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听我说，你是条硬汉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看到了。你已经打破纪录了，但即使是你也撑不下去了，但我们可以。维克多，我们能。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让你活着，一直醒着，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过像过去那种仁慈的大赦不会再有了，现在是技术时代，有些药物，你是知道的。刑讯逼供已经快结束了，对你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吧。那为什么不说呢？你看，我们都明白，我们知道那种疼痛。但这些小钳子，它们不明白。它们就是不懂啊，维克多，它们就这样一直干下去。你想告诉我们吗，维克多？他们在罗马的酒店里做什么？他们等什么呢？”
那颗大脑袋垂在胸口，慢慢地左右摇着，仿佛闭着的两眼在审视那两个夹在乳头上的小铜钳子，先看一个，然后是另一个……或是大一些带锯齿的那个——夹着龟头的两边。
说话人的双手摆在他前面的光线下，细长、白皙。他又等了一会儿。其中一只手和另一只分开了，拇指扣向手掌，其他四指伸开，平摊在桌上。
房子另一头，电源开关旁边的人把铜把手从二挡向上推到了四挡，然后把开关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
放在桌面上的手收回手指，食指向空中抬起，然后指尖向下一指，这是全世界都用来表示“继续进行”的手势。电源开关继续向上推着。
通过电线连着的开关，固定在椅子里那个男人身上的金属小钳子好像活了一样，轻轻地嗡嗡响着。椅子里的巨大身躯无声无息地抬起，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将之托着漂浮起来。腿和手腕向外绷紧皮带，虽然有厚厚的垫子，皮带也仿佛要勒穿肌肉和骨头一样。从医学上来说，那双肿胀的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然而它们现在也无视医学，向外突出，盯着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吃惊地大张着。大概过了半秒钟，肺部发出一声魔鬼般的尖叫，继而接连不断地喊叫下去。
下午四点十分，维克多崩溃了，录音机一直转着。
他开始讲话了，或者更像是在抽泣和尖叫的间隙中语无伦次地梦呓。坐在中间的那个人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唠叨，话音平静而清晰。
“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在那个酒店里……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他们怕什么……他们去过哪儿……他们为什么谁都不见，维克多……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罗马……在罗马之前呢……为什么是维也纳……维克多……在维也纳的哪里……哪个酒店……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
五十分钟后，科瓦尔斯基终于安静了，他再次昏迷前的胡言乱语都被录了下来。桌子后面的声音继续着，比之前更柔和地问了几分钟，直到已经清楚地表明再也没有回应。中间的这个人给他的手下一个命令，审讯结束了。
录音带被从卷轴上取下，城堡的地下室派车将其紧急送至巴黎郊区的行动分局办公室。
午后刺眼的阳光把巴黎的街道烤得滚烫。夕阳西下，阳光慢慢变成暗淡的金色。晚上九点，路灯亮了。正如通常的夏日夜晚，成双成对的情侣手拉着手，沿着塞纳河畔慢慢地散着步。他们仿佛在品尝着黄昏的薄雾酿成的美酒。而爱情和青春，不论他们怎样努力挽留，都不会保持永恒不变。水边的咖啡馆前门洞开，周边开始热闹起来。闲聊的、碰杯的、道贺的、嘲讽的、逗笑的、恭维的、道歉的、路过的，这一切组成了八月夏夜塞纳河畔的奇迹，甚至连那些令人生厌的游客也和他们带着的美元一起获得了原谅。
靠近利拉大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种惬意却丝毫没有穿透进来。桌边围着三个人，一台录音机在桌上慢慢地转着。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晚上，一个人控制着按键，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不断让卷轴回放、倒带，然后再回放。第二个人头上戴着一副耳机，眉头紧皱，专注地听着，尽力从耳机里传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字句。他嘴里叼着烟，升起的蓝烟熏得他眼泪汪汪的。每当他想把某一句再听一遍时，他就向操作员做个手势。有时一段十秒钟的话他要听上六次，然后才对操作员点头示意暂停，让其他人把刚才那句话记录下来。
第三个人比较年轻，满头金发。他坐在一台打字机后面，等着听音打字。在城堡地下室里问的问题，从耳机里传出来既清楚又准确，很容易听懂，可回答就不是那么有条理了。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谈，所有问题都另起一行，开头冠以字母Q。回答在下一行，以字母R开头。那些毫无联系、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很多间隔的顿点。
他们弄完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夜里十二点了。虽然开着窗，但房间里弥漫着蓝色的烟雾，闻起来像个火药库。
