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刚满二十岁的中尉，他随英军第八军跨过莱茵河，遇到了他那个年龄的人——或者说，任何年龄——都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一位大惊失色的英军少校召唤他，要他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步兵部队在行军途中的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地方给年纪比他大的那些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到达圣阿尔班岬角后，他转身朝内陆返回，沿着通往阿克顿村子的小道走去，到了那里再转弯，顺着巷子去兰顿马特拉弗斯。怎么办呢？究竟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对局势产生影响呢？现在就把文件烧掉，不再去理会吗？太诱惑了，它实在太诱惑了。或者，把文件带到美国去？那样的话，也许会遭到元老们的嘲笑，他将在那里与他们一起参加为时一周的会议。太可怕了。
他拉开花园的门闩，穿过佩妮在夏季栽种水果和蔬菜的小块绿地。花园里有一堆篝火，几根引燃的木条之下，中心的炭火依然烧得很旺很红。把两份文件扔进火堆里是举手之劳，可以就此一了百了。
他知道，亨利·库姆斯再也不会提起这事，不会询问他干了什么，或者问他想得怎么样了。确实，谁也不会知道文件的来源，因为他们两人都不会说出去，这是规矩。他的妻子在厨房的窗口叫唤他。
“你来了？茶放在客厅里了。刚才我去村里买了些松饼和果酱。”
“好，我喜欢松饼。”
“就知道你爱吃。”
佩内洛普·欧文比他小五岁，年轻时是有名的美人，是许多富家子弟的追求对象。只有她自己知道，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年轻情报官。他曾经为她读过诗，但在他那害羞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计算机一般聪明的脑袋。
他们有过一个儿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在一九八二年的马岛战争中阵亡了。他们尽量不多想关于儿子的事，除了他的生日和忌日。
在丈夫三十年的秘密情报生涯中，她一次次地耐心等待他的归来。他在执行任务，把间谍派往苏联，或者在柏林墙阴影中的刺骨寒风里，等待着某个勇敢而又惊恐的特工拖着沉重的脚步通过检查站，走向满是灯光的西柏林。他回到家里时，炉火总是烧得很旺，松饼和茶水也早已备好。她已经七十岁了，但他依然认为她很美丽，依然深深地爱着她。
他坐下来，开始吃松饼，眼睛盯着火堆。
“你又要走了。”她静静地说。
“是的，要走了。”
“多久？”
“哦，先在伦敦住上几天，作一下准备，然后去美国一个星期。再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不会再离开了。”
“嗯，我没事。花园里有许多事情可做。有机会的话，给我打电话好吗？”
“当然。”
然后他说：“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
“当然不能。嗯，快把茶喝了。”
美国，兰利
一九九〇年三月
率先响起警钟的是中情局的莫斯科情报站：间谍“德尔斐”关闭了通信联络。事情是从去年十二月开始的。杰森·蒙克坐在书桌前，凝视着发送给他的译码后的电文。他一开始是担心，后来就发狂了。
如果克鲁格洛夫安然无恙，那么他违反所有的规定，是为什么呢？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已经两次在约好的地方用粉笔标上了某种记号，表明他们已经在某个死信箱里为这位“哲人”放好了东西。他应该去那个秘密隐藏地收取的，但两次信息都无人理会。他是不是离开莫斯科了？突然被派往国外任职了？
如果是那样，那他早就应该发来约定好的“我很好”确认信息。他们查阅了已约定的杂志，寻找表示“我很好”或相反内容“我有麻烦，请帮帮我”的小广告，但都没有。
到了三月份，“哲人”要么因为心脏病或其他重病而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要么就是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事故。或者是死了，或者被“拿下”了。
问题没有找到答案，蒙克疑虑重重。如果克鲁格洛夫被捕并受审，他会全盘招供的。抵抗是没有用的，只会延长痛苦。
他会说出死信箱的地点，还有提醒中情局去提取情报的加密粉笔记号。那么，为什么克格勃不利用这些粉笔记号，当场抓住美国外交官呢？这是显然应该做的事。如今其他事情都在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莫斯科会非常渴望这次行动能成功。
苏联的东欧部分正在四分五裂。罗马尼亚已经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总统；波兰已经离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正在公开反叛，柏林墙也已经在去年十一月被推倒。在莫斯科当场抓住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多少可以抵消一点克格勃正在遭受的羞辱。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蒙克推测这意味着一个或两个可能。要么克鲁格洛夫的完全失踪是个意外事故，以后会得到解释，要么，是克格勃在保护情报源。
