位决定，兴登堡也悲伤地向皇帝证明，军队已不再支持陛下！“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后代决不退位！”威廉二世反驳道。他在犹豫不定中想了一条出路，想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但是，马克斯亲王已不再等待，他未经授权就自行作主用急电向全世界宣告皇帝已经退位。异常气恼的威廉二世连声高叫：“背叛，背叛！”第二天凌晨，他携带儿子仓皇逃往荷兰避难。在那里，作为流亡者，他继续活了23年。虽然他常希望他的国民会召他回国，但一直没有人理睬。11月11日，新成立的共和国代表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大战宣告终结。
延续4年的世界大战，对德国和欧洲主要参战国的人口和物质资源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除去战时因饥饿封锁而死去的75万人，德国有200万士兵阵亡和失踪，150万人负伤，其中一部分因伤重而永远残疾。如果再加上其他盟国和协约国的阵亡人数，各参战国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已超过850万人，轻、重伤员达1500万人，平民伤亡（除去俄国）超过500万人。物质方面的损失更加骇人听闻。在双方反复冲杀、争夺的地区，无数幢房屋被摧毁，公路、铁路和电报线路被炸断，田野一片荒芜，牲畜横遭屠杀，森林被夷为平地，由于田野遍布尚未爆炸的地雷和炸弹，大片土地无法耕种。如果再加上船舶损失和战费支出，战时德国和其他参战国的总消耗已达2600亿美元。由于大战所带来的破坏，德国的工业生产比战前降低30%，农业产量低于常年的1/3，出口额不及战前的一半。在长达近8年的时间里，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战后和约没有体现威尔逊总统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精神，所反映的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残酷掠夺。依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650万人口；25%的煤、86%的锌、近75%的铁矿、13%的小麦、16%的黑麦、17%的马铃薯；军队被迫缩减至10万人，海军限制为1.5万人，禁止建立重炮兵、航空兵和潜水艇部队，总参谋部被取缔，武器弹药供应受到限制；1600吨以上的商船被全部没收，1000—1600吨之间的商船被没收一半，并要求提供大量的铁路器材、海底电缆、木材、牲畜以及战争赔款，其数额和时间待后确定。和约还规定，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由协约国军队分区占领15年，以东50公里宽的地带为不设防区；萨尔区由国际联盟一个委员会托管15年，矿井由法国开采，期满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在东部，一条穿越西普鲁士，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但泽港的出海通道被割让给波兰，但泽变为国际自由市，而东普鲁士则因这道波兰走廊的开辟与德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和约剥夺了德国战前在海外所拥有的全部殖民地，它们以“国际托管”的名义，分别被英、法、日、比、澳、新和南非联邦所占有。
和约的这些规定，集中反映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本质，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激发了新的民族仇恨。因此，它不仅不能保证维持持久的国际和平，而且为新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由于战后20年就又爆发了新的大战，人们更愿意把这一和约所维持的“和平”视为一个走向未来战争的“休战”时期。
大战显著的政治后果，是通过一场革命促使半专制的君主政体走向瓦解。大战是对古老的君主制度和贵族封建制度的最后一次打击。随着威廉二世的逃亡和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俾斯麦开创的帝国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在德国的漫长统治一并告终，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传统和专制主义遗产并未得到彻底的清除。以社会民主党为主要设计师的新共和国，从一开始成立就缺乏那种构成共和主义基础的深刻的社会改革。以后，随着它被迫承受的种种负担——《凡尔赛和约》、巨额赔款、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它急于维护既定的秩序，远甚于进行新的大胆的社会改革试验。这种保守的态度，使它在与亲布尔什维克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决裂之后，不久就受到来自右翼集团，包括原来的保皇派、军官、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家为首的真正的反动派的威胁。但是，魏玛政府没有采取足够坚定的措施来制止反民主势力对民主政体的侵害，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退让加深了自身统治的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试验正在失去它原先对德国民众的吸引力。民主政体已开始被视为一种价值有待重估的外来事物、一种进口的学说、一种由不久前的战争强加给德国的外国制度，而遭到许多德国人的排斥和怀疑。正像《凡尔赛和约》是走向新战争的短期“休战”一样，新生的共和国也正在成为由君主专制向极权主义统治转变的过渡性桥梁。十多年后，魏玛共和国出现的道德混乱和经济动荡最终导致了***独裁体制的建立。这一过程再现了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传统和专制主义遗产的消极影响，给德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德国人民将经历一系列充满“悲剧”和“喜剧”的选择，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