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间谍先生系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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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中情局苏联处的行动小组在那年的冬天被一步步瓦解了。各个国外情报站为中情局效劳的苏联间谍,分别被以不同的理由秘密召回国内:你母亲病了;你儿子在学校里表现很差,需要父亲来教育;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晋升评定会议,等等。他们一个个都信以为真,返回了苏联。一回来,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了格里辛上校的新基地——与勒福托沃监狱分隔开来的整整一栋侧楼。兰利对这些逮捕一无所知,只知道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至于常驻苏联境内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停止了“生活迹象”的常规发送。

在苏联,不能随便打电话给办公室的某个人说“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因为所有的电话都遭到了窃听,所有的外交官都有人跟踪。外国人,光是他们的衣着就与众不同,一眼就能认出,所以联系必须格外小心,频率降到最低。

一定要联系时,往往要通过死信箱。这种最基本的方法听起来很原始,但仍然管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直到最后都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投递情报。信箱只是某地一个小小的空洞或隐蔽处:一段空的排水管、一个缝隙,或一个树洞。

间谍可以把信件或微型胶卷放进信箱,然后用粉笔在墙上或灯柱上做个记号,以此通知雇主,他已经投放了情报。记号的位置表示:某个信箱里有东西要给你。使馆的汽车经过时,即使后面有当地反间谍人员的跟踪,也可以透过车窗发现这个标记,然后继续行驶。

之后,会由一名非公开的情报官设法避开监视,去收取该包裹。他很可能会在信箱里留下一些钱,或者是下一步的工作指令,然后会在某个地方也做上一个粉笔记号。间谍在驾车路过时会发现这个标记,从而知道他的包裹已被取走,但另有其他东西等待他去领取。到深夜时,他就会去收取。

一个间谍可以用这种方式与他的管理员保持数月乃至数年的联络,其间根本无须见面。

如果该间谍离开首都,去了外交官不能旅行的地方,或者他即使在市内,但没有可以投递的情报,那么按规定,他应该定期发送“生活迹象”信息。在首都,在外交人员可以驾车游荡的范围内,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粉笔记号,根据形状和地点,其意思是:我很好,但现在没有可提供的情报;或者是,我很担心,我可能受到了监视。

当路途遥远,无法传递秘密信号,或者是在美国外交官禁止去旅行的苏联边远地区,那么,在一家大报纸上刊登一条小广告,也是一种常用的表示“生活迹象”的方法。“鲍里斯有一条可爱的拉布拉多小狗出售,请致电……”在众多广告中,也许会出现这样一则无关紧要的启事。使馆内的间谍管理员会去浏览。广告词中暗藏玄机:拉布拉多也许意味着“我很好”,而西班牙猎狗的意思是“我陷入困境”;“可爱的”也许意指“我下周回莫斯科,将恢复死信箱的正常使用”,“高兴”或许是指“我至少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回到莫斯科”。

关键是,“生活迹象”必须出现,如果停止了,则可能是出了问题。也许是心脏病发作,也许是出了车祸,间谍住院了。如果都消失了,那就是出大问题了。

一九八五年秋冬到一九八六年,便发生了这种问题。所有“生活迹象”都停止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发了绝望的呼叫:“我遇上了大麻烦。”于是英国人把他救了出来。在雅典的博坎少校感觉不妙,立即投奔美国保全性命。其他十二个人则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兰利或美国以外的各个间谍管理员,都知道自己管理的间谍失踪了,会把情况汇报上去。但副局长凯里·乔丹和苏联东欧处的负责人了解全局,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克格勃的奇特做法,救了埃姆斯的命。中情局推测,如果叛徒依然隐藏在兰利的心脏,那么谁也不会想到要对所有间谍发动这种闪电式的快速搜捕。因此,他们想当然地说服自己深信,他们这支精英队伍的精英分子中,不可能存在叛徒。不过,他们必须搞一场大清查运动。运动是搞起来了,但目标却找上了其他人。

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爱德华·李·霍华德。当初他安全地隐藏在莫斯科的时候,曾领导过一次行动,结果遭遇惨败。他是中情局情报官,在苏联东欧处工作,马上要去驻莫斯科的使馆任职,他甚至已经获悉了行动的详情。就在他赴任前夕,他被发现有经济问题,而且还在吸毒。

中情局忘记了马基雅维[54]的重要原则。他们放任了他两年才解雇了他。最后,中情局终于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联邦调查局火冒三丈,马上把霍华德监视了起来。可后来联邦调查局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找不到他了,可他却见到过他们。一九八五年九月,霍华德在两天之内就进入了墨西哥城的苏联使馆,并由此经哈瓦那,被转移到了莫斯科。

核查后,在消失了的间谍中,霍华德有可能出卖了三个,甚至也许有六个。事实上,他只出卖了他知道的三个间谍,但他们已经在六月份被埃姆斯泄露给了苏联人。结果,这三个人被出卖了两次。

另一条线索是苏联人自己透露出来的。为保护他们的线人,克格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声东击西和故意透露假情报的行动,为的是误导中情局,把他们引入歧途。他们成功了。东柏林那边显然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情报泄露,说一些密码已被破译,信号传输也已被截获。

这些密码,是中情局设在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一台大型秘密发射机所使用的。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沃伦顿的工作人员全都接受了极为严格和详细的审查,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本没有密码被破译的痕迹。假如密码遭破译,克格勃肯定也会了解其他的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对其他行动采取措施。因此,密码是安全的。

