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尹放逐太甲，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因此其真实性不应怀疑。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事件的性质，是“放”还是“篡”？历史上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伊尹放逐太甲是“篡”，即伊尹通过武力手段篡夺了太甲王位，放逐太甲，自立为王。伊尹篡位后实行了三年统治，因为得不到商朝奴隶主贵族的支持，太甲趁机从桐宫逃出来，潜回国都，杀掉伊尹，恢复了王位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另一种说法认为，伊尹放逐太甲是“放”，即伊尹并未篡夺王位，仍然以辅政大臣的身份摄政，他把太甲囚禁在桐宫，是对他进行惩戒教育，希望他能够幡然悔悟，继承商汤开创的宏大事业。《左传》中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虽然囚禁太甲三年，但仍然坚持以臣事君之礼，太甲也没有怨恨伊尹。伊尹自己则说：“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孟子·尽心章句上》。）”。对于太甲，先“放”后“反”都是得到殷商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史记·殷本纪》：“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伊尹把太甲囚禁在桐宫，太甲自怨自艾，闭门思过，处仁迁义，悔过自新，于是伊尹又把他接回亳邑，重新恢复了他的王位。为了勉励太甲遵从先王之志，修德勤政，伊尹还专门作《太甲》三篇，以作警示。他告诫太甲要实行德政，天下才会得到治理，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战国时期的公孙丑曾对伊尹放太甲一事提出质疑：“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后来解释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在孟子看来，“放”与“篡”的重要区别在于有无“伊尹之志”，至于什么是“伊尹之志”则语焉不详，他大概也是“为圣人讳言”吧。
伊尹还政于太甲以后，太甲继承商汤的事业，修德勤政，宽厚待民，进一步巩固了商朝的统治，后世尊其为“太宗”。从太甲到太戌七代，是商朝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与伊尹辅政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
10.高宗（商王武丁）
《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高宗，即商王武丁，商代第二十三代王，帝盘庚之侄，帝小乙之子，高宗是后人祭祀他的庙号。武丁在位五十多年《尚书·无逸》：“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是商代的名王，他执政期间，对外开拓疆域，对内革新政治，使商王朝达到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在做太子时，曾遵父命长期在外服役，生活在“小人”中间，因此比较了解民间之疾苦和稼穑之艰辛《尚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他即位后，因“谅阴”而三年不言。按照孔子的解说，“谅阴”是君王死后，继位者三年不问政事，守孝服丧，而《国语》、《史记》等书中则解说为“默以思道《国语·楚语上》：“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或“以观国风《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三年谅阴结束后，武丁亲政，他从版筑匠人中擢升圣人傅说为相，又任用甘盘、祖己等一批贤臣，励精图治，大力改革政治，“不敢荒宁，嘉靖殷邦《尚书·无逸》。）”，使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实现“殷国大治（《史记·殷本纪》。）”。
武丁在位期间，对周边部族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进一步扩大了商王朝的统治区域和影响。武丁用兵的重点主要是西北的方、土方、方和鬼方等游牧部族。这些散居在西北黄土高原的游牧部族经常南下掠夺人畜财物，一度逼近殷西的太行山东南地区，严重威胁到殷都的安全。武丁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亲自率领大军进行征讨，每次征发兵力多达三千至五千人，战争规模都比较大。经过多年征讨，终于征服了方、土方和鬼方等部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既济》九三。）”。此外，武丁还曾发兵南征荆楚，“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诗经·商颂·殷武》。）”。通过南征，商王朝的统治势力一直延伸至江南部分地区。武丁大规模对外用兵，有效地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加强了商朝与周边各族的联系。
在商代历史上，武丁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他执政时期，使商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达到鼎盛。
11.纣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一
就像人们把天下所有的善事都归集到圣贤身上一样，人们把天下所有的恶事也推到了暴君头上，让他们背负千年积毁，永难翻案——这是中国史学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子贡是历史上第一个对此提出质疑的人，他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商纣并不像历史传说中的那样万恶不赦，他只是因为亡国而承受了天下所有的罪过和骂名。孟子则说：“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武丁是商朝后期的有为之君，他实现了“殷道复兴”。商纣在位时期仍然能保持武丁时期的先民遗风和仁惠政教，其统治才得以维持五十余年。荀子也说：“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论议之卑尔（《荀子·非相》。）。”桀纣之恶，这样的概念已经在人们心里固化了，只要说到恶，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拿他们出来进行比较（“稽”），也不辨别真伪曲直。此后，宋代的罗泌、清代的顾炎武等人对“纣之不仁”也提出质疑，但千年积毁已成，这些声音终不入流。