美国无奇不有，其中不乏一些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这种机构有成千上万，其范围从托管到无数个课题研究的捐款，面面俱到，有些晦涩难懂到简直超乎想象。政策研究中心、思想库、这样或那样的促进会、各种名目繁多的委员会，以及多到几乎无法列举的基金会，等等。
一些专事研究，一些从事慈善，一些组织讨论活动，一些致力于某个议题的宣传、游说、推广，提高公众对某个议题和反对其他议题的意识或废除某件事情。
光是华盛顿，就有一千两百个非政府组织，纽约还要再多一千个，而且，它们都有基金，有些来源于部分的税收，另一些来源于早年去世者的馈赠，有些来自民营工商企业的赞助，其他的是由异想天开、博爱或者精神错乱的百万富翁所提供的捐赠。
它们为学者、政治家、退位的外交官、空想社会改良家、爱管闲事的人——有时也有一些疯子——提供栖息之地。不过，这些组织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宣称自己实际存在，而且都在某个地方设有总部。但有一个例外。
也许是由于委员会规模很小，入会条件很高，会员信息不对外公开，并且组织保持绝对隐秘，一九九九年夏季的林肯委员会，很可能是所有非政府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在民主国家，权力就是影响力。只有在独裁国家，法律才会允许滥用权力的存在。在民主体制下，非选举产生的权力也可以影响经选举产生的政府成员。可以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动员、新闻媒体的报道、坚持不懈的游说或直接进行资金支援，但其最纯粹的形式，是运用丰富的经验、正直的品质和智慧，悄悄地向经选举产生的执政人提出忠告。这叫作“悄悄话”。
林肯委员会拒绝承认自己的存在。它很小、很隐蔽，也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组织，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评估和讨论，最终形成决议。根据委员的质量及能够接触当政最高领导层的能力，这个委员会所产生的真正影响力，很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民间团体，甚至超过这些团体加在一起的合力。
所有委员都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是该委员会的特征。委员会的真正成立时间是八十年代早期，是马岛战争之后，在华盛顿一家俱乐部就餐时商定的，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逆境中发展起来的强烈的伙伴意识。
新委员入会必须受到邀请，而且必须具有某种品格或能被其他委员所认可。这些人中，大多是些经验丰富、诚实正直、聪敏机智、小心谨慎的爱国主义者。
此外，曾任公职的委员必须是已经退休的人员，这样就不会遇到为自己所在机构开后门的问题，而在私人企业任职的人则可以继续保留职位。并不是所有委员都很富有，但至少有两个企业家，他们的个人财产估计有十亿美元。
来自私人企业的委员具有在商业、工业、银行、金融和科学方面的丰富经验，而曾在公共部门任职的委员，则具有政治、外交和公务才能。
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季会议上，共有六位英国委员和三十四位美国委员，其中包括一位英国妇女和五位美国妇女。
由于他们经历丰富，所以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六十岁以下的人很少，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但他身体很健康。
委员会的精神风貌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经过友好的电话磋商，该委员会决定每年选一处隐秘的场所，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都会由一名富有的委员作为东道主，从来没有人会拒绝这份荣誉。委员们自行支付往返会议地点的差旅费，到达目的地后，就由东道主负责接待。
在美国怀俄明州的西北角，有个叫杰克逊霍尔的山谷，这个名字来自第一个敢于在那里过冬的猎人。该山谷的西面是高耸的提顿山，东边与格若斯维崔山脉相邻，北面被黄石公园封口，南面群山起伏，斯内克河翻滚着白色浪花，奔腾穿越群山之间的峡谷。
在滑雪小镇杰克逊的北面，第一九一号公路经过机场，通往莫兰交叉口，然后延伸到黄石一带。经过机场后就是穆斯村，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抵达珍妮湖。