克格勃精心布的第三个局,是开展一些出色的侦查工作。与此同时,当时的兰利,由上至下普遍骄傲自大。中情局有一份报告认为:“每一项行动都在其内部埋有自我毁灭的种子。”换句话说,十四名间谍全都突然做出了白痴一样的举动。

在兰利,也有一些人并没有陷入骄傲自满中。这其中有凯里·乔丹和格斯·哈撒韦。在更低级别的人员里,还有杰森·蒙克。他通过内部小道消息得知,他所在的部门因为有严重问题,正在分崩离析。

当局曾对储存着所有细节的三〇一档案进行过一次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总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有权查阅这份文件。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果你打入苏联内部,身处敌人的核心,以身犯险,你最担心的事情,是有一百九十八个完全陌生的人可以看到你的档案。

第六节

第二医学院地下停尸所的检验室里,库兹明教授刚刚做完尸检前的消毒。他即将面对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尸体,心里不太高兴。

“下一个是几号?”他一边用质量低劣的纸巾擦干手,一边问他的助手。

“一五八号。”助手说。

“详细情况?”

“白种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哼了一声,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许是流浪汉、无业游民或无家可归者。这具遗体在他解剖之后,或许还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的医学院学生理解,暴力殴打会对内脏器官产生什么伤害,其骨骼甚至还可用来上一堂生动的解剖课。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会出现大批尸体。不过,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话,教授和他的法医科同事就忙不过来了。

城市里发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医院里的,或是因为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死去的,医院和当地医生可以为之签署死亡证明。

接着就是“预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开具死亡证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发生在家庭、工厂工地,或者道路车祸导致的意外死亡。近年来,莫斯科还有两类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冻死的和自杀身亡的,多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不管身份是否明确,都可以分为三类:衣着整齐,体内没有酒精,是投河自杀;衣着整齐,但饮酒过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着泳装的是游泳时意外淹死的。

然后就是凶杀死亡。这些尸体会交给警方的刑警部门,再送到库兹明教授这里来。即使这样,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与其他城市一样,其中的大多数是“家庭内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凶杀,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员。警方通常在案子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就拿到了尸体。尸检只是为了证明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尸检只是帮助法庭尽快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酒吧斗殴和黑社会争斗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他知道警方的侦破率仅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并不难,颅脑中弹就是颅脑中弹,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凶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则不是教授关心的问题。

在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局知道死者是谁。他们偶尔也会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号尸体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开盖布的时候,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兴味索然地走了过去。

哦,他想道,奇怪,颇有意思。那种普通人闻到马上会感到窒息的恶臭,并没有对他起到什么作用。他早就习惯了。他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着这具破损的尸体。很奇怪。

头部看上去比较完整,只是眼眶内空空如也,不过,他明白,眼睛是被鸟儿叼走的。这尸体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躺了大约六天才被人发现。骨盆以下,双腿似乎已经脱色,还因时间过久而开始腐败,但没有受损。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青肿,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他放下解剖刀,把尸身翻过来,背部也是伤痕累累。他又把尸体翻回去,开始动手解剖,并把他的发现口述给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他要根据录音内容整理一份尸检报告,交给彼得罗夫卡大厦的民警局刑警。他的录音从日期开始: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

美国,华盛顿

一九八六年二月

中旬的时候,杰森·蒙克很高兴,他的苏联东欧处领导则略微吃惊——比奥特尔·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没去接触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没有联系美国使馆。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柏林地址写了一封信。

提供这个地址,风险很大,但也经过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举报这个地址,那他就说不清了。审讯官知道,除非他已经同意为中情局效劳,否则是不会得到这个地址的。如果他争辩说,他只是假装为中情局效劳,那就更糟糕了。

审讯官会这样问他:为什么你没在第一时间向亚丁的军情局上校报告?为什么你让那个美国人逃走?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对整个事情只字不提,要么加入。来信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来往国外的邮件都要经过审查,所有电话、电报、传真和电传也一样。但苏联内部的信件数量庞大,不可能全部检查,除非发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为可疑分子。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集团内部,包括民主德国。

东柏林的地址属于一个地铁司机。他为中情局当邮递员,获得了不菲的报酬。他的公寓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一栋破败的楼房里,寄给他的信件总是以法兰茨·韦伯作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确实是这套公寓的房客,但已经过世了。如果地铁司机受到盘问,那么他会辩解说,是来过两封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信是寄给韦伯的,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都扔掉了。他是清白无辜的。

来信从来没有回信的地址或姓氏。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腔滥调:希望你过得不错,我这里一切都很好,你的俄语学习进展如何,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重逢叙旧。祝一切顺利,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是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即国家安全局,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测,韦伯在某次文化交流活动时遇到一个苏联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还是受鼓励的。

即使国安局破译了在字里行间用显影墨水写下的信息,那也只能表明,死去了的韦伯曾经是间谍,他逃过了惩罚。

在莫斯科那边,信件一旦投进邮筒,寄信人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收到苏联的来信后,地铁司机海因里希便将它送到柏林墙对面的联邦德国。他传递信件的方法很奇特,不过,冷战期间,在被分隔的柏林市发生过许多更为奇特的事情。实际上,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从来没被抓到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希退休后过上了舒适的晚年生活。

一九六一年,为阻止民主德国人外逃而建立柏林墙之前,柏林有一个全城的地铁系统。柏林墙建起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许多隧道被堵住了。但民主德国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线路,地铁列车隆隆响着穿过西柏林的一小块地面。

这条线路从东柏林出来,驶过一小片西柏林地面后又返回东柏林。列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会被封闭起来。东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车厢里俯视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们无法踏上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