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高明，省事平安。人有才，犹刀有锋，锋可用，亦可为害，刺伤自己与别人。因此，夸才犹如示凶。有才之人须懂得藏锋不露，隐器于身，待时而动。不然，喜欢炫耀而不知收敛，必将招致反感，暗中吃亏而不自知。
巧须藏于拙朴，寓清于浊，以屈为伸。屈是为了伸，藏也还是为了露，并非一味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创造、积蓄各种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时机不成熟，只有藏。时机成熟，则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隐以待机，谋时蓄力。隐，也是退的另一种形式，是一个智者心怀博大、目光高远的表现。
一个人，身处不利环境之时，如若一味逞勇好强，只会危及自身，事与愿违。其实，善于隐与善于进同等重要。隐是有目的主动、积极之隐。现在的隐，是为了将来的显，也可以说是进的曲折形式。有隐有进，才是隐之本义，若是为退而退，为隐而隐，以至完全放弃本来的目标，那就是逃跑主义了，不但不能求全，反而会招致更大的失败。
一、藏巧于掘，韬光养晦
1.隐者自在，心无荣辱
有成语曰：“锋芒毕露”，锋芒本是刀剑的尖端，它比喻显露出来的才干。古人认为，一个人若无锋芒，那就是提不起来，所以有锋芒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适当的场合显露一下既有必要，也是应当。
然而，锋芒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运用起来应小心翼翼，平时应插在剑鞘中。所谓物极必反，过分外露自己的才华只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锋芒毕露既不能达到事业成功的目的，又失去了身家性命。
所以，有才华的人应该隐而不露，该装糊涂时一定要装糊涂，待机而行动。
洪应明《菜根谭》：“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喜欢夸耀自己名声的人，倒不如避讳自己的名声显得更高明；一个潜心研究事物的人，倒不如什么也不作来得更安闲。这正是“隐者高明，省事平安”之谓。
老庄主张无为，倡导“出世哲学”，儒家主张进取，倡导“入世哲学”。所谓“隐者高明，省事平安”，就老庄的无为思想是很对的，就儒家的进取思想则不对。这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也是哲学思想见地问题，根本不能主观批判谁是谁非。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作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就老庄思想而言极有道理，而在儒家看来则大错特错。况且，自古就有“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意思就是人的才华不可外露，必深明韬光养晦之道，才不会招致世俗小人的嫉恨，而使你的事业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
佛家认为世事变幻无常，是一个由烦恼与劳苦交织的火窟，如果不及时跳出就得不到安乐，所以佛家主张遁出世间到深山去修行。所谓“隐者自在，心无荣辱”，因为隐居山林的人已完全摆脱世俗观念，凡夫俗子认为荣辱之事，在其看来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场空虚而已。
道元禅师说：“生死不可厌，涅般木不可欣；此时与此地，生死两分离。”他的意思就是指：世间是生死的苦境，涅般木乃常乐的净土。
庄子出生时，老子已经死去一百多年了。他与老子一样，也喜欢一个人读书做学问，而且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年轻时，庄子当管漆园的小官，可整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及捆着麻绳的草鞋，经常饿得面黄肌瘦。但是，他的学问无人可及，许多国君都希望庄子去他们那里当官。
一天，楚成王派遣使者，带着许多金银珠宝，来到庄子的家里，要请他到楚国当卿相。庄子正在河边钓鱼，使者来到他跟前，说明来意，庄子笑着说：“千两黄金是一笔财富，卿相更是受人尊敬的高官。可是，您见过祭祀时被宰杀的牛吗？人们用上等的饲料喂他，还给它穿上五彩缤纷的衣服，这样做都是为了牵它到太庙做祭祀品。当牛知道自己就要被宰掉时，即使想做清冷孤苦的小羊也不行了。”
使者还要说什么，庄子又摇头又摆手，“您快点走吧，不要玷污我了！我宁愿在污浊的小溪中游戏自乐，也不愿套上枷锁。我是决心不再做官了，只有这样，才能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省去许多侮辱！”
2.隐器于身，待时而动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刘备落难投靠曹操，曹操很真诚地接待了他。在许都衣带诏签名后，刘备为防曹操谋害，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对自己的注视。
一天，曹操约刘备入府饮酒，谈起以龙状人，议起谁为世之英雄。刘备点遍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均被曹操一一贬低。曹操指出英雄的标准——“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人当之？”曹操说，只有你我二人才堪当。刘备本以韬晦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手中的筷子掉到了地上，此时雷声大作。大雨骤至。刘备从容拾箸，说道“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巧妙地将自己的惶乱掩饰过去，从而避免了一场劫数。
刘备藏而不露，人前不夸张、炫耀、吹牛、自大、装聋作哑，不把自己算进“英雄”之列。这办法的确让人放心。
俗话说“满招损，廉受益”，才华出众而又喜欢自我夸耀的人，必然会招致他人的反感，暗中吃大亏而不自知。所以，无论才能有多高，都要善于隐藏，即表面上看似没有，实则充满的境界。
洪应明《菜根谭》：“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
常言道：“大智若愚”，是说一个人平时不要锋芒太露，到紧要关头自然会发生功效，正如鹞冠子所说的“中流失船，一壶千金”。一个人要想拥有足以藏身的三窟，作为自己处世的安全之道，第一除了要藏于巧拙锋芒不露之外，第二还要有韬光养晦不使人知道自己才华的修养功夫。此外，在污浊的环境中保持自身的纯洁也极重要，要把自己锻炼成有如荷花一般“出污泥而不染”。
所以，做人宁可装得笨拙一点，不可显得太聪明；宁可收敛一点，不可锋芒毕露；宁可随和一点，不可自命清高；宁可退缩一点，不可太积极前进。这才是立身处世最有用的救命法宝，这才是明哲保身最有用的狡兔三窟。
所谓“藏”，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创造、累积各种微妙的力量。时机未成熟，只有藏。在一定意义上说，时机就是各方力量的一种对比性的变化，一旦处于有利局面，或是已孕育了一定的有利形势，就要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
狄仁杰与娄师德同时任宰相，狄仁杰经常排斥娄师德。
有一天，女皇武则天问狄仁杰：“我放心大胆地提拔任用你，你知道我根据什么吗？”狄仁杰说：“我是凭自己的才干和正常的渠道受到朝廷重用的，不像那些平庸之辈靠旁门左道来成就事业。”
