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员集中后，康迪作动员，讲形势，讲任务。凡北撤的人组织起来去兴化。凡留下的人分别妥善安排。
武北办事处的同志们听了戚拯传达的北撤指示后。说，武北地区是我们从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手中，拼着生命夺回来的土地，人民群众刚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本来是要进城参加接收的，却要撤到长江北边，离开家乡。大家思想转不过弯来。通过学习党的指示，反复讨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接着一个乡一个乡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动员。
10月间，澄西县委决定，武北地区郦琴、许云龙等同志留下坚持革命斗争。留守的同志举行了秘密欢送会，流着眼泪致欢送词，盼望北撤的同志们早日回来，并表示服从和支持郦琴的领导，继续作好党的工作。
在北撤过程中，澄西县委对没有北撤的党组织实行单线领导，暂停活动，有的动员自谋职业，对既不宜北撤，又不利坚持的少数干部，动员他们投亲靠友，资遣到大中城市隐蔽，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其中有杨益山、胡裕生、周彤法、许林生等同志。杨益山转移到上海立足，继续进行一些革命活动。到1949年4月解放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相应的工作。同时，对一度北撤，滞留在靖西江边的干部家属，亦经动员教育，分别陆续回江南本家。
征收公粮保证给养
为了减轻苏北人民的负担，补充给养，澄西县政府通过乡保长向富裕农户按田亩限期征收公粮，租田的公粮由佃户先缴，以后扣交租粮。全县收得公粮数万担，除了留下一小部分给留守人员作坚持经费之外，其余粮食全部运往靖西澄西县政府统一上交。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新四军有深厚的感情，踊跃参加运粮队，他们肩挑手推，运粮队伍络绎不绝，夜以继日地运到江边港口存放后，组织船只运往苏北。
三区区长陈新和戚振芳等在景贤乡、夏伍乡、舜山乡、滨江乡、崇文乡、申港镇、发动群众交公粮上万担，在10月下旬分批运往靖西。然后到四圩港澄西县政府报到，随之北撤。
丁桃乡乡长马纪章在三圩港组织船只运公粮，正吃饭时，群众来报告：“土匪钱老四来了！”马纪章丢下饭碗即刻开船，钱老四赶到江边，见船已离岸较远，大喊：“靠岸！”马纪章不睬，催船工快开，扯起船篷加速前进。钱老四见船不靠岸，就开枪，船被打了几个洞。马纪章叫船工躺下，用脚钩住船舵，待船开到枪打不到的地方，才站起来开船。马纪章把粮运到夹港水汪桥朱永昌家，再由朱永昌把粮过到另一条船上运往目的地。马纪章来往运五六次，才把集中的公粮运完。
由于敌情紧张，急需北撤，来不及把收缴的公粮全部运往苏北靖江，便发动乡长和积极分子将粮食拿到市上卖掉了再换成黄金银元带走。
申港镇住申港口村的宋坤法，开设渔行，掌握有七八条渔船，日伪“清乡”时期，与地下党俞迺章、王正等同志有联系，曾乘渔船出入之便掩护地下党干部往返长江南北。沿江尚未运出的公粮，恐落入敌手，宋坤法以贩猪为名，用粮食向农民收购生猪，贩运无锡、上海出售，先后三趟，出售后的钱兑换成黄金约20两，还有少量的毛线、干电池等日用品，冒险送到苏北生祠堂交给俞遒章。
兑换抗币
抗战后期，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发行流通的“抗币”。北撤后蒋管区禁止使用，持有“抗币”的群众，不但经济上受损失，政治上还可能受迫害，遭致杀身之祸。澄西县政府和其他县一样，用粮食、布匹或其他物品，兑换群众手里的抗币，保护群众利益，维护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除奸
按上级党的统一部署，为有利于留守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并使群众少受危害，由各区提出名单，经县政府批准，对极少数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坚决进行镇压。县政府直接镇压的就有“忠救军”大队长赵福金、周苟大等反动土匪头子。
护送留守干部王子达去路南
俞迺章率胡兆金的一个排在靖西四圩港，完成了上列任务后，又接上级电报：“原地待命，有紧急任务。”不几天，武南县委书记王子达来了。他是北撤到黄桥，部队在集中时接到苏浙皖特委的电报，要他带几支短枪、几支步枪、一挺机枪约一个排的武装回武南原地坚持留守。因长江已被封锁，“镇波军”正在江南“清剿”，由俞逆章负责将他们送到江南，送过铁路。俞迺章先与江南的秘密交通员马根根联系，到横林去找“黑头”（先天道）。他听说新四军武装要回去，高兴得得了，表示：“一定做好保密工作和接应工作。”马根根又与夏港大路村的老交通员徐祥荣取得了联系。1945年11月间，在马根根引领下，俞迺章率部送王子达过江，宿营在今武进县的黄岸桥附近。“镇波军”从东北面的宋家圩和武进县的郑陆桥、塘铁桥包围过来，俞迺章立刻派徐祥荣带路，向东从鹅鼻桥穿过南闸在四河口东面的殳桥刘炳德家会合，再往南穿插。敌人看到俞部有两个排的武装，吃不透情况没敢贸然冲上来，于是王子达安全到达路南。