在公路西边的提顿山脚下有两个湖泊：由加尔尼特峡谷的急流形成的布拉德利湖和雪崩峡谷下游的塔格特湖。除了驴友，一般人很难进入湖区。两个湖泊之间有块平底平地，在位于南提顿山悬崖峭壁下的一块土地上，一个叫索尔·内桑森的华盛顿金融家在那里建了个度假庄园，面积达一百英亩。
那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为主人和宾客提供一个绝对私密的环境。这地方两面是湖泊，背后是高山。前面的小路低于庄园的地势，使得庄园本身成了一块高地。
大家共同商定，第一批客人将在九月七日到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内桑森会派一架格鲁曼私人飞机在那儿迎接他们，然后翻山越岭，去往杰克逊机场。离开航站楼走上不少路后，他们转乘他的直升机，飞行五分钟后抵达庄园。英国代表团已经在美国东海岸办完入境手续，因此他们不需要飞到丹佛机场，可在远处转机，避人耳目。
庄园里有二十套小屋，每套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客厅。由于天气暖和，阳光明媚，只有在太阳落山后才有一丝凉意，许多客人喜欢坐在房间前面的阳台上消遣。
伙食都经过精心烹调，食堂是一个大房间，是庄园的活动中心。吃完饭，桌子收拾干净后，那里就成了会议室。
庄园的职员都是内桑森自己的部下，都很谨慎，是专门被派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安全，庄园周边和下面的山坡上配备了私家警卫员，他们扮作露营者，防止有迷途的背包客误闯。
林肯委员会的一九九九年会议持续了五天。到会议结束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里有客人来过、住过并离开。
到达庄园后的第一个下午，奈杰尔·欧文爵士打开行李，冲了个澡，换上宽松的裤子和斜纹布衬衣，坐到了小屋前面的木露台上。他与美国的一位前国务卿同住这套木屋。
从这个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看到其他客人正在四处活动筋骨。他们在冷杉、白桦和黑松林中，在通往下面湖边的小径上，悠然地散着步。
他看到了英国前外交大臣和北约前秘书长卡林顿勋爵，那人瘦瘦小小，像一只鸟。与他并肩行走的是银行家查尔斯·普赖斯，曾经是美国驻英国圣詹姆斯宫最成功也最受欢迎的大使之一。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彼得·卡林顿是外交大臣，也是他的上司。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普赖斯像一座高塔般耸立在英国贵族身边。再往远处，他们的东道主索尔·内桑森坐在一把凳子上晒太阳，与他在一起的是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前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
前内阁大臣和文官长阿姆斯特朗勋爵正在木屋外敲门，木屋里的撒切尔夫人还在开包整理行装。
又一架直升机“咔嗒咔嗒”响着降落了，走下来的是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上前迎接他。在靠近中心木屋的一张桌子前，系着围裙的女服务员提着一壶茶水，走向另一位离任大使——英国的尼古拉斯·亨德森爵士，他正与伦敦的金融家、银行家伊夫林·德·罗思柴尔德爵士一起坐在桌子边喝茶。
奈杰尔·欧文看了一下为时五天的会议日程。当天晚上没有什么安排；第二天，与会人员将像以往那样分成三个小组，即地域政治、战略和经济小组；前两天都是分小组开会，第三天则是听取小组会议结果并就此展开讨论；第四天是全体会议。在他的请求下，在最后一天会议结束前，委员会为他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关于未来的行动和提议。
提顿山脉山坡上的密林里，一头孤独的公麋鹿到了发情期，正吼叫着寻找配偶。一只鱼鹰伸展着末梢黑褐色的翅膀，盘旋在斯内克河的水面上，它发现自己的捕鱼地盘被一只秃鹰侵占了，于是愤怒地发出了像猫叫一样的声音。真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美景，这位年迈的间谍头子心里想，只可惜，这一切都被他带来的邪恶的《黑色宣言》给毁了。
奥地利，维也纳
一九九〇年六月
去年十二月起，埃姆斯逐渐停止了在苏联东欧处对外行动科的工作。他再次失去了对三〇一档案的查阅权，然后他开始了从罗马返回后的第三项工作——捷克行动小组的负责人。但这个小组没有得到密码授权，不能在电脑里访问绝密的三〇一档案，以及那些储存着的在苏联集团内部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的详细资料。
埃姆斯向马尔格卢抱怨，说这样做毫无道理。他曾经负责过整个苏联东欧处的反间谍工作，再说，他需要交叉核实那些虽然是苏联人，但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的中情局间谍的情况。马尔格卢答应尽力帮助他。最后，在五月份，马尔格卢把电脑的访问密码给了他。此后，埃姆斯坐在捷克小组的办公桌前就可在电脑上访问那些档案，直至找到“蒙克管理的间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