武则天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原先并不了解你，你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娄师德的极力推荐。”武则天说完，便命令太监搬来竹箱，找出十多件娄师德诚心诚意举荐狄仁杰的奏折，送给狄仁杰。
狄仁杰看罢，惊恐地向武则天承认自己的过失，武则天没有责怪他。狄仁杰走出朝门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被娄公如此包容！”而娄师德听说后，丝毫没有得意之色。
3.进退有方，以隐明志
用隐来表明自己不与合作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这里指羊祜家族以裙带关系与司马氏政治集团势力连在一起，故拒绝入仕为曹爽政治集团服务，借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羊祜是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为“二千石”的官僚世族家庭。其祖父羊续于东汉末年当过南阳太守，父亲当过上党太守。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蔡邕的外孙，其前母是三国时大儒孔融的女儿，西晋开国皇帝之一司马师的妻弟。司马氏是河内温县的大族，羊祜一家与之有婚姻关系。魏明帝临终时，遗命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佐齐王曹芳为帝。曹爽是魏大将军曹真的儿子，皇帝的宗室，他觉得司马懿的威权太重不利于曹氏的统治，采用各种办法削弱司马懿的权力。他听说羊祜年少而有才华，就推举他与另一个有才华的青年王沈同去做官。王沈听说羊祜不愿意去，就亲自去动员，羊祜说：“抛弃自己的志向，去侍候别人，并不容易呀！”坚决拒绝去做官。
当时司马懿在与曹爽的斗争中，正装病在家，寻找机会出击。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羊祜，站在司马氏一边，当然拒绝曹真的推举。
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乘曹爽随齐王曹芳给魏明帝扫墓出城的机会，以太后的命令突然罢曹爽的职务，接着杀了曹爽及其全部党羽，司马懿控制了国家的大权。曹爽失败后，当时与羊祜同时被举做官的王沈，因为是曹爽提拔的人，所以也被罢了官。他很后悔地对羊祜说：“如果能理解你以前说的话就好”。羊祜回答说：“我当时也没有想到曹爽的垮台。”羊祜的回答是真实的。他之所以不同曹爽合作，是出于家族的利益和地位，并不是当时就预见到曹爽很快就会垮台。
仕当进退有据，若进退失据，不明其所以进退之由，将会使自己陷于动辄得咎的不利境地，甚或遭杀身之祸。羊祜以家族利益所在，拒不出仕以表明自己不同曹爽集团合作的政治立场，可谓出处有道，得免遭挫折。
4.隐而不绝，出入由己
隐而不绝于仕指虽然隐居山林，不进入仕途，但并不拒绝与官场来往，有时甚至发挥在野派的职能，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以济时艰。这种人代表了隐的一种类型。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南朝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他出生于有着好学读书传统的士族地主家庭，成长于作为南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都建康，家学渊源与社会环境，使他自幼养成好学习惯。史称陶弘景年仅十岁，便研读葛洪的《神仙传》。及年渐长，更是笃志好学。由于潜心读书，孜孜不倦，加之思路敏捷，博闻强记，遂使陶弘景成为南朝学识广博的著名学者。
陶弘景早年就喜好神仙养生之术，《南史》本传说：“（弘景）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十五岁作《寻山志》更展示了自己向往山林，倾慕隐逸的心思。除早年所受道教思想的熏陶外，宋、齐以来因政治浑浊，士人多栖隐不仕的风尚对他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他虽才名早著，二十岁不到便任齐诸王侍，但既因仕途险阻，屡受压抑，便于三十六岁毅然辞朝归隐。
陶弘景的归隐，既受其思想深处的道家避世哲学的驱使，又与儒家用世思想难行于世有关，但仕途多舛是促成其归隐的社会动因。应该说，儒道互补的处世观是陶弘景的处世准则，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统一，形成了陶弘景的特殊心理。他脱离宦途后，并未忘情于政治。当萧衍（梁武帝）急欲篡齐自立而又举棋不定时，他就“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府察人心，悯涂炭之苦。乃亟陈图谶，贻书赞奖。”梁武帝即位后，对他“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希望他出仕梁朝。据史载，尽管梁武帝屡加礼聘，陶弘景仍坚持不返宦途，“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看后笑道，这个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龟”；知其心意已决，也就不再勉强。陶弘景虽然隐居不出，可是国家每有凶吉征讨大事，无不向他咨询，一月之中，常有数信往来。这样，时人就干脆称呼他为“山中宰相”。
由于不受官职羁累，陶弘景的隐居生活是自由萧洒的。他在句容的句曲山（茅山）立馆舍，自号华阳隐居。曾从著名道士孙游岳学经法诰诀，深受赏识。又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他生性爱好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留连忘返。但是，陶弘景并非啸咏终日，不习事务。他的隐居与学术活动伴随始终，他的游历也多带有科学考察的色彩。四十余年的隐处生涯中，他“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在天文、历算方面，他撰有《帝代年历》、《天文星经》、《天仪说要》、《七曜新旧术》、《象历》等著作；在地理学方面，他的《古今州郡记》三卷及编制的《西域图》一张，不仅对古今行政区域的沿革作了研究，而且反映了西域自然地理的面貌；在医学方面，他曾参考大量的图籍、医方和标本，对我国最古老的药物学经典《神农本草》作了整理和研究，舛误者纠之，脱缺者补之，又增补名医副品三百六十五种，叫《名医别录》等，在人文与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陶弘景的隐是一种仕与隐、进与退相结合的隐。他既关心时政，又留恋闲云野鹤的归隐生活，看上去矛盾，实质上是二者的统一。此类人为鱼和熊掌皆想得之人，只是内心深处还是想过一种远离尘世的生活。
二、隐者高明，抱头藏尾
1.愤世妒俗，以隐抗争
即现实社会不符合自己的理想，而自己又无力改变，遂用隐居来表示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抗议。这种隐，表达了因社会变革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的一部分人的心态，也代表了隐之一种类型。
庄周（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96年），是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的生卒年份，是根据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及他同惠施交往和惠施为相的时间推定的。庄周是没落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除一度在家乡出任管理漆园的小吏外，终生穷困潦倒，隐而不仕，致力于著述和讲学。他身居僻闾隘巷，衣食艰难，曾靠编织草鞋谋生。有时断炊，要跑到监河侯家借米。甚至接受魏王召见，身上穿的依然是打着补丁的粗布旧衣，破裂的草鞋也用麻绳绑着。
