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特拉夫尼克地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当战火蔓延过来时，法蒂尔也被迫逃离了家园。他解释说，他家是在弗拉西奇岭一条峡谷边的一个小农场。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是被烧毁了还是幸免于难？战争开始时，他父亲把家里的值钱东西埋在了一个谷仓的地下。它们仍在那里吗？总之，三年来他能不能第一次去探访一下他父母的家？
里基爽快地同意放他的假，但问题不止这个。由于下过春雨，山路上泥泞不堪，只有越野车才能开过去。这意味着需要借用那辆吉普。
里基举棋不定了。他想提供帮助，而且汽油费可以由他来承担。但那里的山区安全吗？塞族巡逻队曾经翻越过去，用他们的大炮猛轰山下的特拉夫尼克。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法蒂尔解释说。他父母那座农房所在的南坡现在是安全的。里基犹豫不决，他被法蒂尔的恳求打动了；他从来不知道失去了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他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他也一起去。
事实上，在明媚的春光下，这是一次愉快的出行。他们出了城镇，在朝顿耶瓦库夫的那条主路上行驶十英里之后，转向右边。
道路开始爬升，接着变成了一条土路，然后继续爬升。到处是长着绿叶的山毛榉、桉树和橡树。里基认为，这里的景色简直如同他曾经随学校野营团去露营过的谢南多亚。在道路的拐弯处，汽车开始打滑，里基承认，如果不用四轮驱动他们是无法在这里行驶的。
橡树林消失了，代之以针叶林。在五千英尺的高山上，他们进入了一条峡谷。这个地方相当隐秘，从远处山下的路上是看不见的。在峡谷的中间，他们找到了那座农房。只有石砌的烟囱幸存下来，其余的已被烧毁，洗劫一空。几座坍塌的谷仓没有遭到火烧，依然耸立在那个老旧的牛棚旁边。里基看了一眼法蒂尔的脸说：“我很抱歉。”
他们在黑乎乎的烟囱旁下了车。里基等在旁边，看着法蒂尔穿过湿漉漉的废墟，在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残留物上东踢踢西踢踢。里基跟着他走过牛栏，走过一个因为下过雨而涨满了污水的粪池，来到那几个谷仓旁，他父亲埋的东西也许还在那里。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一阵沙沙声和呜咽声。
两人在一张散发着异味的湿淋淋的油布下面发现了一群孩子。共有六个，四个小男孩和两个女孩，惊恐地互相挤在一起，年龄在四岁至十岁不等。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显然充当了代理母亲和头头的角色。看到两个男人在盯着，他们吓坏了。法蒂尔开始轻柔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回答了。
“他们来自于高利察，意思是‘小山’，是沿着山路过去、离这里大约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我知道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
法蒂尔又用当地的方言说了。女孩回答后哭了起来。
“他们来过了，塞族人，准军事组织。”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怎么了？”
法蒂尔叹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四户人家，二十个成年人，十二个孩子。现在完了，全都死了。开火时，他们的父母亲大喊着要他们赶快跑。于是这些孩子趁着天黑逃了出来。”
“那么，他们全都是孤儿？”
“全是。”
“上帝呀，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呀！我们必须让他们上车，带他们下山。”里基说。
他们引领孩子们走出那个谷仓，进入到灿烂的春天阳光下。林中鸟儿在歌唱。这是一个美丽的山谷。
在树林的边缘，他们看见了那帮人。一共是十个人，还有两辆涂着迷彩伪装色的俄罗斯产加斯吉普车。那些人穿着迷彩军服，而且全副武装。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安妮·科伦索夫人检查了邮箱，里面又是空空如也，她拨通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次响铃之后有人来接听了。是她父亲的私人女秘书的声音。
“嗨，琼，我是安妮。我爸爸在家吗？”
“他当然在，科伦索夫人。我马上把你的电话接过去。”
第三节 巨富
