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的话，你或许还可以找证人，或者由你自己举证以减轻罪责。”
“我不想找证人，阁下。”查德威克说，“至于减轻罪责，我想在被告席上作一份申诉。”
“这是你的特权和权利。”治安推事说。
查德威克现在站着对治安推事说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折叠的剪报。
“治安推事阁下，六个星期以前，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在他效力的报纸《星期日信使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如果阁下能过目，我将不胜感激。”
一位传达员从律师席旁边站起来，拿起剪报，走向治安推事的席位。
“这与本庭的案子有关系吗？”治安推事问道。
“我向您保证，阁下，很有关系。”
“好吧。”治安推事说。他接过由传达员递过来的剪报，快速看了一遍。看完后，他把剪报放下来，说：“我明白了。”
“在这篇文章里，”查德威克说，“盖洛德·布伦特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和严重诽谤。您可以看到，阁下，文章涉及销售某样产品的一家公司面临破产，在罚没抵偿过程中，该公司的一些合作伙伴遭受损失。不幸的是，我也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与其他人一样上了那家公司的当。我与许多人一样都曾经相信该公司很可靠，产品也信得过。实际上，我也因此蒙受了损失，但那是因为我自己的错误。但在这篇文章中，突然间我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指控，被含混地污蔑为共犯，这个人在动笔之前甚至都没好好作过调查。”
法庭上响起一阵骚动，然后安静下来。之后，记者席上的人们开始在本子上疾书起来。
公诉人站了起来。“阁下，这对于减轻罪责真有必要吗？”他苦着脸问道。
查德威克插话了：“我向您保证，阁下，我只是解释本案的背景情况。我感觉到，如果能明白这事的原委，您就能更准确地对案件作出判决。”
治安推事盯着查德威克看了一会儿。
“被告的话有道理。”他承认说，“继续进行。”
“谢谢您，阁下。”查德威克说，“好，假如这个所谓的调查记者在写这篇垃圾文章之前稍微屈尊与我联系一下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档案资料、财务报表和银行账单都拿给他看，由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与其他投资者一样，都是受误导上了当的，而且损失惨重。虽然通过电话号码簿和业务指南都可以找到我，但他根本不想与我联系。这似乎表明，这个自以为是的记者隐藏着恶毒和狂妄的用心，热衷于道听途说，不愿去调查事实……”
盖洛德·布伦特气得脸色通红，他从法庭后边站了起来。“请听我说……”他喊道。
“肃静，”传达员吼道，他也站了起来，“保持法庭安静。”
“我理解你的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治安推事严肃地说，“但我很想知道，这与减轻罪责有什么关系。”
“阁下，”查德威克谦恭地说，“我只是希望唤起您的正义感。当一位守法的、过着平静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个人时，弄清楚他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肯定很有必要。这一点，我认为，应该会影响审判者对本案的判决吧？”
“那好，”治安推事说，“解释一下你的动机，但请注意用词。”
“好的，我会的。”查德威克说，“这篇充斥着谎言的文章出现在貌似严肃的报纸上后，我的生意受到了严重影响。很显然，我的一些商业伙伴不明真相，不知道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所谓的真相揭露不是来自于深入的调查，而只是出自酒醉后的胡说八道，于是他们倾向于相信这种诽谤。”
盖洛德·布伦特在法庭后面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用胳膊肘碰了碰身边的那位警察。
“他不能这样公然扯淡，是吧？”他咬牙切齿地说。
“嘘。”警察说。
布伦特站了起来。“阁下，”他大声说，“我要说两句……”
“安静。”传达员喊道。
“如果还有人在法庭上捣乱，我就把他轰出法庭。”治安推事说。
“因此，阁下，”查德威克继续说，“我很纳闷，一个不了解情况而又懒得去核实的小丑，凭什么能躲在一家大报的法律权力和雄厚财力的保护伞下，居高临下地诋毁一位他不屑见面、老实厚道、操劳终生的小人物呢？”
“对付诽谤还有其他办法的嘛。”治安推事评论说。
“确实如此，阁下，”查德威克说，“但作为一位法律人士，您一定很清楚，当今社会很少有人能顶得住一个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还有那篇他们搞错了也不屑改正的文章，想找编辑解释，他却拒绝见我，永远不会见我。于是我想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由于他们不让我在他的办公室见他，我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治安推事说，“你也许遭到了严重诽谤，但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不，阁下，”查德威克惊讶地说，“我根本不是去揍他的。我是想跟他理论，要求他核对证据。我认为这会使他明白，他写的东西与事实根本不符。”
“哦，”治安推事饶有兴致地说，“动机终于来了。那你到他家去请求他了？”
“我确实是这么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清楚，和公诉人一样，他在被告席上发言前未经宣誓，因此不会受到盘问。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治安推事问道。
查德威克的肩膀垂了下来。“我试过，”他说，“但他用与报馆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呢？”治安推事问道。
“我承认我当时是冲动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瞬间，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这位朋友呀，治安推事心里想道，就像飞上半空的玩具飞机一样失去了控制。他不禁想起几年前有一次，他因为在其他法庭上做出的某个判决，受到媒体粗暴无礼的对待。他当时气极了，事后一切也都证明，他当时的判决没有错。现在，他大声宣布：“这是一起非常严肃的事件，法庭应接受你的申诉。即便你那天上午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里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可是，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以社会公德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去打国家级报纸记者的鼻子。罚款一百英镑，外加五十英镑诉讼费。”
在比尔·查德威克填写支票的时候，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都急着去打电话和叫出租车了。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他感觉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已经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你这个浑蛋，”记者说，“你不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我其实可以，”查德威克说，“在被告席上时，是的，我可以。这叫作绝对特权。”
“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布伦特说，“再说，你也不能这样诽谤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查德威克温和地说，“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