据《庄子·秋水》记载：
阳光下，濮水泛着银波缓缓向前流去。一位衣着褴褛的老者，聚精会神地在岸边柳树下垂钓。身后什么时候走来两个峨冠博带的人物，他都没有察觉。“对不起！打扰您了，老夫子。我俩是楚威王的钦差，奉命前来恭迎您进宫总揆国务。”来人的话语丝毫也没有引起老者的重视，只听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多年，楚王毕恭毕敬地将其尸骨藏在盖有丝巾的竹箱里，供奉在庙堂上。你们说，这只龟是愿意丢下遗骨取贵于庙堂，还是愿意活着在泥水里自由地摇尾游弋？”
“当然愿意在泥水中无拘无束地生活喽！”
老者接着说：“既然如此，就请二位回宫去吧！因为我要像栖息在泥水中的龟那样逍遥地度过残生。”庄周就是这样一个不愿意进入仕途的人。
庄周的难堪处境，是由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般的社会大动荡所造成的。战国时期，可谓“天下大乱”。当时，各个地区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一切都处在急剧变化之中。在这种变革的浪潮冲击下，社会各阶级也在不断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昔日的贵族，自然也莫能外。他们当中，有些人力功争强，操权弄柄，跻身于统治集团；有些人抗争败北，被迫就范，沦落为平民百姓。庄周可能就是在这次社会沉浮中，失去贵族的爵位和俸禄，剩下贵族的血统与文化，变成人微言轻的隐士的。所以，他对使他沉沦的封建等级社会，以及为这个社会服务的儒家说教仁义礼智、功名利禄等深恶痛绝，有如骨鲠在喉。于是，他利用自己“于学无所不窥”的有利条件，借助寓言故事阐述思想观点，以奇幻诡异的虚构、瑰丽魅人的形象、诙谐幽默的语言，来抨击与其理想格格不入的现实。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他因其家族是这个剧烈动荡变化社会的受害者，因而对剧烈的社会变化和由这种变化所形成的现实社会强烈不满，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持否定态度，刻意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希望社会回到以前的“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庄子用寓言和散文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借以表达自己的理想。因而，庄子也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积极入世，与那种单纯因性格而造成的消极退隐有所不同。
2.性格孤傲，以隐求静
指生性孤傲，难以适应繁文缛节和曲媚迎上的官场氛围，故退隐林泉，乐情山水。人之性格所在，生活当求其性之所适、情之所宜；若违背性格，一味求取功名利禄于官场，则不仅失心性之所宜，且还会性格因素得咎于官场，祸及己身，非明智之举也。
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是我国四、五世纪的一位大诗人。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侃原是少数民族，虽以武功博得高位，但“望非世族”，和当时王、谢诸姓的声望究竟不同。到陶渊明出生以后，陶家已经大大衰落，所以在特别讲究门第的东晋时代是不会受到社会重视的，同时也决定了他在仕进上的种种限制。
陶渊明从小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同一般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样，年青时代即怀有济世之志。所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远游”，也有济世安民的抱负。但在黑暗的现实条件下，他的壮志是无法实现的。从二十九岁起，他先后四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然而每次历时都很短。陶渊明因为母亲年老，家中贫困，出来当了州里的祭酒。但他忍受不了官吏的杂务，不多久就自己辞职回家了。州里又请他去做主簿，他不去就职，自己在家里耕种，养活自己，于是得了虚弱之病。后来，他又任镇军将军和建威将军的参军，对亲友说：“我想暂时做做地方官，好积攒点钱，留待归隐时候用，可以吧？”掌权的人知道他有这样的心愿，就让他做彭泽令。陶潜平素对贵人很简慢，不奉迎巴结上司。一次，郡里派督邮到县里办事，按照规定，县里的属吏跟陶潜说，应该收拾整齐去谒见督邮。陶渊明叹口气说：“我不能为了挣五斗米，就弯腰屈膝，小心翼翼地去侍奉一个乡巴佬。”当即解绶去职，唱着《归去来兮辞》归隐乡间了，任职仅八十余天。
陶渊明解职归隐后，在田间耕作，同时进行诗歌创造，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
陶渊明虽然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远游”，但孤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宜做官。他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难以当上高官，即便得到高位，其性格也决定了他难胜其任，他以当官作为谋生手段即说明了这一点。故与其官场上多一个平庸、难伸其志的官僚，不如民间多一个享誉千古的山水诗人。
3.退隐求安，以隐释疑
退隐释疑怕功高震主，主动以秽行玷污自己的名声，降低自己的影响，以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猜疑。此法适用于那些功绩卓著，名声显赫，已引起君王猜疑的官僚大臣，属刚中济之以柔，为持盈保泰之法。此法在历史上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西汉开国功臣、被称为“初汉三杰”之一的丞相萧何。
萧何是“汉初三杰”之一。他不仅在楚汉战争期间功冠群臣，被刘邦独称为“功人”（猎人之功），而其他功臣都只能是“功狗”（猎犬之功），而且在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中央政权之后，他既不像留侯张良那样引退自重，也未落得像淮阴侯韩信被杀的下场，而是老死在宰相任上，做到终保名位。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恐怕亦应归功于他始终如一地辅助刘邦、成就大业的谋略思想。
刘邦有鸿鹄之志，豁达洒脱，果断敢干，但疑心重，心计多，就是对部下，也是一方面重用，另一方面防范。萧何对刘邦一片忠心，又是患难之交，刘邦理应放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几个关键时刻，刘邦都曾经疑心过萧何。好在萧何有心计，又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并采取机警果断的措施，才逐渐消除了刘邦的猜疑。
一是刘邦兵败彭城，退兵荥阳、成皋，与项羽相持长达三年之久。萧何受任留在关中（今陕西咸阳）后方期间，不断为刘邦输送粮草，补充兵员，可谓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刘邦却对他总放心不下，时常派身边亲信为特使名曰去“犒劳”萧何，实际是去观察监视萧何的动静。萧何心领神会，为了使刘邦放心，乃将自己全家所有兄弟子孙都送到前线，让他们在刘邦身边效劳，实际上是作人质。这使刘邦十分高兴，夸赞萧何忠诚，同时也消除了疑心。