空军A小队的棚屋里有十位年轻的飞行员，隔壁的B小队另有八位。外面机场碧绿的草地上停着几架飓风战斗机。驾驶舱后面的庞大机身，使得它们看上去像是驼背蹲伏在那里。它们已经不是新飞机了，机身上的一块块金属补丁表明，过去的两星期里它们曾在法国上空的战斗中受过伤。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棚屋里面的气氛，与英格兰诺福克郡科尔蒂绍机场温暖的夏日阳光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被简称为加拿大中队的皇家空军第242中队的士气，低落到了最低点。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几乎自第一炮打响起，242中队就一直在参加战斗。法兰西战役中，从法国东部国境至英吉利海峡，他们打得很艰苦，但没能获胜。当希特勒的闪电战机器滚滚向前把法国军队打得落荒而逃时，这些飞行员们努力去阻挡德军的进攻洪流，但在他们驾机升空的时候，基地已经撤到了更远的后方。他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食物、住处、备用零件和油料。经历过撤退的战士们知道，最能描述这种场面的形容词是“混乱不堪”。
越过海峡撤回到英国以后，他们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空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他们的身下，英军试图挽救遭受的惨败，幸存的军人抓住一切能够漂浮的物体泅回英格兰。
当最后一名英国兵撤出那片可怕的海滩，最后一批在外围打掩护的战士被德军抓走，这些加拿大飞行员已经筋疲力尽。他们遭到了可怕的损失：九人战死，三人受伤，另三人在跳伞后成了俘虏。
三个星期后他们仍窝在科尔蒂绍，缺少备用零件和工具——全都遗弃在法国了。他们的指挥官戈比尔少校已经病了几个星期，一时不会返回指挥岗位。英国人答应马上给他们派一名新的指挥官过来。
一辆小型敞篷跑车从机库之间出现，停在了机组人员的这两座小木屋附近。一个男人有点吃力地爬了出来。没人上去招呼他。他步履蹒跚地走向A小队。几分钟后，他从那里出来，走向B小队的棚屋。加拿大飞行员们在窗口边注视着他，对他两脚分开一摇一摆走路的样子很是惊讶。门打开了，他出现在门框里。他的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空军少校。没人站起来迎接他。
“这里由谁负责？”他厉声责问。
一个身材结实的加拿大人站直了身子。在距他几英尺的地方，史蒂夫·埃德蒙蜷缩在一把椅子里，用一种迷惑的神情打量着这位新来者。
“我想应该是我吧。”斯坦·特纳说。这时候才是战争的初始阶段。斯坦·特纳已经获得了两枚军功章，他最后将得到总共十四枚奖章。
这位新来的英国军官瞪着一双愤怒的蓝眼睛，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架飓风战斗机。加拿大人都从棚屋里涌出来观看。
“简直难以相信，”约翰尼·拉塔向史蒂夫·埃德蒙咕哝着，“英国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没有双腿的指挥官。”
这是真的。这位新来者正在用两条假肢跌跌撞撞地走路。他爬进那架飓风的座舱，发动劳斯莱斯引擎，转到顶风方向后就起飞了。在之后的半个小时里，他驾着战机做完了每一个已知的空中杂技动作，还做了几个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漂亮的惊险动作。
他本身很棒，在战前坠机事故失去双腿之前，他曾经是一位空中杂技英豪；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双腿，他更棒了。当飞行员在紧急转弯或紧急俯冲的时候（空战时这些动作非常重要），重力全加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其结果是驱使血液从上身往下体流动，导致飞行员眩晕。但因为这位飞行员没有双腿，血液不得不留在上体，靠近脑部，现在全中队都看到了，他能完成比所有人都更小更急的转弯动作。最后他让飓风战机着陆，爬出驾驶舱，摇摇摆摆地走向那些静默的加拿大人。
“我的名字叫道格拉斯·巴德，”他告诉他们，“我们将成为整个空军中的王牌中队。”
他说到做到。在法兰西战役失利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又一场血战正在逼近：被称为空中英雄的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已经向希特勒许诺入侵英国必胜无疑。不列颠战役是空中争夺战。这场战役结束前，每次空中战斗都由他们的无腿指挥官一马当先，加拿大242中队创下了最佳击落与损失比的战绩。
到深秋时，德国空军无心恋战，退回到法国去了。希特勒把戈林怒骂一顿，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苏联。
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六个月内发生的三大战役——法兰西战役、敦刻尔克战役和不列颠战役中，这些加拿大人击落德军八十八架战机，其中单是不列颠战役就击落敌机六十七架。但他们也损失了十七位飞行员，都是在战斗中牺牲的，除了三个，其他都是加拿大人。
五十五年后，史蒂夫·埃德蒙从办公室书桌旁站起来，如同他多年来做过无数次的那样，穿过房间，走到墙上的那张照片面前。照片并没有包含与他一起驾机飞行过的所有战友；有些人在新人到来之前死去了。照片上是战争白热化阶段的八月下旬，一个炎热晴朗的日子里，在达克福与他并肩战斗的十七位加拿大人。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走了。大多数死在了战场上。这些十九岁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年轻小伙子们，从照片里向外凝视着。他们欢乐，活泼，憧憬未来的生活，刚刚跨进人生的门槛，然而他们大都注定无法看到以后的人生。
