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石刻接续汉末碑刻隶书风尚，字形渐趋于方，而字势略趋于通直。如三国魏的隶书，方笔直势渐多，近似楷书。李泽奉、刘如仲认为：“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1页。）三国时期的书法保留了多元化的字体形态，其中的碑版、写经仍隶篆兼用，《孔羡碑》以及魏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皆上乘书作。三国时期的书法以曹魏为最强，其次为吴国和蜀国。蒋文光、张菊英认为：“三国时的蜀，由于当时地处较为偏僻的西川，文事最弱，在文化艺术方面远远赶不上中原地区。同时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千方百计为保全国力和恢复中原。所以，当时的蜀国不太重视书法；故在这方面没有留给后世有什么较为著名的石刻。”（注：蒋文光、张菊英：《中国碑帖艺术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35页。）蜀国书法留存不多的原因在于自身文化发展受到了政局困扰的限制。蒋文光、张菊英对吴国书法的留存情况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三国时吴，地处江东，虽在经济和文化上还赶下上寓于中原的魏国，可是比地处偏僻西川的蜀国强得多。并且书风也在变化，其书险怪诡谲，大有楚风。所以，吴国出现了一些较为著名的书法家，并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吴国时期的碑版，真书石刻的有《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朗碑》，以方笔写篆的有《天发神谶碑》、吴《禅国山碑》等。”（注：蒋文光、张菊英：《中国碑帖艺术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35页。）三国时的魏国地处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书法传承得较好，但是，魏国的奠基人曹操不倡孝道，禁立颂碑和墓碑，影响了魏国地界的碑刻书法的传播。陈彬龢在《中国文字与书法》一书中对此有所解释。
六朝中，碑之最多者厥为后魏（北魏、东魏、西魏），其时立碑之风极盛，或颂官吏之功德，或纪祖父之生平。不惜倾无量之资财，以博建立碑碣之虚荣。魏曹操立法严禁，晋袭之，亦下禁碑之令。其理由则以“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甚烈”为辞。故当时南方立碑之风骤衰。然亦有一二特殊之原因，有蒙朝廷特许而立者，亦间有犯禁设立者，亦不在少数。观于南朝人所著之文集，其中有为人代撰碑文至数十篇之多，是故虽在禁碑之南方，三百年间，所建立之碑碣亦不下数百种。特其留存于今者才数十碑耳。当年建造城郭、道路、桥梁、种种巨大土木工程之际，此等碑碣为人采用为建筑材料者，史不绝书。此诚碑碣之莫大厄运，而南方较北方为独多也。（注：陈彬龢：《中国文字与书法》，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2年，第36页。）
晋承魏制，现存晋碑仅有《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府君碑》、《刘韬墓志》、《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王兴之夫妇墓志》等。（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3~54页。）又见（注：蒋文光、张菊英：《中国碑帖艺术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38~39页。）而北朝的十六国碑刻则有前秦《广武将军碑》，现存西安碑林。碑额有隶书“立界山石祠”五字，而碑阴、碑侧则为信手刻凿，有行书流便之态。清代洪颐煊《平津读碑记》评此碑曰：“碑已残泐。前叙其先世，次叙其政绩，末有官名疆界，似是纪功立界之碑。”[清]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光绪年据传经堂本重校刊，1886年。参见（注：刘建中编：《五胡十六国论著索引》，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136页。）康有为《〈广武将军碑〉跋文》曾高赞此碑。康有为《〈广武将军碑〉跋文》：“书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冬。纸本。凡十二行，计一百五十四字。册页心高二十六厘米。”见（注：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近现代编·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卷》，第78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关中金石志》名为《广武将军》，则非也，乃广武将军曾孙产耳。惟碑为苻秦建元四年，去王右军兰亭仅十二年，故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应与好大王碑并駈争先。此搨有碑额碑阴，尤为完美，碑阴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矣。吾拟名此碑曰《秦建元四年产碑》，此碑立陕，亦为关中楷隶冠。（注：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近现代编·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卷》，第78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前秦石刻尚有《邓太尉祠碑》，“此碑结体方整宽博，起笔多带棱角，收笔则多‘燕尾’，动势大，时呈逸宕之势，而无雷同刻板之弊。”（注：高峡主编：《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碑刻书法卷》，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8页。）此碑字体隶楷相杂，堪称前秦碑刻之佳作。