二是在刘邦消灭异姓王的斗争过程中，也曾经对萧何不放心，怕萧何连锁反应。为此，刘邦一方面给萧何加官封爵，另一方面不断派人侦视“相国何为”？萧何明白了刘邦的心意，机灵地采取一个计策，一方面把自己的家财输送给刘邦前方军队；另一方面故意强占或贱买民田，以此表示自己是个守财奴，并无大志，不会收买民心。这一着果然使刘邦放心，但他却假惺惺地责备萧何不该贱买民田，还要他向老百姓谢过。
经过反复多次的试探，刘邦终于认定萧何对自己忠心不贰，因此始终把相权交给萧何，放手让他制定治国政策，经管国家大事，直至刘邦老死，两人关系都较融洽，得以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西汉逐渐走向强盛，萧何功不可没。
历来君王对君位的稳定性十分敏感，而刘邦又是一个疑心重、好猜忌部下的人。但萧何在其手下却一直能持盈保泰，终老相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盖非尽心竭诚，才堪济事且善于谋身之人难及此。在这里，萧何采取的自污法便是显过隐功的退隐法之一用，借此释刘邦之疑，收到固位保泰之效。
4.笃心守志，以隐治学
隐者之中，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些笃心守志，专攻学问而拒绝入仕的人。这种以隐而明其力学之志，是一种积极的隐。若知之所适、才之所用，于学问为宜，则当隐以成其学。此为通达明智之举也。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他一生淡泊功名，潜心治经，著作等身，课徒授业，从学盈万，创立郑学，流芳百世。郑玄整理汉代经典、保留汉代文化、为后世经学家研读汉学提供了条件。
郑玄青年时期好读书，在任乡啬夫期间，每遇例假，就到当地学校去听讲，后来，“不乐为吏”的郑玄入太学深造，从师于今文学家第五元先，研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随后又从师古文经学家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兼通今古文，以山东无足问者，西入潼关，游学周秦地区，投师当世通儒马融门下，勤学读经，三年未尝倦怠。有一天，马融召集门生讨论图纬，闻说郑玄擅长术算，于是召见他，郑玄借此质正经学疑难，问毕辞别老师。马融喟然长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此后，郑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凡遇到“在位通仁，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郑玄辞别马融，游学十年后，客居东莱，耕读教书，门生相随达千人，过着归家隐居，潜心著述，传经课徒的清贫生活。
年六十，州郡应大将军何进征辟郑玄，强迫他应辟，然郑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何进），一宿逃去”。袁绍总领翼州牧期间，被举为茂才、左中郎将，郑玄皆不应就。后来，袁绍与曹操对垒于官渡，袁绍胁迫郑玄随军，建安五年（200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郑玄治经主要针对东汉末年经学散乱庞杂的现象，抛弃家法陋规，质于辞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矫正今文经学者以私意篡改经典，“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尊师为非意，以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的流弊，反对经学家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将古今经学融于一体，使经学由内部纷争走向统一。当时今文经学家何休治《公羊春秋》，排斥古文经学，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反驳何休。何休心服口服，叹息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郑玄先习今文经，后读古文经，博学多师便将今古文沟合为一，以古文经为主，吸取今文经学之长，参合其意，自成体系，创立郑学，广泛流传开来，史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
郑玄所处时代，正值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宦官肆虐，两次党锢，文人儒生多陷牢狱，或被禁锢，海内涂炭，经学遭到严重破坏，其后董卓长安之乱，残经败典，散落不计其数。经学内部也分崩离析，衰败不堪，东汉末年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异军突起，而守文之徒，固执己见，异端纷纭，党同伐异，遂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解释章句，繁琐累赘，经典杂乱，儒生望经兴汉，无径可寻。郑玄对纂乱经典，私意修正，背离经典原旨的现象深感不安，因而毕其一生致力于“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兼融今古，独辟蹊径，自成郑学，终于成为东汉末年经学大家。
郑玄因其家学渊源和早期经历及秉赋所在，使其乐于、并矢志力于学。所以，他不慕功名富贵，拒绝应召入仕，潜心从事经学研究，以另一种方式积极有为于社会，终于成为经学大师，名垂青史，可以说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三、激流勇退，当隐则隐
1.隐退观虎斗，观火收渔利
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人心怀博大、大智若愚的谋略的具体体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导者、管理者，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继续前进，或再前进时就危及自身的情况下，应当自觉地、主动地断然退隐。这是保存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谋略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较高的修养，善于克制、约束自己；而缺乏一定修养的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北迁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自称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南京政府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地位，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则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撤消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武汉方面准备组织“东征军”讨伐南京政府，逼蒋下台。南京政府内部的新桂系对蒋介石也十分不满，同样逼蒋下台，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决定下野。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上海。