捉放江阴县伪公安局局长卞家宝
送走王子达后，俞迺章仍回到殳桥住在刘炳德家。那天侦察到原汪伪公安局长卞家宝乘轮船去无锡，俞迺章率部在秦望山东打伏击。轮船经过，一阵机枪扫射，轮船停靠，俞迺章命人上船搜索。船上有不少人认识卞家宝，把卞抓住。俞迺章对卞说：“你过去的罪恶深重，今天不杀你，给你和你儿子留条后路，你今后多做点好事！”卞感恩承诺，便把卞家宝放了。
澄西县党政军人员的北撤，任务重，时间紧，因而俞迺章和赵逸平、王正等最后北撤到达兴化时，已是12月20日了。
2.王文生留守坚持斗争
1945年10月16日五地委会议提出留人留守的问题时，便作出决定：成立丹北中心县委，由陈云阁、康迪、高俊杰3人组成，陈云阁为丹北中心县委书记，康迪分管组织，高俊杰分管军事，属苏中二地委领导。中心县委对外称“新四军江南留守处”，陈云阁任主任；警卫大队，由澄西、武进、丹阳三县的军事科正副科长为教导员和正副队长。大队长马文钦，教导员李顺之，副大队长顾正清。丹南县张堰区委书记吴健为部队支部书记。警卫大队从军分区选留一个短枪排，澄西选留一个排，武进、句容各留一个警卫班，其余各县选留三五个人为短枪班骨干，共百余人。另设一个警卫班，还组建一个长江交通组，由原扬中县的长江交通干部何锦培、陈少荣、姚焕文3个人组成。原五地委交通站仍留下，站长为张长寿，交通通讯员为戎清成、魏长明、朱良孝、张昭昭。中心县委管辖原苏中五地委所属镇江、丹阳、武进、澄西、扬中、镇句6个县，各县均设特派员，澄西为王文生，各个县一般都配备10人左右的小型武装队伍。会后，地委书记金柯交待陈云阁，待地委北撤后，留守人员名单和组建体制，限期做好有关干部和武装集中的一切工作。陈云阁立即离开了地委机关，回到工作地点。
接着议定了各县的特派员和联络员的人选名单，其中澄西县各区有李汉平、郦琴、汪明、陈新、赵逸平、张兆生，还有一支小型武装工作队。
还规定了中心县委成员分别配警卫员和通讯员各一人跟随活动，县特派员也配置同样人员跟随活动。留守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是：“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胜利。”任务是要所有留守的领导干部选好自我坚持阵地的隐蔽支点（布置极可靠的村庄、可靠的人家，挖好地窑或砌好密室），继续动员规定北撤的干部和基层脱产人员北撤，收兑“抗币”；迅速安排好抗日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就地转移隐蔽；认真争取团结抗战有功的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收藏好未及时北运的公粮、军衣、武器、弹药、布匹等军用物资；密切注意国民党潜伏特务在丹北地区的行动，同时把地委敌工部情报科长朱顺义留下负责侦察情报工作，发现敌特，即予以打击。
1945年10月29日，地委召开丹北中心县委和各县特派员会议，金柯主持会议。首先讲明当前国内形势和在丹北坚持斗争的方针、任务和坚持留守必须遵守的原则、纪律，强调坚持原地斗争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原地活动，在万不得巳时，经过批准可暂时转移到预先联系好的地点立脚，俟情况好转及时返回原地。
当日傍晚会议结束，各县特派员立即返回本地。遵照中心县委的规定，王文生选定周金大为警卫员，下属一个武工队，队长黄鸣岐，副队长陈元度，队员有葛太芳、钱锡兴、陈展技、韩福大（以上为党员）、姚鞋宝、韩焕大等。黄鸣岐任支部书记，钱锡兴为党小组长。武器配备有快机4支、卜壳枪1支、马枪3支、手榴弹每人4个，穿便服，在正副队长率领下，活动在澄西全境。
各区的留守坚持人员为：李汉平在戚墅堰路段北，衡根兴在焦溪北，郦琴在武北留有许云龙、黄盘林、邵生大等同志，刘伯铨、羌金苟、潘宝生在郑陆桥一带，张兆生、江顺大、薛培青在利港一带。上述人员一律带短枪，着便服，留守在各自阵地上隐蔽活动。
所有人员的生活费，按照抗战时期的标准，每人每月折大米6斗，其中伙食费4.5斗，余为零用钱，作为肥皂、牙膏、草纸等费用，衣服鞋袜由公家统一定期发给。
留守组织对外统称“新四军澄西留守处”，主任王文生。留守处的任务，公开宣传执行的有三项：一是保护不能撤退的伤病员和烈军属的安全，照顾他们的利益，安定生活；二是与一批抗战时生死与共、患难相处的朋友和群众保持联系；三是处理一些大军北撤后的未了事宜。
留守处建立单线领导的秘密党组织，除李汉平、郦琴、衡根兴继续领导各自在抗战时期留下的党组织之外，余由王文生直接掌握。由于北撤前基层组织大都公开了，北撤后很不健全，王文生根据保存的名单亲自审查整理，按照实际情况重建组织关系。
3.康迪率部去丹北
澄西县委书记康迪把“陶纵”送过长江以后，又接通知到丹北大成桥，在段家桥附近与金柯联系，金柯告诉他：五地委已改为丹北中心县委，陈云阁任中心县委书记，你任组织部长。又交待办好三件事：一是布置澄西坚持留守的组织机构、负责人员等；二是在澄西县总队挑选一个排的精干武装带去中心县委；三是其他人员都交给俞迺章带领上兴化。康迪立即返回澄西把事办好。挑选一个排的武装，排长陆汝耕，3个班25个人。机枪班长邓锡坤，步枪班长陆定芳和徐顺正，每班8人；事务长朱绍良，战士有曹桂生、陈佩度、钱锡林、张岳明、黄木金、陈金生、张仁坤等。