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个老头，在明斯克公路旁的树林里发现的。他曾经是爱国力量联盟总部的清洁工，后来当上了夜盗挣外快。这是详细情况。”
沃尔斯基看了一眼诺维科夫给他的那张纸。
“爱国力量联盟最近的运气不太好呢。”他说。
“怎么啦？”
“上个月，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也死了，是淹死的。”
“是自杀吗？”
“不，不是的。下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嗯，不是‘再也没有’。上个星期，他们在下游河道把他捞上来了。一位聪明的法医发现了他的结婚戒指，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这位聪明的法医说他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大概是七月中旬。”
诺维科夫细想了想，啤酒应该由他来买单了。毕竟，他从英国人那里拿到了一千英镑。现在，他还能再给对方爆点料，这次就免费给了吧。
美国，纽约
一九八八年九月
罗季娜夫人大约有四十岁，深色皮肤，充满活力，相当漂亮。当她从学校接了儿子到家时，蒙克正在公寓楼的大厅里等候着。男孩今年七岁，相当活泼。
在听到对方自我介绍说是移民局官员时，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对于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即使证件十分完善，一听到“移民局”三个字，即便不感到害怕，也多少会担心。她没办法，只能让他进门。
她儿子去厨房里专心做家庭作业了，他们则在客厅里开始谈话。公寓不大，但很干净。罗季娜夫人则很戒备、很警觉。
不过，和八年前她申请移民美国时遇到的那些板着面孔的官员相比，蒙克不太一样。他有亲和力，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于是她安心了一些。
“你知道我们公务员是怎样工作的，对吧，罗季娜夫人？档案，档案，永远是档案。如果档案齐全，领导就会高兴。然后呢？没事了。档案就在文件柜里慢慢积攒灰尘。但如果档案不全，领导就不安分。因此，就派我这样的小人物来收集详细材料了。”
“你想知道什么？”她问道，“我的证件齐全，是经济学家，也是名翻译。我支付自己的生活费，按时缴纳税款，我没有成为美国的负担。”
“这些我们是知道的，夫人。你的证件没什么不规范。你是一位公民，入籍美国。一切都没问题。只是，你给你的小伊凡登记了一个不同的名字。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给他起了他父亲的名字。”
“当然如此。嗯，你看，现在已经是一九八八年了。非婚生的孩子，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档案毕竟是档案，你能告诉我他父亲的姓名吗？”
“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布利诺夫。”她说。
哦，正是名单上的姓名。这样的姓名在整个苏联都很难有第二个。
“你很爱他，对吗？”
她的眼睛里露出恍惚的神色，似乎在凝视遥远的回忆。
“是的。”她轻声说。
“请给我讲讲伊凡。”
在杰森·蒙克的诸多才能中，其中一项就是能说服人们与他交谈。在男孩拿着整齐的数学作业从厨房里出来之前的两个小时里，她一直在诉说有关孩子父亲的事。
他一九三八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父亲是大学物理教师，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父亲奇迹般的躲过了战前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但在一九四二年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期间不幸遇难。母亲怀里抱着五岁的凡尼亚获救了。一九四二年冬天，她乘坐一队卡车跨过冰冻的拉多加湖，逃离了这座饥寒交迫的城市。母子在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小镇里重新安顿下来，孩子在那里渐渐长大，母亲坚信，儿子将来会像他父亲那样优秀。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莫斯科，想进入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中最有名望的科技院校——理工学院。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录取了。虽然他地位卑微，但父亲的名气、母亲的培育，外加遗传基因，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努力，终于使天平发生了倾斜。虽然这所学院名字并不起眼，但这里是培养核武器领域尖端技术人才的摇篮。
六年后，依然年轻的布利诺夫被分配到某个科学城工作。这个地方很保密，西方在近年才听说它的名字——阿尔扎马斯-16。这里立即成为这位年轻才子可以享受特权的一个家，但同时也是一座监狱。
按照苏联的标准，这里条件很奢侈：一套小公寓，完全属于他自己；附近的商店比苏联其他地方的都要好；工资较高，可以无限使用的研究设施——他可以享用这一切，但他没有随便离开这个地方的权利。