他凑近去看。本齐，他的僚机飞行员，在拍下这张照片两星期后的九月七日，在泰晤士河口上空被击落身亡。索兰德斯，来自纽芬兰的小伙子，死于次日。
在照片里并肩站在一起的约翰尼·拉塔和威利·麦克奈特，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比斯开湾上空双双阵亡。
“你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威利。”这位老人咕哝着说。威利·麦克奈特是王牌飞行员，是天生的空中英雄：在刚上战场的起初十七天里，创下了击落九架敌机的赫赫战绩。他死去时，共赢得了二十一次空战的胜利，他才初出茅庐十个月，年仅二十一岁。
史蒂夫·埃德蒙幸存下来了，现在是一位老人，也是一位富人，起码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富有的矿业商人。但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居住在一间简陋棚屋里、与一把鹤嘴锄相伴时，当他首次成为百万富翁时，尤其是当《福布斯》杂志宣布他为亿万富翁时。
他保存这张照片的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种东西是何等脆弱。回顾过去时，他常常纳闷自己是怎样幸存下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第一次在战斗中被击落。他还躺在医院里时，242中队开赴远东。康复之后，他被派往培训中心担任飞行教官。
他对这种安排极为恼火，于是多次去找上级领导，强烈要求重返前线。最后，他被及时地允许参加诺曼底登陆战，驾驶攻击地面目标的新型台风战斗轰炸机。这种战机功率强大，速度极快，是一种可怕的坦克杀手。
他第二次被击落是在德国雷马根附近，当时美军蜂拥般地渡过了莱茵河。他与十几架英国的台风战斗机一起在前方为盟军提供空中掩护。飞机发动机被击中起火后，他用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拉起机头提升高度，打开座舱罩，在飞机爆炸之前跳了出去。
由于低空跳伞着陆力度很大，他的双腿摔断了。他躺在雪地上，因疼痛而神志昏迷。他朦胧地感觉到一大群圆圆的钢盔在朝他跑过来。他清楚地知道德国人对台风战机的刻骨仇恨，而且一支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刚刚被他炸成了碎片。
一个模糊的人影停下来俯视着他。一个声音说：“喂，看看我。”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希特勒的精英部队里可不会有人会说带有密西西比口音的美国腔英语。
美国人给他打上一针吗啡，把他送回莱茵河对岸。之后，他被安排飞回英国。他的双腿被妥善地固定好之后，医生们认为他不应该再占用前方伤员所需要的床位了，于是他被送到了英格兰南海岸的一座疗养院。他在那里等待康复，最后被遣返回加拿大。
他喜欢疗养院所在的迪尔伯利庄园。这是几座散落的历史味很浓的都铎时期建筑物，里面有碧绿的草坪和漂亮的护士。那年春天他二十五岁，是一名空军中校。
病房由两名军官合用一间，但直到一星期之后他的室友才到。跟他同样年纪，美国人，没穿军装。左臂和左肩碎裂了，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次交火时受伤的。那是在敌人后方，意味着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是特种部队战士。
“嗨，”新来者说，“我叫彼得·卢卡斯。你会下棋吗？”
史蒂夫·埃德蒙生长在安大略省一个艰苦的矿区，于一九三八年加入皇家加拿大空军，以逃避因为国际市场不需要镍而引起的矿产业萧条和失业。其实稍后，这种金属被用在他驾驶的每一架飞机的航空发动机上。卢卡斯生长在新英格兰州的上层社会，从一降生起就生活得无忧无虑。
两个年轻人坐在草坪上，中间放着一张棋盘。这时候从大厅的长方形窗户里传来了英国BBC电台的新闻广播，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德代表纳粹德国刚刚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坐在草地上，想起了所有那些永远不能回家的朋友。将来在他们的回忆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哭泣。
一星期后，他们分别了，回到各自的祖国。但从此他们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终生友谊。
当史蒂夫·埃德蒙回家时，加拿大变了，他自己也变了。一个战斗英雄回到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他来自于萨德伯里盆地，他回到的也是这个盆地。他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矿工。自从一八八五年起，加拿大人就在萨德伯里附近开采铜矿和镍矿。埃德蒙家庭一直在此从事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