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八点半，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由于是星期天上午，比尔·查德威克还在睡懒觉。他不想接，但电话响个不停。铃声响了十次之后，他从被窝里钻出来，下楼去客厅。
“喂？”
“嗨，比尔吗？我是亨利。”
是这条街上的亨利·卡彭特。他认识这个人，但不熟。
“你好，亨利，”查德威克说，“星期天早上你不睡懒觉吗？”
“哦，不，”那个声音说，“我通常去公园里跑步。”
查德威克哼了一声。这人会的，他心里想道，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打了个哈欠。
“大冬天的，一大早找我有事吗？”他问道。在电话的另一头，卡彭特似乎有点犹豫。
“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卡彭特问道。查德威克朝客厅门后的蹭鞋垫扫了一眼，他的两份报纸还放在那里，没有打开。
“没有，”他说，“怎么啦？”
“你订了《星期日信使报》吗？”卡彭特问道。
“没有。”查德威克说。电话里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我想你应该看一看今天这份报纸，”卡彭特说，“上面有关于你的事情。”
“哦，”查德威克说，他来了兴致，“说什么了？”
卡彭特更加犹豫了，他的声调明显比较尴尬。显然，他认为查德威克应该看过那篇文章，可以与他展开讨论了。
“嗯，你最好自己先看看吧，朋友。”卡彭特说完就挂了电话。查德威克盯着嗡嗡作响的话筒，把它挂了回去。与所有听说报纸上有文章提及自己但还没有看到的人一样，他感到很好奇。
他拿上《快报》和《每日电讯报》回到卧室，把报纸交给妻子，然后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高领毛衣，又穿上一条长裤。
“你去哪里？”他妻子问道。
“到街上去买一份报纸，”他告诉她，“亨利·卡彭特说那报纸上有关于我的事情。”
“啊，你终于出名啦，”他妻子说，“我去准备早饭。”
街角的报亭只剩下两份《星期日信使报》了。这是一份厚厚的有很多副刊的报纸，在查德威克看来，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写给装腔作势的读者看的。街上很冷，他不愿意在一大堆栏目和副页里寻找，宁肯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走几分钟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中再阅读。他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把橙汁和咖啡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
开始看报时，他才意识到卡彭特没有告诉他版面的页码，所以他从一般新闻版面下手。在喝第二杯咖啡时，他已经把新闻看完了。他撇下文艺版，又跳过体育栏，只剩下彩色专版和商业评论了。作为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公司老板，他选择看商业评论。
第三版上的某个名字吸引了他的眼球——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家公司。这个最近倒闭的公司曾经与他有过生意上的往来，而且令他损失惨重。文章刊登在一个自称“调查版”的专栏里。
看着看着，他放下咖啡，张大了嘴巴。
“他不能这么说我，”他嗫嚅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啦，亲爱的？”他妻子问道。显然，她注意到了丈夫脸上的惊讶表情。他默默地把报纸折叠起来递给妻子，以便她马上就能看到那篇报道。她仔细地读着，读到一半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喘气。
“太可怕了，”看完后她说，“这家伙暗示你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一场欺诈。”
比尔·查德威克已经站了起来，在厨房里踱步。
“不是暗示，”他说，已从吃惊转为愤怒，“而是在明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该死，我以前上过他们的当，被蒙在鼓里。我信任他们，才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倒闭，我与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
“这对你有什么伤害吗，亲爱的？”妻子问道，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何止伤害，这简直要了我的命，而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都从来没见过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盖洛德·布伦特。”他妻子看着文章的署名说。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也从来没与我联系或核实过。他不能那样污蔑我。”
星期一下午，当他与自己的律师私下商谈时，用的也是同样的表述。律师表示看了那篇文章后也感到非常厌恶，并且深表同情地倾听了查德威克的解释——关于他与那个最近遭清算的销售公司的关系和事情的真相。
“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这篇文章显然对你构成了初步的诽谤。”律师说。
“那他们就得撤回这篇文章，而且还要道歉。”查德威克愤然说道。
“原则上是的。”律师说，“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最好由我代表你给编辑写一封信，解释说，我们认为你受到报社一位雇员的诽谤，要求撤回文章并致以道歉。当然，致歉信要刊登在显眼的位置上。”
最后，他们确实这么办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星期日信使报》的编辑部杳无音信。这两个星期中，查德威克不得不忍受着手下几名员工的异样眼光，尽可能避开与他有业务联系的人；两份本来有望签订的合同也泡汤了。
终于，律师收到了《星期日信使报》的回信。信件是由一位秘书代表编辑签署的，其调子是客气的回绝。
回信说，编辑已经认真考虑过代表查德威克先生的律师函，并且准备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刊登查德威克先生的信函，但报社有权对该信件进行编辑。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信件改得面目全非。”在再次面对律师坐下后，查德威克这么说，“这是回绝，难道不是吗？”
律师考虑了一下，决定实话实说。他认识这位当事人已经好多年了。
“是的，”他说，“是回绝。之前，这种事情我只与国家级报纸打过一次交道，但这封信件是一篇相当标准的回复。他们不愿意公开声明撤回文章，更不用说赔礼道歉了。”
“那我该怎么办？”查德威克问道。
律师出了一个主意。“当然，还有报业协会，”他说，“你可以向他们投诉。”
“他们会怎么处理？”
“他们也处理不了什么。他们接受的申诉，大多是由于报纸在出版时的疏忽或记者的不实报道引起的无关痛痒的异议。他们会避开诽谤投诉，把皮球踢给法院。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多指责一番。”
“报业协会不会要求坚决撤回文章并道歉吗？”
“不会。”
“那还有什么办法？”
律师叹了一口气。“恐怕只能打官司，向高等法院起诉诽谤罪，要求损害赔偿。当然，如果法院真的发出传票，那么报纸也许会阻止事情升级，从而可能会刊登你所要求的赔礼道歉。”
“会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案子。”
“实话告诉你吧，”律师说，“在诽谤案中，根本没有什么简单明了。一方面，实际上还没有诽谤法。或者说，它只归属于习惯法。几个世纪来，有许多判例。这些先例也许可作不同的解释；而你的案例，或任何案例，都与以往的先例在细节上有某些微妙的不同。”
“另一方面，人家还会争议你当时的神志状态和思维状态，即在特定情况下，一个人的感知是明白的还是无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但当然，我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吧？”
“实际上，你要这么做。”律师说，“嗯，你是原告，报社、编辑和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是被告。你必须证明，在你与最近被清算的那家公司往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不可靠。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你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谤。”