他每年有一次去旅游胜地休假的机会，地点要经上级批准，费用比通常的价格便宜很多。然后便要回到铁丝网里去，那里的通信需经检查，电话都有窃听装置，朋友之间的交往则会受到严密监视。
三十岁之前，他遇到了瓦利娅，他们结婚了。瓦利娅是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兼英语老师，也在阿尔扎马斯-16工作。她教会了他英语，因此他可以大量阅读西方进口的原版技术书刊。起初他们都很幸福，但慢慢地，他们的婚姻由于某个原因出现了问题：他们很想要个孩子，但一直没能怀上。
一九七七年秋天，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基斯洛甫德斯克的水疗度假村休假时，伊凡·布利诺夫遇到了甑尼娅·罗季娜[57]。在那个镀金的笼子里有条规定，他和他的妻子必须错开时间休假。
罗季娜二十九岁，比他小十岁，与在明斯克的丈夫离了婚，也没有小孩。她活泼傲慢，经常收听外国广播（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阅读新奇大胆的杂志，例如在华沙出版的《波兰》——那是一本内容自由且丰富多彩的杂志，与枯燥且教条式的苏联杂志大不一样。不谙世事的科学家被她迷住了。
他们同意通信往来，但布利诺夫知道自己的信件会受到检查（因为他掌握着许多秘密），因此他让她把信寄给在阿尔扎马斯-16的一个朋友那里。那人的信件不会遭到检查。
一九七八年，他们又见面了，根据约定，这次是在黑海的索契度假区。当时，布利诺夫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但他与罗季娜之间的关系却发展成风流韵事。一九七九年，他们在雅尔塔第三次见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双方都意识到，虽然彼此仍然相爱，但那是没有结局的爱情。
他认为自己不能与妻子离婚，假如有其他男人在追求她，那就另当别论。事实上，他的妻子并不漂亮，也没人在追她，但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个忠诚的妻子，如果爱情已经消亡，那就平平淡淡过日子吧。他们依然是朋友，他不愿意让她遭到离婚的羞辱，在他们生活的那种小社区里，不能那样做。
罗季娜没有反对，但另有其他原因。她告诉了他一件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事情：假如他们结婚，会毁了他的事业。她是犹太人——光是这点就足够了。她已经向签证部门提出申请，准备移民以色列，这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颁布的一个新的特许令。他们亲吻并做爱，然后就分手了，之后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他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她说。
“你是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接触我们使馆的？”
“是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呢？”
“在雅尔塔度假后，过了六个星期，我发现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伊凡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是美国公民。至少他将会自由地长大成人。”
“你有没有写信给他，让他知道？”
“为什么呢？”她痛苦地问道，“他是有家庭的人。他生活在镀金的监狱里，像在劳改营里的囚犯一样。我能做什么呢？让他回想起这一切？让他去为爱莫能助的事情牵肠挂肚？”
“你跟儿子说过他父亲的事情吗？”
“说过。说他很了不起、很善良，但他在遥远的地方。”
“事情在发生变化，”蒙克温和地说，“现在他也许能够自由地来往莫斯科了。我有个朋友，是个商人，经常去莫斯科。你可以给在阿尔扎马斯-16有通信自由的那个人写一封信，请孩子的父亲去莫斯科。”
“为什么？告诉他什么？”
“他应该知道自己有个儿子。”蒙克说，“让孩子写信，我来安排，让他父亲能收到这封信。”
小男孩在睡觉之前，用破绽百出的俄语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信。信纸有两页，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
八月十一日，格雷西·菲尔兹回到使馆时已经快中午了。他敲开麦克唐纳的房门，发现站长在认真思考。
“去泡沫会议室吗？”麦克唐纳问道。菲尔兹点点头。
来到一间泡沫会议室后，菲尔兹把一张照片扔到桌上，上面是一张死去了的老头的脸。
这是在树林里拍摄的其中一张照片，与契尔诺夫警官拿到使馆来的那张很相似。
“见到他了？”麦克唐纳问道。
“是的，浑身伤痕累累。他曾经是爱国力量联盟总部的清洁工。”
“清洁工？”
“是呀，办公室清洁工。就像切斯特顿写的小说《隐身人》一样。他每天夜晚去那里，但没人注意到他。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大约十点进去，从头到尾打扫办公室，黎明前离开。所以是一个穷老头，挣点小钱，住在贫民区。我还有其他消息呢。”
菲尔兹把尼·伊·阿科波夫的事情又叙述了一遍：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在七月中旬轻率地下河游泳，结果淹死了。