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他的“辞职宣言”，同日回到老家奉化溪口。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意味着他退出政治舞台，对蒋来说，下野是他采用的是以退为进，隔岸观火的政治谋略。他要避开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对他的攻击和新桂系对他的逼迫。他要等待时机，静观三大派的明争暗斗，在适当的时候东山再起。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四派：一是西山会议派；二是汪精卫派；三是蒋介石派；四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蒋介石不辞职，其他三派都反对他，现在蒋介石激流勇退，处于超然的地位，三派就会火并，蒋介石就可以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等待三派闹得不可开交时，再以公正者的面目出现，来收拾残局。
以后发展的事实是：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不再“东征”。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派、南京政府暂时“统一”起来。9月份，三方协商在南京成立了一个32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本想逼蒋下台后，自己独揽大权，结果，由于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联合起来对付汪精卫，使得他的正统地位被否决，汪精卫只当了特别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
没有得到权力，汪精卫十分气愤，9月18日成立特委会，21日他就跑回武汉，与拥有重兵的唐生智合作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南京政府令汪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服从统一，武汉方面置之不理。于是，双方交兵，李宗仁的新桂系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看到双方交兵火并，蒋介石非常高兴，火已烧起来，但他认为还不够大，还不是他出山的时机，于是就到日本去了。
汪精卫看到唐生智失败，就跑到了广州，又成立了一个广州政府。
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
处在危难中的汪精卫，在蒋介石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从逼蒋下台到与蒋合作，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就是利用蒋介石对付李宗仁的新桂系。
桂系怕汪、蒋联合，也积极向蒋介石伸出友好之手，建议南京政府、广州政府与蒋介石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议。
由于蒋介石下野，造成国民党内部混乱，张作霖向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发动攻势，冯、阎压力很大，都呼吁请蒋尽快复职。
这样，蒋介石一下子成了各方面势力都需要的“大好人”，除西山会议派不买他的帐以外，国内各派都讨好他。无形中西山会议派被孤立了起来，于是，蒋介石就一手策划了整倒西山会议派的行动。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枪声大作，死10人，伤20余人，凶手逃走，事后各地发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葛建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建时，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
事实上，这起惨案是由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制造的。
经过这个事件，西山会议派处于受审的地位，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里，汪精卫派倒了，西山会议派倒了，只剩下了桂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在上海召开，桂系南京政府、汪系广州政府和西山会议派参加。三派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桂系指责汪精卫，汪粗卫为了保护自己就首先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
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筹备。就这样，蒋介石又登上了政治舞台。
汪精卫为蒋介石上台出了力，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而以好意“劝告”逼迫他离开上海，汪精卫没办法，只得亡命法国，这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的。
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以退为进，使国内三派互相拆台，甚至动武，而他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不仅使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而且赶走了汪精卫，可以说老谋深算，狠毒狡猾。
2.以隐待机，潜心谋大业
以隐待机指身负经国治世之才，有建功立业之志，因未得其时而用，故隐居以等待时机。这种情形，历史上所在多有。大凡在改朝换代、革旧鼎新之际，那些身负济世之才并建功立业的人，在才尽其用之前，多少都有一段隐居时期，静以观变，隐以待机。时机一到，便积极入仕，大展雄图，建功立业。这些人大都深谋远略，谙悉出处进退之道。诸葛亮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辅佐刘备三分天下的重要历史人物。其父当过秦山郡郡丞，协助太守掌管行政司法的官员。他有三个兄弟、两个姐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小时生母就病故，大约在八岁时，其父又病故，从此一家就依靠叔父诸葛玄生活。
在诸葛亮四岁的时候，爆发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各地军阀在镇压黄巾起义中，纷纷割据自立，互相攻战不休。诸葛亮的家乡徐州一带，变成了军阀间相互残杀争夺的要地，家人的生活和安全受到威胁。诸葛玄与割据扬州一带的军阀袁术认识，这时正好袁术从淮南派人送来了个任命他为豫章太守的信，诸葛玄认为这正是一个躲避家乡战乱的机会，遂决定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留在家乡看管家产，于兴平二年（195年）带着诸葛亮姐弟离开山东老家，去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就任太守。