三个人疲惫地站起身，身体僵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舒展着紧张的肌肉。其中一人拿起电话，叫了外线，拨了个号码。戴耳机的人把耳机摘下来，把录音带倒回原来的位置。打字员从机器上取下最后一页纸，取出中间夹着的复写纸，开始把这叠纸按顺序分成若干份。上面的那份是给罗兰上校的，第二份归档，第三份要另外制成缩微胶片，如果罗兰认为合适，就分送给各部门的头头。
罗兰上校在饭店和朋友吃饭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和平常一样，这个英俊的单身汉机智，殷勤，彬彬有礼，他对女士的恭维也很让她们受用，不过她们的丈夫就不那么享受了。服务员请他去接电话时，他向大家道了个歉，便离开座位。电话在柜台，上校拿起电话，简单地应了一声“罗兰”，然后等待电话那端的手下辨认出他的声音。
和以往一样，罗兰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开始了他的对话。如果有人在旁边听到的话，会以为他只是接到一个通知——他正在修的车被修好了，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去取。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返回餐桌。五分钟之后，他礼貌地向大家致歉，解释说他从明天一早开始要忙一整天，现在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钟后，他独自驾车穿过仍旧拥挤的城市街道，朝着安静的巴黎近郊的利拉大门急驰而去。他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刚过凌晨一点。他脱下那身完美无瑕的黑色外套，向夜勤人员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按铃唤来助手。
最上面的那份科瓦尔斯基的供词和咖啡同时送到，供词有二十六页。他赶紧看起来，努力去抓住这个神智混乱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所说的要点。其中有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皱了皱眉，但他没有停顿，一口气看完了。
第二遍他看得比较慢，也更为仔细，每段都看得十分专心。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他从记事本前面的文件盒里拿了一支黑色的记号笔，读得更慢了。他把一些有关的词句用黑色的粗墨线划掉：西尔维、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约约、科瓦茨、科西嘉浑蛋、外籍军团。所有这些他都明白，但不感兴趣。
很多胡言乱语是关于西尔维的，有时说到一个叫朱莉的女人，这些对罗兰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划掉之后，整个供词不超过六页。他试图把这剩下的几页理出头绪。在罗马，三个头儿在罗马。嗯，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八次了，每次的回答都大致一样。他们不想像二月份阿尔古那样被绑架。那当然了，罗兰想。难道他对科瓦尔斯基的整个行动不过是浪费时间吗？回答那八个同样的问题时，这个外籍军团士兵两次提到同一个词，或者是咕哝了两回。这个词是“秘密”，做形容词用的？他们在罗马毫无秘密可言。或者是名词？什么秘密呢？
罗兰从头到尾看了十遍，然后又从头开始。“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在罗马。他们待在那儿，因为不想被绑架。他们不想被绑架，因为知道一个秘密。
罗兰冷笑着。他比吉布将军更了解罗丹，此人是不会因为害怕而躲起来的。
那他们就是知道一个秘密，是吗？什么秘密呢？所有的一切看来都源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了三次，一开始罗兰以为说的是在里昂南边二十英里的维也纳镇。但那也许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而不是法国一个省中的城镇。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去了罗马，以免在秘密大白之前被绑架或受审。这个秘密一定出自维也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咖啡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弹壳烟灰缸里的烟蒂堆了起来。当莫尔捷大道东边的郊外工业区开始露出一丝灰白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就要找出一些端倪了。
有些事被忽略了。如果真的被忽略了，那就永远没法知道了吗？凌晨三点的时候，有个电话向他报告，科瓦尔斯基死了，再也无法向他提问了。这个秘密也许就藏在他崩溃后，错乱言语中的某个地方。
罗兰抬笔记下这些没找到位置的散碎拼图。克莱斯特，这应该是个男人的名字。罗兰战时学了一点德语。科瓦尔斯基是波兰人，他知道科瓦尔斯基对这个词的发音是对的，抄录员拼错了，罗兰把它改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也许是个地名？他接通总机，让他们查维也纳的电话簿，找一个叫克莱斯特的人或者地方。十分钟后就有了回音。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号码，都是私人的。有两个地方叫克莱斯特：埃尔瓦德·克莱斯特小学和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个都记了下来，但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画了道线，然后接着读下去。