“你是不是建议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道，“你真的要我接受那家伙未经核实就发表的谎言吗？你真的要我不管自己生意的死活也不去投诉？”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坦率告诉你。有时候，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去鼓动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么做我们就能挣到大笔律师费。实际上往往恰恰相反，通常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怂恿他去起诉。他们当然不用承担诉讼费，对于外行人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有趣。我们搞法律的，对于诉讼的费用，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这事情他以前倒是很少考虑。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平静地问道。
“会毁掉你。”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的。现实中，常常很不相同。”律师说，“你是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做一点小生意，这年头做生意如同走钢丝，随时可能破产。我一辈子辛辛苦苦，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我有自己的房子、汽车、衣服，一份个体户的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
“我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当今社会，只有富人才能起诉富人，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也许能打赢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单是一场漫长的官司，还不包括上诉，其费用可能已是获赔金额的十倍。”
“大报纸、大出版社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此来应付因诽谤而造成的赔偿。他们聘得起伦敦西区的精英律师，甚至是最昂贵的王室法律顾问。当他们面对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会把他搞垮。稍微耍耍手腕，一桩案子就会拖上五年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会一再增加，光是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英镑。到以后，律师的费用会直线上升，更别提律师还带着年轻的助手，那还得加钱。”
“费用会达到多少？”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是一桩冗长的官司，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至少要几万英镑，”律师说，“这还不算完。”
“还有什么？”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你赢了官司，得到了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的诉讼费，那么你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作出判决——当然，他们只有在那些最恶劣的案件中才这么做——你还得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如果你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你赢了，报社还可以把案子上诉。为此你可能要花费双倍的费用。即使你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作出判决，你也会破产。”
“而且，还会背上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原先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这事在法庭上会被反复提及，还有大量的增补材料和申辩。虽然是你在起诉，但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为了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诋毁你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朝你泼大量脏水，有些还洗不掉。吃这种亏的人，可以说不胜枚举，虽然赢了官司，却名誉扫地。法庭上的所有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那么法律援助呢？”查德威克问道。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调查过。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你得表明你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你。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死。”查德威克说。
“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你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但我真心感觉到，我对你最好的帮助，就是指出这种事情真是既危险又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官司，最后落得终身后悔。其中一些人，一直没能从多年诉讼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负担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真诚，我向你表示感谢。”他对律师说。
那天的晚些时候，他从自己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询问他的名字。他报出自己的名字。
“你找巴克斯顿先生有什么事？”她问道。
“我想与他约个时间，见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线路上一阵停顿，他听到打内线电话的声音。然后女秘书回话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面见巴克斯顿先生呢？”她问道。
查德威克简单解释说，他想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他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你可以写封信，他也许会考虑读一读。”
她搁下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市中心，出现在信使报社大楼的前台。
他在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填写了一张会客单，写上姓名、地址、要会见的人以及事由。会客单拿走后，他坐下开始等待。
半个小时后，电梯门开了，一位优雅、苗条的年轻人走了出来，身上散发着须后水的香味。他朝门卫扬起眉毛，门卫则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是阿德里安·圣克莱尔，”年轻人说道，他把自己的姓发音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你有什么事？”
查德威克解释了署名为盖洛德·布伦特的那篇文章，说想向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说文章中对他的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生意。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不为所动。
“哦，是啊，可以看出你为此在担忧，查德威克先生，但你恐怕不能与巴克斯顿先生会面。他是一个大忙人，你明白吗？我……呃……知道一位律师已经代表你跟编辑交换过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回信是一位秘书写的。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先听听我这边的意见。”
圣克莱尔淡淡一笑。“我已经解释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代表编辑本人写封信。”
“那么，我能见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道。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你或你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