诸葛玄就任豫章太守不久，袁术就因与曹操斗争失败病死。诸葛玄失去了靠山，这时后汉朝廷又派朱皓当豫章太守，诸葛玄无法在豫章再呆下去，于是就带着诸葛亮姐弟去襄阳投靠他的朋友荆州牧刘表。但是诸葛玄到了荆州不久，还没有得到刘表的重用，就于建元二年（197年）病死了。这时诸葛亮已经十七岁，他的两个姐姐已在荆州出嫁，就剩下他和小弟诸葛均在一起生活了。他本想带着弟弟回老家寻找哥哥，但家乡当时更乱，而且也不知道哥哥的信息，所以在姐姐和朋友们的劝说下，就留在荆州，带着弟弟搬到离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村住下来。
当时荆州一带战乱较少，外地的很多名士来这里避乱。其中如颍川（今河南禹县）的徐庶（字元直）、石广元，汝南（今河南平舆县）的孟公威，博陵（今河北蠡县）的崔州平等，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好友，经常在一起磋商学问，议论天下形势。
在襄阳当地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叫庞德公，诸葛亮的姐姐就嫁给了他的儿子，他们之间既是朋友，又是亲戚。庞德公的朋友司马徽（字德操）、侄儿庞统，都是当地的名士，诸葛亮和他们交往甚密。庞德公很能知人，当时割据荆州的刘表，几次想请他出来做官，他认为刘表是个庸碌之辈，都谢绝了。他对诸葛亮的才能和抱负很敬佩，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卧龙”，暗示他以后必成大器。
在隆中隐居的诸葛亮，读了很多书，熟知历史，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他常与周围朋友们探讨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由于他见解深刻而又实际，得到了朋友们的赞赏。他在这时不但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见解，而且在当地社会上的声誉也越来越高，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集团，这为他以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准备了条件。
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十年期间，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黄巾起义已经逐渐被各地的军阀镇压下去，但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它对各地的军阀已经没有能力加以控制，全国形成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混战，曹操打败了主要对手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孙权占据的江东地区，经过整顿内政和发展生产，统治也日趋稳固。而割据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虽然控制着不小的地区，但都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内部统治也不够稳定，而且由于刘备的投靠刘表，更促进了刘表内部的不稳定。刘备是涿县人，自称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到刘备出生的时候，家境早已衰败，幼年时靠母亲织草鞋勉强维持生活。黄巾起义后，他在地主商人的支持下，同关羽、张飞等人组织起一支武装，参加镇压黄巾起义，但到处受到排挤，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盘，最后不得不在建元六年（201年）到荆州来投靠刘表。刘表对刘备的投靠，表面上虽然欢迎，但怕刘备影响其地位，所以只拨给他一支不大的人马，要他驻守在荆州北面的新野（今河南新野县），防守荆州的北大门。刘备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到荆州之后，就四处求贤，想网罗一批有远见的谋士，作为自己争夺天下的助手。他听说司马徽是当地的名士，就去向他请教。司马徽向他推荐诸葛亮和庞统，徐庶也向他推荐诸葛亮。刘备知道徐庶是诸葛亮的好友，就想请他去把诸葛亮叫来，但徐庶对他说，诸葛亮这个人自视甚高，你亲自屈尊去请，还不一定能见你；由别人代请，更不行。听到名士对诸葛亮的推荐，觉得诸葛亮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良辅，于是亲自拜访诸葛亮。但头一次和第二次都未见到诸葛亮，第三次去才见到诸葛亮，这就是历史上被人们传为美谈的“三顾茅庐”。诸葛亮被刘备的真诚所打动，也认为刘备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抱负，遂向刘备认真细致地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以及刘备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刘备对诸葛亮的分析十分佩服，觉得他就是自己要找的理想的助手，因而请诸葛亮帮助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诸葛亮接受了刘的邀请，遂出山帮助刘备争夺天下，终于三分天下。
诸葛亮是三国时被称为“卧龙、凤雏得一者而得天下”的旷世之才。他出仕前隐居隆中，但胸存伟略，时刻等待明主的出现，方肯出山入仕，实现其鸿鹄之志。所以，得遇明主，对有才有志的隐士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正是诸葛亮为何自视甚高不肯与一般人入流的关键所在。
3.隐退保全，深谋远虑求平安
善于韬光养晦，激流勇退，隐避不是消极地避凶就吉，而是暂时收敛锋芒，隐匿踪迹，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这就是韬光养晦。就是说隐是迫不得已的，即使隐也要做到主动、自觉，不露声色地壮大实力，以便时机成熟时，奋起继进。可见，这种退不是逃跑，而是平安的大谋略。
范蠡（生卒年月不详），是春秋末期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字少伯，双名鸱夷子皮、陶朱公。原为楚宛三户（今安徽宣城）人，先后移居越、齐二国。大约活动于楚平王、越王勾践、齐平公在位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期）。少年时代就失去父亲，同兄嫂一起过着贫苦的生活。他曾经拜计然（又名辛文子）为师，研习治国安军的方策，博学多才，“有圣贤之明”，但是怀才不遇。因而“倜傥负俗”，行为怪异，被视为狂人。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