科瓦尔斯基好几次提到一个外国人，他看来对这个外国人感情很复杂。说起这个人的时候，他有时用bon这个词，意思是“好”，其他时候他又称他为“facheur”，指那种让人讨厌的人。早上五点刚过，他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接下来他花了一个小时听录音。最后他关掉录音机，平静而严厉地责骂了自己一阵，然后取出一支漂亮的钢笔，对抄录稿改了几处。
科瓦尔斯基提到那个外国人时说的不是“好”，而是“亚麻色头发（blond）”；而那个抄录下来的怪词也不是“让人讨厌的人”，而是“死神（faucheur）”，意思是“杀手”。
这回再将科瓦尔斯基支离破碎的意思组织起来就容易了。之前“豺狼”那个词出现的地方都被罗兰划去了。罗兰本以为那是科瓦尔斯基诋毁跟踪、折磨他的人的一种说法。而现在则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外国杀手的代号。在“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躲进罗马，严加防范之前，他们曾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旅馆和他见过面。
罗兰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过去的八个星期，银行和珠宝店的抢劫浪潮席卷了全法国。那个亚麻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替“秘密军组织”做事为的是钱。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要那么多钱。这个亚麻色头发的人肯定不是被请来解决帮派争端的。
早上七点，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室，命令夜间值班员打破部门之间的惯例，给西欧处（R3）维也纳的安全局办事处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起来，锁进他的保险箱。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并且标明“仅供您审阅”。
他用标准书写体写的报告，其间简要讲述了他个人提议并执行的抓捕科瓦尔斯基的行动，包括这个前外籍军团士兵被诱骗，误信了他的一名亲近之人生病住院而返回马赛，以及行动分局的抓捕行动。报告还简单提及了该外籍军团士兵被分局特工审讯的录音以及其所做的杂乱的供词。他觉得报告还应该写明该前外籍军团士兵抗拒缉捕，将两名特工打伤同时因试图自杀而身受重伤；他被制伏时只能送入医院，那些供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做出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主要内容，是关于供词本身以及罗兰对供词的解释。完成了这一部分后，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东方被朝阳镀成金色的屋顶。罗兰深知，不应过分渲染他经手查办的案件，或作出言过其实的结论，他在这方面向来颇有心得。他小心地写着最后一段：
这份报告在撰写的同时，确认该阴谋的审讯还在进行中。然而，一旦这些审讯表明上述情况属实，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上述情报已勾勒出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恐怖分子很可能已经谋划好要危及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该阴谋确实存在，且该外籍刺客（只知道其代号为“豺狼”）已经企图危及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在准备付诸行动，那么我有责任向您通报该消息。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一场全国性的紧急状态。
罗兰上校亲自打出报告的清样，盖上他的私人印章，将报告用信封封好，写上地址，并盖上情报机构最高保密级别的印记。最后，他把写在大页纸上的手写报告草稿烧掉。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池，他把纸灰倒进里面冲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他洗了洗手和脸。擦干后，他望着盥洗台上方的镜子，里面的那张脸也回望着他。他悲伤地承认，他的英俊正在逝去。那张精瘦的脸庞年轻时曾是那么潇洒，对女人有着那样成熟的吸引力。现在它看起来开始有了中年人的紧张和疲惫。他经历了太多，为了生存，他殊死搏斗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人类的兽性有了太多深刻的了解，他也认识过太多的诡计和欺骗。他会派人去送死或是去杀戮；送人去地下室尖叫或是折磨他人尖叫。这些都使这位行动分局的头儿日趋憔悴，他看起来远不止五十四岁。鼻翼旁已经有了两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再长点儿的话就遮不住了，几乎像个长年劳作的农民。眼睛下面似乎永远有两块黑印，优雅的灰色鬓发也开始斑白，但还没变成银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