到了现当代，许多学者从“疑古”开始，摆脱历史包袱，重新评价商纣，令人振聋发聩。其中顾颉刚和郭沫若的观点最为新颖有力。顾颉刚经过仔细考证，在《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把后人历数“纣恶七十事”的累积形成过程进行了认真梳理：《尚书》中列纣之恶有六事，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又增加一事，东晋时又增加十三事，共计七十事，商纣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此后就无以复加了。由此可见，纣之恶事绝大多数是后人开的“虚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不破不立，如果顾颉刚所做的工作是“破”，那么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就是“立”。郭沫若结合新发现的殷墟卜辞研究，在《驳〈说儒〉》一文中说：“我们可以用纯正的历史家的观点来说句‘持平’的话：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的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要伟大。”又说：“帝乙、帝幸（商纣）父子两代在尽力经营东南的时候，周人图谋不轨打起了别人的后路来，殷人是失败了，但他们把在中原所培植起来的文化让周人在某种的控制之下继承下去，而自己却又把本文化带到了东南。殷人被周人压迫，退路是向帝乙、帝幸两代所经略出来的东南走。在今天江苏西北部的宋国，长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遗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垦辟出的殖民地，而其滥觞即在殷末的东南经营。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商朝自盘庚迁殷以后，不断向四方用兵，疆域大大拓展，特别是帝乙、帝幸父子大举向东南地区扩张，持续多年主动或被动地大规模对东夷用兵，俘虏了“亿兆夷人”，使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的东南部地区，这样的历史功绩被湮没数千年，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文人、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是还原了商纣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功绩，那么作为一代政治、军事大家的毛泽东则以其独特的政治视野对商纣做出了高度评价：“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商纣王是很有本事的人》。）。”
二
纣，商朝的最后一代君王，亦称商纣或殷纣王，名幸，字受或受德，庙主之号为帝幸，帝乙之嫡子。据史书记载，商纣身材壮硕，面容姣好，天资聪颖，闻见敏捷。成年后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抚梁易柱之力，因此荀子说他是“天下之杰”，“百人之敌”。
商朝末年，由于统治者连年四方用兵，破坏了社会生产，加重了民众负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已经开始出现衰败迹象。“帝甲（即祖甲）乱之，七世而殒（《国语·周语下》。）”。这就是说，从帝甲到帝幸（纣）七世，商王朝就是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中趋于败亡的。商纣继位之初，仍然能维持前朝的“故家遗俗，流风善政”，重视发展社会生产，社会比较稳定，国力也比较强盛。由于商朝与周边诸侯邦国不断发生各种纷争，商纣决定以武力来解决诸侯邦国的威胁，他先在殷西太行山区的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南）集中大量兵力，准备向西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平息西北地区土方、鬼方、羌方等邦国叛乱。但由于东南地区力量空虚，东夷各族趁机发动叛乱，他只好转移兵力，全力进攻东夷各部。商朝与东夷之间的战争持续多年，战争的规模也很大，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有不少“征人方”或“王来征人方”的记载，“人方”即东夷或淮夷，是东南淮水流域的一个强大方国。经过长年征战，商纣终于平定了东夷各部，俘获了大批的夷人，但商朝征伐东夷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商纣征服东南，同时也把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传播到东南地区，推动了当地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因此他对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
商纣平定东夷叛乱后，日渐滋生骄横情绪，“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史记·殷本纪》。）”。在生活上，他嗜酒淫乱，奢靡之极，后人对此多有诟病，极尽想象来描述他荒淫无道的生活。他把从战争中捕获的大批夷人俘虏投入到建造宫室、台榭、陂池、林苑等工程中。为了维持建造宫殿等工程的巨大开支，他加重税赋，强征暴敛，激起了民众的反抗，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严重分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许多臣服于商朝的小邦国因不堪重负而纷纷叛离。
在商纣全力以赴经营东南之时，长期居住在渭北平原一带的周族迅速崛起，并不断向东部扩张。周文王时，周人已经渡过渭水，占据渭南地区，并在沣水之畔建立了丰邑。周族原本是商朝统治下的一个西部方国，历史悠久，国力强盛，对强大的商朝政权一直存有觊觎之心，周文王在位期间就开始秘密谋划和实施“翦商”大计。商纣对于周人是心存戒备的，他曾借故将周文王囚禁在羑里长达七年之久。周武王继位后，商朝因大举用兵东南而国力空虚，诸侯方国纷纷叛离，归附于周。经过多年的精心谋划，周武王会合天下诸侯，打着“恭行天罚”的旗号兴师伐商。商纣仓促出兵应战，两军会战于距商都朝歌七十里的郊外牧野。此时商纣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把从东夷捕获来的大批夷人奴隶武装起来，凑成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组成的大军开赴战场。两军交战，大批夷人奴隶临阵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商都。商纣见大势已去，只好登上鹿台自焚而亡，维持了近六百年统治的商王朝至此灭亡。
三
关于商纣的过错和罪恶，经顾颉刚梳理，有七十事之多。但是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许多罪名根本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完全是后人臆想杜撰出来的，比如“燔生人”、“铸金柱”、“剖比干妻以视胎”等等，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商纣的过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