文种当时是楚国宛陵的地方官，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但未能见到。范蠡的怪异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官吏回报说，他患有疯癫病，是一个狂人。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说大智若愚、具有独特才能的人才往往被人讥笑，诋毁为狂妄无知，一般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于是决定亲自驱车拜访。范蠡避而不见。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再三前去拜访。范蠡看到文种确是诚心，料定文种必然再来，就对他的兄嫂说：今天有客人来，请借给衣帽一用。过了一会，文种果然来了。二人一见如故，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后交往日益加深。当时已出逃吴国的伍员（伍子胥）派人邀文种去吴国，文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范分析楚、吴、越三国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雄之时，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霸业创立，非吴即越”。他还认为，“君子逢时，不入雠邦”，犯不着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而“失故国之亲”。因此，他建议去越国，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于是，二人先后离楚入越，受到越王允常重用，被任命为大夫。范蠡从此登上政治、军事舞台。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亡，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主持越国军政。公元前494年，勾践得知吴加紧练兵，准备伐越，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蠢认为越国实力不充足，准备不充分，时机不成熟，劝勾践改变决定。勾践不听，坚持出兵，以舟师进攻吴国的震泽（今江苏太湖）。吴军迎战越于夫椒（今太湖夫山、椒山）。结果，越军大败。勾践率残余越军退守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包围。这时，勾践方才悔悟，对范蠡说：“当初不听你的话，致遭如此失败。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认为，为了避免亡军亡国的结局，惟一的办法是求和图存，等待时机，另谋兴复。勾践采购了范蠡的方策，派文种到吴国求和。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吴王夫差允许。自此以后，范蠡先是随勾践到吴国当人质，过了三年忍辱负重的奴仆生活。被遣反回国以后，又协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越国，伺机灭吴。从公元前482年开始，范蠡以上将军之职辅佐勾践组织和指挥灭吴之战。经过六年奋战，终于攻陷姑苏，灭亡吴国。然后乘胜北进，与中原诸侯会盟，取代吴国的霸主地位，横行江淮，称霸中原，国势达到鼎盛阶段。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范蠡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根据长期的观察体验，范蠡认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如果继续留在越国，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灾难临头，于是决定辞官退隐。当越军凯旋到达五湖（今太湖）时，范蠡就婉言提出辞退的要求，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指灭吴称霸）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勾践假意挽留，软硬兼施，说：你听我的话，我就与你分国而治；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和你的妻子儿女！范蠡也态度坚决：我知道了。你实行你的命令，我照我的意志办事！勾践乐得除去一个潜在的威胁，并不追寻，同时又划分稽周围三百里为范蠡俸邑，用良金铸造范蠡塑像，装出怀念功臣的样子。范蠡写信给文种，劝他早日离开越国。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信，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将要“作乱”。勾践乘机赐剑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被迫自尽。越国赖以兴复两功臣，就这样落到了一走一死的下场。
范蠡从海上达到齐国，就定居在那里。为了表示对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怀念，改名鸱夷子皮。（鸱夷是一种鸱鸟形状的革囊。伍子胥被迫杀后，被吴王夫差装进革囊，投入江中）。他和儿子“耕于海畔”，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千万”。齐国君认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任命他为相。范蠡认为这并非好事，喟然兴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于是，把相印归还齐君，把财产散发给友邻，移居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陶（今山东定陶），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一面从事农牧业生产，一面经营商业贸易，不久又“资累巨万”，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富翁。
范蠡是值得称道的人物，他入仕能安邦定国，出仕能经商致富，可谓文才武略、通达明识、深谋远虑。他既善谋国、又善谋身、更善谋财。他能与沟践治国安邦，最后消灭吴国，建功立业。在功成名就时，能功成身退，走出自己营造的功名利禄圈，避免杀身之祸。隐居之后，经农能致富，从商能赚钱，可谓难能可贵。
4.以隐保节，遁世留青史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善于隐与善于进，具有同等的谋略价值，只善于进而不善于退的领导者、管理者，决非高明之人，而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加以机动灵活运用的领导者、管理者，才称得上高明。
朱耷（1626—1705年），谱名统林金，号彭祖，又号中桂，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在明末清初动荡的年代，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出家遁世的画僧，渐江、朱耷、石溪、石涛被人誉为“四大画僧”。尤其是朱耷，可谓是明末清初画坛上的奇才。他的绘画艺术独辟蹊径，风格独具，自成一家，在中国和世界画坛上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
朱耷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画家，这使他自幼即受父祖辈的艺术熏陶。在父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系统地学习了古人的诗、书和绘画技艺。八岁时能作诗，十一岁时会画山水，并可悬腕作米家小楷。朱耷性格内向，读书遇事善于思考，勤于探究，值心情舒畅或偶遇知己，也爱发议论，言辞幽默诙谐。他同封建时代许多读书人一样，积极寻求科举仕进之路，到十六七岁考中秀才。但他时运不济，过了两三年，明朝灭亡，“学而优则仕”的愿望，对他这位十九岁风华正茂的明朝王孙来说便完全成了泡影。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血洗江南，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是年夏，清军占领南昌。当时的南昌，是抗清斗争较为激烈的地区。顺治五年（1648年），江西提督、原明降将金声倒戈反清，清廷大规模出兵平叛，使南昌再罹战祸。战乱中，这位自叹处于“当生不生、是杀不杀”时代的落魄王孙一家老少，避居到奉新县等地的穷山深谷中，过着逃难隐居的生活。据说，朱耷曾与宁都的邱邦士合谋起义抗清未成。不久，各地组织的反清义军也纷纷失败，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面对这种动乱激变和清军咄咄逼人的现实，朱耷深感无法以武力反抗；但为了不向清帝屈服，并避免清廷迫害，他不得不和当时许多志节之士一样，以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抗，改姓易名，隐居山林，出家遁世。