麦克唐纳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我们的工作，应该讲求事实、相信事实并且依赖事实。”他说，“不过，现在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阿科波夫把文件留在了书桌上。老清洁工看见了，翻了翻，不喜欢里面的某些内容，于是把它偷走了。这样说得通吗？”
“无懈可击，乔克。第二天他们发现文件不见了，阿科波夫遭解聘，但因为他已经看过文件，所以不能留下活口。他与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起去游泳，那两个人把他按到了水下。”
“很可能是在一个大水桶里淹死的，事后把他扔进河里。”麦克唐纳说，“清洁工没有出现，他们终于明白了，于是去追捕他，但他已经把文件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
“为什么，乔克？为什么选择她？”
“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他肯定知道她是使馆的人，他说为了啤酒，把这个交给大使先生。是什么啤酒啊？”
“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找到了清洁工，”菲尔兹提示道，“他全都招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干掉，并一扔了之。但他们是怎么找到西莉亚·斯通的公寓呢？”
“很可能是跟踪她的汽车，就从这里开始的。她没有觉察到。发现她的住处后，他们收买了大门的警卫，检查了她的汽车，但车内没有文件。于是他们就闯进了她的房间。她进去的时候，撞上他们了。”
“那么，科马罗夫知道他那珍贵的文件丢了。”菲尔兹说，“他知道是谁拿走的，他知道清洁工把它扔到了哪里，但他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注意到了这份文件。西莉亚可能已经把它扔了。俄罗斯的许多怪人都会给有钱有势的人递交请愿书，多得就像秋天的落叶。或许科马罗夫不知道这份文件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他现在知道了。”麦克唐纳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型录音机，是他从喜欢听音乐的一个打字员那里借来的。然后，他把一盒微型磁带塞进了录音机。
“这是什么？”菲尔兹问道。
“朋友，这是对伊戈尔·科马罗夫采访的全部录音，每一面一个小时。”
“我还以为杀手把录音机拿走了呢。”
“他们是拿走了录音机，他们还用子弹击中了它。我在杰斐逊西装的内侧右胸袋里发现了塑料和金属碎片。子弹击中的不是钱包，而是录音机。因此，录音机无法播放磁带了。”
“可是……”
“可是那位记者肯定在半路停下，取出这盒宝贵的采访录音带，放进了一盘新的。这是在他裤子口袋里的一个塑料袋中发现的。我认为，这说明了他为什么会被杀。听一下吧。”
他按下播放按钮，房间里响起了死去记者的声音。
“总统先生，关于外交事务，特别是与苏联其他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您打算如何重振俄罗斯民族的雄风？”
一阵短暂的停顿，然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翻译。他译完后，有一段更长时间的停顿，接着是地毯上的脚步声。录音机随后被关掉了。
“有人起身离开了房间。”麦克唐纳说。
录音机重新开启后，他们听到了科马罗夫的声音，他在回答提问。至于杰斐逊把录音机关了多长时间，他们无从知道，但在关机之前，他们听到了库兹涅佐夫说的话：“我肯定，总统不会……”
“我不明白。”菲尔兹说。
“这很简单，格雷西。我亲自翻译了《黑色宣言》，那天在沃克斯豪尔大厦里搞了一个通宵。是我把‘Vozrozhdenie vo slavu otechestva’这个短语翻译成了‘重振祖国的雄风’。因为原意就是这样子的。”
“马奇班克斯读了翻译稿，他肯定对报社编辑提过这个短语，而编辑又对杰斐逊讲过。杰斐逊喜欢这个说法，因此，昨天晚上他又对科马罗夫提起了。于是，那家伙发现他听到的正是自己说过的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有人用过这个短语。”
菲尔兹伸过手去，重新播放了那一段话。杰斐逊讲完后，库兹涅佐夫翻成了俄语。对于“重振雄风”，他使用的是俄语的对应短语“Vozrozhdenie vo slavu”。
“上帝啊，”菲尔兹低声说，“科马罗夫肯定认为杰斐逊看过整个文件，看过了俄语原文。他肯定认为，杰斐逊是我们的人，是来测试他的反应的。你认为是黑色卫队干的吗？”
“不，我认为是格里辛通过黑社会雇凶干的，是一次速战速决的行动。假如有更多的时间，他们会把他从街上抓回去慢慢审讯。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干掉他，拿回磁带。”
“那么，乔克，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返回伦敦，要动真格了。我们认为，科马罗夫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了。头儿说过，他需要证据来说明文件不是伪造的。因为这份邪恶的文件，已经死了三个人了。我不知道他还需要多少证据。”
美国，圣荷塞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