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原碑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毁于二战，孤本拓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爨宝子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暨义熙元年（405年）四月，魏小虎《碑拓鉴要》评《爨宝子碑》曰：“此碑是云南少数民族仿照汉文化为民族首领所立，其书体结构奇特，取势险峻，与当时中原书风多有不合之处。用笔以方为主，偶用圆笔。虽属楷书范畴，但也时见草隶篆笔法。”（注：魏小虎：《碑拓鉴要》，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92~93页。）晚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05页。）《爨龙颜碑》全称为《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刘宋大明二年（458年）九月上旬立于云南陆凉州东南约十公里处贞元堡（又称“蔡家堡”）爨氏墓前。”（注：魏小虎：《碑拓鉴要》，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99页。）《爨龙颜碑》“字体方正，险劲简古，有气魄而多变化，仍存隶意，自有意度，为楷隶极则。”（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5~56页。）二爨皆为碑刻杰作，以其书势奇趣盎然，颇具天真烂漫之意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南碑今所见者，二爨出于滇蛮，造像发于川蜀。若高丽古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已冠古今。”（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06页。）《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运笔奔放自如、构图奇幻大胆、风格天真恣肆，深得边地人民自由烂漫之风尚，复开近现代楷书名家个性化书写之先河。
南朝碑刻虽非书法主体，但仍延续东晋普遍崇尚书法的风尚。“南朝承袭晋制，禁止立碑，于是形成了碑少帖多的局面。南朝三百年间，贵族皇室南迁，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好书之风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书写盛行，在‘南朝禁碑，至齐未驰’的禁令下，仍有碑刻百种之上。”（注：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6页。）一般而言，不同书体在过渡时期总会呈现出一种混合形态，这种书体混合现象对字体的定型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对书法美学风尚的影响也很大。“如《刘怀民墓志》书在隶楷之间，凝重圆润，与《爨龙颜碑》、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相似。刻的虽不甚精，但刘宋石刻与之相似者少，故为世所重。”（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瘗鹤铭》刻于南朝梁传天监十三年（514年）。刘有定《衍极》注对《瘗鹤铭》的书者做过考订。
《瘗鹤铭》，题云华阳真逸撰。在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俟水退而摹之，往往只得数句。《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或曰华阳真逸，顾况号也。蔡君谟曰：“《瘗鹤文》，非逸少字，东汉末多善书，惟隶最盛，至于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曹士冕曰：“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或以为逸少，或以为顾况，最后，云林子以为华阳隐居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朱阳馆帖》参校，然后众疑释然。长睿之鉴赏，可谓精矣。（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422页。）
《瘗鹤铭》系陶弘景为祭悼逝去的仙鹤而书，《瘗鹤铭》也沾染有仙鹤高翔之意趣。北宋黄庭坚在《论书》一诗中说：“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56页。）清代陈奕禧《隐绿轩题识·论梁陶隐居书》载：“华阳隐居，陶弘景所自称也。《瘗鹤铭》所以定为贞白书，用意矫拔，飘然有神仙之致。”（注：[清]陈奕禧：《隐绿轩题识·论梁陶隐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清代刘熙载《艺概》云：“《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注：[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8页。）今人对《瘗鹤铭》评价也极高。李泽奉、刘如仲认为：“此碑的书法艺术是代表了南朝的时代风格，虽已是成熟的楷书，但仍能看出篆隶笔势的遗意。其笔势富有骞举意趣，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李泽奉、刘如仲以象形喻体对《瘗鹤铭》作出了具有观赏学价值的解读。
北朝佛教兴盛，佛寺激增引发塑造佛像的风尚，而造像需要相应的书法题刻，佛家信徒延聘书家题刻引发了书法石刻业的发展。“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绝不口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北魏至北周石刻以其大多出自民间书家之手，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魏碑碑体的一代风貌。此类字虽属楷书，但隶意浓重，结体大胆而夸张，充满了自由的想象力，为后世崇尚艺术独创的学院派书家所看重。北朝造像以龙门造像记为代表。此类魏碑刻以方笔为主，又掺杂南朝楷书笔意，间以圆笔，字体渐趋润秀温婉。至北齐、北周之时，渐由瘦硬字体取代，至隋而演化为楷书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