顺治五年（1648年），朱耷在进贤介冈灯社落发为僧，法名刃庵、传綮，号雪个，别号八大山人，僧名还有个山、个山驴、个屋、驴屋等，参禅其师颖学弘敏（即所谓“耕庵老人”）。三年后，随师去奉新芦田建立耕香院。不几年，跟他学禅者达百余人。这时与其弟牛石慧在新建县西山洪崖筑室，侍养母亲，并在这里生活了几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朱耷离开洪崖回到南昌，结束了他十三年的僧侣生活。这期间，由于他胸中怀有难以磨灭的亡国之痛，常用他的笔来抒发泄泻胸中的郁闷和不满，表示其决不屈于清王朝的态度。他整天写诗、作画、习字、治印。避居中遭父丧、妻亡、子夭等不幸，悲痛异常的朱耷，深感惭愧，于是学他父亲一样当个“哑巴”。有一天，他突然在门上大书一个“哑”字，从此对人绝不开口说话，只做手势或用笔写。由此可以看出他深深的抑郁和苦衷。
回到南昌后，朱耷转而崇奉道教，成为一名道士，取名朱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为了长久之计，他邀集马道常、周德锋、胡德周等人在南昌东海的唐朝太乙观遗址，购买土地，建立道院。他倾其所藏，又得邻人帮助，花了六七年时间，大约在康熙六年（1667年）道院才初具规模，取名为“青云圃”。朱耷做主持，此后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一心一意经营这所道院。在这里，他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徒耕田凿井”的清贫田园生活，以求在此实现他一直抱有的欲觅一个自在场头，全身放下的愿望。但是，在过了几年还算清静的日子后，随着青云圃连同其主人的声望的提高，常有权贵涉足打扰，朱耷的日子并不安宁。为了躲避权贵的骚扰、纠缠，他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将青云圃主持让给他的高足涂若愚，自己则隐居到南昌附近几处寺庙、道观中，过着亦释亦道亦儒的生活。清泰寺、普贤寺、百花州、滕王阁、开元观、北兰寺是朱耷常去的地方，因与北兰寺的和尚澹雪交情好，北兰寺是他栖身时间较长的地方。北兰寺被毁后，他只好编结“寝歌草堂”作为栖身之所。这座草堂低矮阴暗，蓬蒿遮着门户，到处都是灰尘败叶。朱耷就是在这个环堵萧然的草堂中，淡泊孤寂地度过了他的晚年。
朱耷是明朝皇室子孙。明朝灭亡之后，他不仅有亡国之痛，更有亡家之痛，自然不会入仕清朝，而过着隐居的生活。但隐居生活，不没其才，相反却使他能专心于诗、词、字、画等艺术创作，使其才能因艺术而显世，成为清代著名的书画家。
5.避祸有方，退隐能居安
一个人的事业、功绩，发展到了非常时期，尤其要知道怎样去妥善对待、处理。即使不激流勇退，也得避祸有方。
古人说：“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所以，韩信被捕时，自我感叹地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安定了，我固然应当死啊！”这就是韩信不能激流勇退，又没有避祸方法的结局。
汉十一年，高祖亲自征讨陈的反叛。回来后，萧何曾建议刘邦杀掉韩信，这正合刘邦的口味，张良一出走，马上封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兵卒五百人，一个都尉为警卫。陈平前来拜见萧何说：“你的祸患从现在开始了！最好是让封不要接受，并出尽家财，资助军队，这样刘邦才高兴。”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果然刘邦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秋天，鲸布谋反，刘邦又亲自带兵征讨，一举击灭。萧何又出尽家产，安抚百姓，并资助军队。在征讨鲸布回来后，有人拜见他时说：“你灭族的灾祸不远了！你尊位相国，功劳又第一大，还能增加吗？然而你当初入关中，深得百姓的信赖，已有十多年了！民心归附你，你这样孜孜不倦地得民心，刘邦必然十分注意你，怕你倾动关中。现在你怎么不多买田地，低息放贷款，用以自污，这样刘邦才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刘邦听说后，十分高兴。这就是萧何采用了避灾自保的策略。
王翦作为秦始皇的大将，统帅兵马六十万，继李信、蒙恬之后，再次兵讨楚国，秦始皇亲自把他送到灞上，王翦临行前，向秦始皇请求置办田宅园池。秦始皇说：“你安心去吧，何愁贫穷呢？”王翦说：“我作为您的大将，有功劳，不能得到封赏，所以作为您的下臣，我也及时请求田地产业，好为子孙立足。”王翦兵发楚国后，又陆续派人奏请置办田产。有人询问其中的原因，他回答说：“秦王疑心重，又不相信人，现在倾尽全国将士，大权在我，我不多请求田宅，为子孙立产业，借以消除他对我的不信任。否则，等他回头清静下来，就会加害于我。”这就是王翦自保的策略。
李靖在成仙而去时，《题六和塔》诗说：“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丘。”一个人能体会到“高处险”，自然能居安思危。溢满思退，就能知足知止，淡泊藏用。要想知止，要想知足，就要不骄不矜，谨守不失。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历代之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功败垂成。稍有成功，事业稍大，便自满得意，骄矜无忌，贪得无厌，树敌无数，惰怠荒废，随心所欲，不知谨守不失的道理。要想谨守不失，全在于知止知足。知止知足，就知道创业的艰难，就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无敢无试。
所以庄子借北海之神的口气说：“懂得道的人，一定能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一定明了而随机应变；明了而随机应变的人，不会受到外物的伤害。道德崇高的人，火不能烧他，水不能淹他，寒暑不能损伤他，禽兽不能伤害他。这不是说人有意去触犯有害之物，而是说明他明察安危，对祸福的来临冷静对待，谨慎进退，所以无法加害他。因此说，不要用人事毁灭天然，不要用世事毁灭天命，不要因考虑得失，而为功名做出牺牲。牢记这些道理，就达到了反归真性的境界。”
当退则退，该隐则隐，这也是一种明智之举。居安思危、当退则退是哲人推崇备至的处世之道。它需要你认清时势，不要为了逞一时之能，把事情做到极至。如果真做到那样，就不只是犯个过错而已，恐怕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祸。奉劝那些为职者，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当进则进，该隐则隐，千万不要违背客观规律，追求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更何况，到头来极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都是为政者应该时刻谨记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